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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下中國各大學的通識教育方興未艾，通識教育的發展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門和教育實施機構的相當重視。然而，國內的專家提起通識教育，往往推崇哈佛、耶魯，卻恰恰忽略一個重要事實，現代中國不等同于西方世界，中國人的通識教育是否應該由中國的教育人通過深入思考和有益探索，立足于中國實踐和傳統文化的傳承來實現。

關鍵詞：大學；通識教育；素質教育

關于大學的本質，古今中外均有精辟的論斷。我國古代早在《禮記大學》中就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樣的經典論斷。盡管那時所謂的大學與今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迥然不同，但是其重要闡述了強調人的發展。近現代開啟中國教育先河的蔡元培更是認為大學有兩大任務，一是對科學的探求，一是個性與道德的修養。這恰恰與通識教育中提倡的在道德、人格和智慧層面，培養學生的基本素養、養成健全人格的思路不謀而合。本文就是帶著通識教育在我國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未來的思考展開的。

1通識教育理念的由來

通識教育起源于西方人文教育傳統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也曾被翻譯為自由教育。它最早始于古希臘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等哲學教育家，后正式出現在羅馬時代，原意指適合于自由人而非奴隸的教育，同時也包含了培養通達智能而非專門技術的寓意。當時的羅馬處于奴隸社會，作為自由人既是統治階級，也是有閑階級。博雅教育使學習者成為具有自由心靈的人，能夠思考和追求美好人生，并對于自身在社會的定位。其中，心靈解放是博雅教育中的核心部分。自由和博雅體現了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傳統的精髓，也是西方教育傳統的主線。近代科學教育先驅托馬斯赫胥黎對博雅教育進行了全新解釋，推動發展了博雅教育觀念。他指出，在學校教育中，自然科學課程和人文科學課程應該保持平衡，忽視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確的，都將會給理智發展帶來損害。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在20世紀初進步教育時代開始時，重新將博雅教育定義為：社會中每一成員都應該接受教育，這一教育將釋放個人才能并因而促進個人幸福和個人社會價值。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一詞最早出現在1883年的《北美評論》上，強調共通科目學習的重要性。1945年哈佛委員會報告《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時通識教育觀念深入人心，奠定了發展基礎，傳播到世界各國。

2中國最早的通識教育

19世紀末中國飽受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欺凌，國內仁人志士發起救亡圖存運動，當時學習西方法政制度成為了唯一選擇。為此，我國開始引進西學，興辦新式學堂。在當時無論是在戊戌維新變法時期，還是在清朝末年的新政改革時期，興辦新學堂都被列為重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奠定了中國興辦的第一批大學的基礎。然而，當時作為從事構建現代中國教育體系的精英群體，對于西方教育體系的完整性、豐富性、復雜性，缺乏理性的認知，盲目推崇技術性知識的傳播，卻忽略了西方教育中還包含的與古典保持連續性的人文科學內涵，一味專注于現代技術性知識的傳授，直接導致了中華文化的傳播出現了肢解和斷層。近代中國第一個完整的現代教育體系是張之洞領銜設計的癸卯學制，方案中提出要貫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強調中西學問兼學的實施方針。新設置的學堂必須注重誦讀、研讀經典，便于養成學生人格，傳承中華文化。由此也開啟了現代中國的通識教育意識。遺憾的是張之洞的以上主張并沒有被認真對待。其實，我們的傳統教育也旨在養成君子，之中以包含著通識教育理念。新學堂的現代技術性教育對傳統教育產生了全盤沖擊，使我們的傳統君子養成教育體系面臨著中斷的危險。為此以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實踐為代表的通識教育人士，懷著對傳統秉持溫性和敬意，積極在現代中國實施通識教育。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高等教育學習和借鑒了前蘇聯的專才教育培養模式，實行了長達幾十年各行業實用技術人才培養模式。大學在課程設置上，大量增加自然科學等實用技術課程，卻忽視了人文精神的傳承。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開始滋生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政府、企業、學校均意識到狹窄的專業訓練模式已經不能應對社會發展帶來的挑戰，對于專才教育培養模式提出了強烈批判，國家社會開始強調勞動者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從而也引發了20世紀末高等教育文化素質教育改革的實施。

3現代我國通識教育的發展

進入了21世紀，我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方興未艾，在多方的呼吁下，很多大學開設了通識教育課程。盡管各個大學的理念不同，模式有別，效果也各異，但是通識教育理念的興起和實踐，可以使中國的大學教育更趨向完善。也讓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認識到，大學不但是傳授技術性知識，還應當擴大學生的視野，介紹知識的全面性，養成健全人格，要為新時代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壯大承擔起自身的責任。其中，北京大學在建校伊始就將“造就通才，發明新理，傳承文化”作為辦學宗旨。北京大學堅持著“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特征為通識教育的貫徹實施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北大現行通識教育的實施主體是通過通選課的設置旨在建立拓寬基礎，強化素質，培養通識的跨學科人才的基礎教學新體系，力圖引導學生從本科教育的最基本的領域中獲得廣泛的知識，讓學生了解不同學術領域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思路，從而為能力和經驗各異的大學生提供日后長遠學習和發展所需的方法和眼界。清華大學自建校開始，辦學理念適時更新，從梅貽琦提出的“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到21世紀提出的“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辦學模式，從根本上影響其通識教育的實施。清華大學通識教育發展在教育理念上呈現全人教育導向，其課程設置也呈現多元化注重知識的均衡性，教學上采用閱讀經典名著的方式實施嚴格的精品課程評價標準。清華大學長期以來堅持探索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對清華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進行了不斷調整，2014年成立了專門實施通識教育的新雅書院。復旦大學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對通識教育進行探索，提出了要積極借鑒國際上大學教育的先進經驗，嘗試“通才教育”，并在2005年成立復旦學院，率先在國內實質性地推進通識教育方案。復旦學院探索大眾人才發展模式，所有復旦大學錄取的新生都在復旦學院接受為期一年的住宿學院式通識教育。逐漸形成“1+3”通識教育分布模式，即一年通識教育加三年專業學習。復旦學院強調校園和學生價值，不但注重科學和數學，也注重人文和社會，屬于折中主義價值取向，是中國大學中的一種“核心+分布”模式。中山大學多年來不斷探索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培養高素質優秀人才的有效途徑。在長期的人才培養實踐中，中山大學注重以人為本，踐行通識教育理念，完善課程建設，著眼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在多年實施文化素質教育基礎上，從2009年開始在全校推行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計劃。為了探索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精英教育模式，中山大學創辦了一所精英化學院博雅學院。力圖通過通識教育這一杠桿不斷推進和完善中山大學本科教學體制改革的機制創新，正真達到“厚基礎，寬口徑，利交叉”的本科教學體制，全面提升學生的整體素質。總之，目前在我國大學開展通識教育探索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定收獲，也積累了相當程度的經驗。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經位列全球第一的背景下，積極探索中國大學今后的通識教育之路，為國家培養擔負起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新時代建設者，必然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

4中國特色的通識教育之路

當下通識教育的興起，源出于對西方，主要是對美國的進一步學習和模仿。學者們發現美國名牌大學正是用通識教育來承擔起養成學生的健全人格這一職能，不少學校直接模仿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模式，卻存在明顯的缺陷，缺乏對于中國文化自覺。很明顯一名美國學生應當具有的視野，與中國學生不可能完全相同。都是培養健全的人格，中華文明中提倡的深刻內涵也不會和美國文明一致。所以，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應當擁有中華文化的自覺。在201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立德樹人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構建了一套成熟的道德價值體系，形成了豐富的道德規范體系和道德教育理論。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應當樹立中國文化主體意識，傳承中華文明，擴展和深化中國價值和中國文化，這是大學的文化責任。當西方世界推崇“紳士”，和中國人尊敬的人格典范“君子”兩者既有相通之處，也一定有所不同。因此，只有立定了中國文化主體性，中國的通識教育才有了“靈魂”，也不會成為另一種知識的傳授。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大會上指出：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中創造和延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中華文明即君子文明，君子是中國人心中的完美人格典范，是中國文明延續、擴展的主體。具有中國文化自覺的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就是養成“中華文明的現代君子”。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是一個民族立世之本，也是推動民族發展的內在動力。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今天，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如何充分發揮中國的文化影響力作用，大學通識教育教育就應當延續教育傳統，將養成現代君子作為奮斗目標，為現代社會培養具有中華文化自覺的領袖、精英，大學通識教育要承擔起為民族謀復興的文化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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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重鈺 單位：天津商務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