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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化的發(fā)展呈現一個由平淡規(guī)整到多元鮮活的歷史過程，此間轉折以弘治、正德之際為界。區(qū)別于明朝前期，中后期民眾的文化生活在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背景下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文化活動變得愈益豐富多彩，文化的平民性、商業(yè)性和娛樂性特征表現得愈益鮮明。同時文化內含啟蒙特性鮮明，反傳統、反封建的早期啟蒙思潮風起云涌。作為文化歸結時代和變革過渡時期，明代中后期文化變遷特點顯然不僅僅就是如此，其具有鮮明的融合性和沖突性相當引人注目，需要進一步闡述。

一、明朝中后期文化融合性顯現

立足于相對穩(wěn)定的封建統治和廣泛中外交流等歷史條件，明朝中后期民族、區(qū)域文化和官民之間文化深度融合，建構著中外科技文化廣泛融通匯聚體系。

1.民族和區(qū)域文化融合明朝廣闊的國土具有統一政權，加之自洪武時期就開始明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經營和管轄，統治者恩威并施，邊疆總體相對穩(wěn)定，促進民族文化融合。明代東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區(qū)域性與民族性的特色，但是總體是通過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是通過朝貢、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實現的。除漢字和漢文典籍外，漢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繪畫、建筑、禮俗、宗教、祭祀、舞樂等方面。但少數民族與漢兩種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漢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施以影響時，少數民族文化也對漢文化產生了一些影響。明代除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有著廣泛的文化交流外，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經常進行各式各樣的文化交流。例如蒙古族文化對滿、藏、維等族文化就有重要影響，藏傳佛教對蒙古、滿、納西等族文化也產生了相當影響。與此同時明朝中后期區(qū)域文化融合同步推進。明代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十分突出的，延續(xù)南宋以來形成的文化格局，并基于定都南京，造就明初政治文化中心繼續(xù)在江南。后續(xù)成祖遷都北京皇權北移定位于紫禁城，大量江南官員入京，分屬南北方官員同朝為官，加之同期漕運的通航，尤其中后期全國商品經濟流通的加快，這種地域文化間的互動也愈來愈快，這時候江南的文化與燕趙的文化在有更多融匯。民族和區(qū)域文化融合交叉影響推動文化創(chuàng)造，應用新的文化形式造就許多新的文化產品，豐富文化多樣性，有利于區(qū)域和全國文化的繁榮發(fā)展。

2.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公元14至16世紀，人類歷史上發(fā)生了空前規(guī)模的大航海，東有中國鄭和的航海，西有歐洲的環(huán)球探險，為推進中西交流創(chuàng)造條件。與明朝前期鄭和下西洋和大批中國人移向南洋以中國文化更多地影響東南亞國家不同，明朝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流開始大規(guī)模展開。伴隨著耶穌會士大批來華，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耶穌會士在向中國傳布天主教的同時，也向中國傳布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知識，包括天文學（含歷法）、數學、物理、火器技術、機械工程、地理、醫(yī)藥等科學知識，也帶來西方人文學科知識，有語言學、音樂、繪畫與建筑等藝術以及屬于哲學門類的邏輯學等。從歷史情況看，早期接近或擁護天主教的主要是以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韓霖等為代表的政治上的新派人物，他們又大多是科學家或技術家，對傳教士夾帶進來的科學技術有著很高的評價。他們具有官府背景，且具有科技基礎知識，依此得以拓展視野，融通傳統科技與西方科技文化，推進明朝中后期科技成就的取得，一批中國古代科技史和文化史上的鴻篇巨制如朱載癱的《樂律全書》、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的完成得益于此。同期傳教士也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使得歐洲更好地了解中國，讓中國傳統文化在歐洲產生相應的影響。

3.跨階層文化流動和融合其一官民文化融合演進。區(qū)別明朝前期官民文化壁壘森嚴，明朝中晚期官民文化區(qū)別減少，多層文化的貫通互動明顯加強。明初官民文化還具有相對較強的封閉性，官民不同文化之間具有比較鮮明的文化分野。但是明朝中晚期下層文化從備受漠視中發(fā)展崛起，文化的層間互動也隨之而加劇。在當時文化中，最上層的文化是宮廷和官僚階層文化，以官員為主體的官方文化在文學領域采用文體是“臺閣體”?！芭_閣體”的書法和詩文，文辭和格式華麗，但是模式化明顯，內容空泛。其他文化領域如禮儀、建筑繪畫、服飾等也是相對刻板和模式化，空洞乏味、枯燥僵化、沒有生氣。明中葉以后，江南手工業(yè)和商品經濟發(fā)展，與之相關的多樣化有趣味的民間市井文化漸漸的繁榮。這時候的官僚文人士大夫們被豐富多彩、有生活趣味市井文化吸引，對民間文化進行再創(chuàng)造，文化消費達至雅俗共賞，例如民間說唱作品被士大夫們作為再創(chuàng)作的擬話本，經過改造的民間戲劇、民歌和繪畫等進入仕紳和官僚乃至宮廷生活空間加以展示。小品文、小說和其他相對世俗化的藝術作品受到關注。官民文化和雅俗文化基于文化創(chuàng)作主體、文化消費內容乃至場所混同交錯發(fā)生相當程度的融合。其二士商文化融合推進。明朝中后期社會價值觀轉型明顯，重利輕義價值觀得以許多人共同認同，以文化的商品化和利益化為媒介，士商文化融合推進。由于“重義輕利”、“重本抑末”觀念深入人心，官員、士大夫爭先恐后經營牟利。一般的儒生士子，也跟風棄儒經商，或者是亦儒亦商，歸有光曾慨嘆道：“雖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游于四方?！保鳎w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有些人直接“賣文博食”和“售畫致富”，依托文化營銷致富。在此背景下士大夫和儒生文化創(chuàng)造定位是疏世、抗世、適世并存。另一方面商賈巨富為了取得功名，追求體面，或者骨子里還有儒家價值觀影響，他們以商業(yè)利益為基礎努力實現士民化，尤其有一些經營文化行業(yè)商人。他們實現轉化途徑是本人或者子孫參加科舉，或者捐納，求得爵位和官位，由此他們在一定程度接受仕紳傳統理學理念之時，也給士民階層帶來商業(yè)和利益理念，影響士民階層觀念變革，由此推動士商文化融合。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影響政治生態(tài)格局和文化發(fā)展。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表明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結果之一，金錢和權力一樣有了相當影響力，傳統的等級制度部分地被金錢所打破，于是文化領域出現了士大夫們所不愿意接受的百姓們的僭越，傳統等級影響力衰變。官民和士商等級差異因為共享文化成果等而被相對淡化。以往許多地位卑賤的藝人子弟，通過營利提高了經濟地位，身價頓時倍增，有的竟躋身于士紳之列，由此打破了傳統等級的限制，而且導致了文人士大夫們與社會下層的進一步接近，這也就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舊的政治體制，對于封建專制的統治形成沖擊。另一方面依托權力商品化和文化利益化，商人實現儒化和士民化，推升明朝官場腐敗。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使得文化創(chuàng)作主體更加多元，文化成果更加豐富，提高文化鮮活度，文化滲透性更強。當然明朝中后期文化商品化也拉低了文化品味。文人儒生創(chuàng)作特別關注市場所需，思考市場文化導向，過分強調滿足市民生活趣味，其結果是低俗文化畸形繁榮。

二、明朝中后期文化沖突性和矛盾性突出

明中晚期傳統封建文化已經是日薄西山，因為商品經濟的繁榮與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相伴而生新的文化因素破土而生，代表官方正統思想體系的程朱理學依托封建專制體系為了維護其一家獨大的格局，極力反對新思想，彼此較量激烈。晚期西方近代文化的傳入，又使這場文化沖突平添變數。中外文化交流有融合，但是畢竟是兩種類型文化，沖突不可避免。加之明代中后期士人喜歡新奇特思想，都想各立門戶，喜好爭論，相互攻擊。這樣，中西交錯、新舊對沖，文化論爭對立性強、沖突性大，交鋒持續(xù)，就構成了明代中晚期文化一個鮮明的特點。

1.社會主導價值觀對立明確中后期江南、東南和華南區(qū)域手工業(yè)和商品經濟快速發(fā)展，局部經濟結構轉型推動社會結構的變動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變遷，形成社會新舊價值觀對峙和拉鋸。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戴震、顏元等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反思批判程朱理學，針對理學家的禁欲主義、重義輕利、存理滅欲、圣人權威和皇權至上，提倡主體性，鼓吹個性自由，認同人的欲望合理性，要求重新調適價值關系，提出義與利、理與欲、群與己的有機統一平衡，希望社會尊重個人利益、價值和欲念。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人們的主體意識開始覺醒，人們紛紛沖破傳統價值觀念的束縛，但是堅持封建禮制和傳統倫理道德官僚士大夫反擊非常猛烈，他們要努力維持等級秩序和宗法關系。核心價值觀變換同時引發(fā)社會價值觀變遷，社會心態(tài)流行棄本就末，重利輕義，逐利拜金，去簡從奢，引申造就形成奢靡浮薄之風與敦厚儉樸之風、重商去農和重本抑末等對峙。因為堅持封建專制政體的帝王和官員擔心等級秩序和已經定型政治格局被沖擊，對消費領域奢靡風氣和對農業(yè)被忽視痛心疾首，嚴厲斥責，彼此爭論不斷。

2.學術和文學領域理學和心學、實學紛爭明代的學術領域理學紛爭，在文化史中最令人矚目。明學發(fā)達，但是理學中的派別之爭也極為紛繁復雜。他們強調格物致知，突出超越的道德理論的價值，立論甚高而不切實用。至王守仁理學一統的局面開始被打破，心學崛起。王陽明的理論是“知行合一”，價值追求同道德實踐整合了起來，認為“以絕世之資，唱其新說，鼓動海內”為封建統治者“破心中賊”，但它的反傳統精神意味濃厚。王守仁之后，王門心學分化為多派交爭。其中泰州學派的肯定人的欲念合理性，主張個性自由“，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望”。推動高揚主體地位的思潮勃興，影響深遠。當然明朝帝王和封建衛(wèi)道士對此是視為異端，殘酷鎮(zhèn)壓，泰州學派許多學人被迫害致死或者充軍。伴隨學術爭論，文學領域紛爭不已。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士大夫在明朝中后期先后三次發(fā)起文學復古運動，展開對明初“臺閣體”等批判，針對臺閣體重理而輕文采的弊端，他們突出文章對真情實感的表達，同時希望多應用漢魏盛唐時期的優(yōu)美文學形式技巧。這三次文學復古運動既包含價值觀之爭，也是文化審美趣味取舍轉換。三次復古派觀點有別但是總體是呼應思想界呼喚主體意識和追求自由，配合學術領域沖破理學一統天下格局，在審美趣味方面是希望實現情理、意象、詩樂有機統一，有漢唐古典意味，反對宋代以來理學家唯理至上的文學立場。明代中期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如丘?、呂坤等認為理學陳腐空疏、道學家游談無根，主張“實學”、“實行”、“實政”，主張“實心”任事，注目于習行踐履之功。這股實學思潮，促使許多科學家進行田野調查，重視觀察和試驗，在科技領域完成許多技術創(chuàng)造和科學巨著，而且還推動一批有作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進行政治和軍事變革。倡導實學的士大夫還身體力行開辦書院、監(jiān)修宗祠和重視水利建設、鹽法以“濟世”、“救民”“、利國”“、益民”。但好景不長，士人們走向社會關注民生的舉動被官府認為是博取民心，是撼動統治權的危險舉動，所以在嘉靖年間實學被朝廷斥為“偽學”、“邪說”禁止傳播，后期還被禁講學、毀書院，士人階層的社會積極性極度受挫。至晚明基于王守仁死后他的門徒或補救師說，有些流于“狂禪”，變得空疏，于此黃宗羲、以徐光啟、宋應星、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為代表的思想家，對心學的空疏學風提出批判，提倡“經世宰物”、強調“篤行”的學風，認為“唯實學可以經世”，倡導經世致用之學，積極入世。

3.耶與儒、釋、老論戰(zhàn)完全異質的西方文化經由傳教士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旦大規(guī)模接觸，自然引發(fā)了激烈的論爭。與本土有官府背景科學家歡迎接受傳教士帶來的科學知識不同，對于傳教士主導性工作即以天主教歸化中國和精神控制中國，當時縉紳官僚尤其是中下層官員秉持堅定的理學立場是堅決反對基督教教義和理念。為了捍衛(wèi)道統，他們紛紛動筆對傳教士的理論進行討伐，與利瑪竇、艾儒略等西方傳教士展開論戰(zhàn)，編撰《圣朝破邪集》，主張“夷固不即滅儒也”，但是當其“爪牙備，血力強，一旦相與蹲素王之堂，咆哮滅之，予小子誠為此俱”堅持以傳統儒學的綱常理論反對天主教理論，否認作為超驗性實體的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創(chuàng)世說。佛、道之士參與其中，佛教徒著《天說》、《原道辟邪說》、《天學初辟》、《誅左集》等，對天主教進行了猛烈攻擊。各方對天主教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疑慮重重，對傳教士四方布道且頗有成效激烈反對，最終引發(fā)了以南京教案為標志的排斥天主教運動。明朝中晚期文化領域激烈沖突顯示文化的變革和過渡，推動文化發(fā)展。這些激烈的反封建思想為召喚民眾反對君主專制提供思想儲備，推進社會進步。文化的激蕩交鋒，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全面反思和系統總結，表明古老中國文化的轉型，為未來社會文化的變革尤其是近代社會文化變革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養(yǎng)料。

明朝中晚期文化復雜的震蕩沖突體現時代文化對立和文人內心與行為的沖突，引發(fā)文化人分化異變。由于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狀態(tài)難以達到瓦解封建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力度。與之相對應新的文化因素，也難以戰(zhàn)勝舊的文化，雙方的斗爭呈現長期對峙拉鋸的狀態(tài)，在新與舊、破與立的掙扎中徘徊，體現了專制皇權政體和思想理學一統天下與局部商品經濟發(fā)展、繁榮萌發(fā)新思想之間存在的嚴重對立，文化精神領域普遍性分裂，各文化主體內心的矛盾困擾，導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識分子分化明顯，去向復雜多元，士人傳統上的三綱五常修齊治平分化為在官僚階層只明哲保身，在布衣只就守本分，或者歸隱入禪，閉門讀書，或者在野諫言。

作者：陳藝婷 單位：武漢市第六中學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