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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文以氣為主”，主要著眼于文學要與作家的品性對應，作品要反映作家個人特質。從歷史淵源來解讀“，文氣說”中的“氣”，顯然是引用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氣”這一傳統物質概念。自春秋戰國以來，一些早期的唯物主義先哲們認為世間萬物的基本構成都是“氣”。他們把“氣”定義為宇宙萬物的本源，人類的生命也起源于這種神秘的物質，故《禮記•樂記》說“氣盛而化神”，《列子•天瑞》說“氣”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這也就是莊子在《知北游》中所說的“：通天下一氣耳”，“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皻狻奔热灰呀浬仙秊槿说纳驹?，那么人的聰明才智與“氣”的盛衰有關也是天經地義的。因此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中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將浩然之氣與孟子本人的雄辯大才結合起來，認為“氣”是可以以善養的方式來寄存的。那么什么樣的“氣”才是“浩然之氣”呢？就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里孟子把“氣”之盛大與儒家的天地之德聯系起來，并且認為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漢末晉初，一股品評人物的清議之風非常盛行“，氣”之剛柔、強弱自然也作為一個普遍標準廣泛用來評定人物的容貌、體質、性情、賢愚，而且這就是所謂“人稟氣于天，氣成而形至”，“人稟氣生，性分各殊”?！皻狻弊鳛楫敃r社會的主流推動力，已經產生了其普遍性的影響力，成為當時文學創作領域的一種時尚和潮流。曹丕提倡的“氣”就作家本身來看主要指“氣質”，表現在個人創作的作品中即是風骨。在這里曹丕已經不經意間化解了古代文論的一個重大問題，即作品的風格與作者的品性的對應關系。

首先，曹丕劃時代地將“文”與“氣”結合起來，將文學作品的風格看為作家個人的情感體驗，這一見解無疑是非?？茖W合理的，包含了辨證的自然唯物主義因素。文藝學家普遍認為“，風格就是人”“，文如其人”作品的風格特點必須聯系作家的精神面貌才能理解，而不能僅僅看為形式技巧問題，這是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在風格方面的重要分歧之一。當然，反過來說，曹丕的觀點也稍顯表面，他沒有看到作品形成的時代因素，沒有提及作品的社會因素與作家個人素養之間的聯系等。而且，過于強調了“不可力強而致”，把風格形成神秘化，認為“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那么，根據這種說法人們唯有懇求上天賜福，自然之人是無所作為的了。這就不可避免地墮入先天決定論的泥潭，并且帶有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色彩。其次，因為強調文章的氣質，所以對于作家的素質修身就格外看重。因此曹丕本人異常憎惡文人之無德行。在他著名的《與吳質書》中尖銳地指出“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同時力推徐干“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也”。有些人曾據此認為曹丕和曹操主張德才不必兼備一樣，主張“文行不相掩”。從這段話的上下文意可以看出，曹丕反對的正是“不護細行”，稱許的乃是“懷文抱質”。我們不能拿曹操的《求賢令》來推演曹丕。再次，由于“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所以在創作上曹丕堅決反對模仿，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批評上也相應地反對個體的“祥和之風”。曹丕“文以氣為主”的文藝理論也為后世文學流派的形成及演變奠定了理論基礎，它強調了作家的人文品格，對于作家不同的創作特點和風格給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認同，這些都對魏晉南北朝后世文學的繁盛起到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發展開辟了前進的方向，后世的著名文學家，例如，陸機、劉勰，鐘嶸等人正是沿著他所創設的文學發展之路砥礪前行。《典論•論文》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成就，也完全可以說是“不朽之盛事”。曹丕的第二個重要貢獻就是反對“文人相輕”“、貴遠賤近”和“向聲背實”等一系列文學惡習。首先，他反對的是“文人相輕”的積習。《典論》開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逼鸪修D合，隨之分析這一陋習產生之原因“：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后面他還談到“：又患暗于自見，謂己為賢”。曹丕從作家和作品兩方面揭示了“文人相輕”的錯誤以后，進而提出審己以度人的方法作為彌補之良方。這就是說，正己先正人，人們首先應自我批評，只有自身正方能去品評他人即批評，這樣才能達到心悅誠服，互相體諒的目的。對于千百年來“文人相輕”的錯誤指斥，這是曹丕的創見，他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試圖從認識根源上說明這個問題。當然，他還沒有能夠深刻揭示出“文人相輕”的社會原因。我們知道，舊時代的作家們，都把文學看成個人的事業，有的甚至把文學看成追逐名利的敲門磚。這樣就使得文人之間的厚薄輕重的競爭，是一定利害關系的反映，甚至是政治角逐的手段。故而“，文人相輕”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封建剝削階級的思想作風。盡管這些曹丕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到，但他的批評對于當時的文章之風來說，還是起到了針砭時弊的作用，對于后世乃至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

其次，他還指責了“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的不良現象。所謂“貴遠賤近”，從時間上來說就是厚古薄今。兩漢以來，很多文人泥古不化。西漢時期桓譚對此就提出過批評，《全后漢文》卷十五引其《新論閔友篇》說“：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王充更堅決反對過厚古薄今，其《論衡•齊世篇》說“：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須頌篇》又云“：俗儒好長古而短今，信久遠之偽，忽今近之實?！辈茇Ю^承了這個優良傳統。他曾經寫過一篇《周成漢昭論》，反駁當時人們認為周成王勝過漢昭帝的說法，這種進步的歷史觀，與他在文學批評上注重現實的傾向是一致的?！跋蚵暠硨崱敝饕桥u迷信權威的消極思想和脫離實際的虛無主義的不良傾向。例如，劉勰所指出的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這個問題也頗有現實意義，今天的我們仍然不可不注意。曹丕還批評了中國古代“文人相輕”的弊病，提出“審己以度人”的科學批評論。曹丕較為中肯地分析了“文人相輕”這一頑疾產生的原因，指出其根源是作家、批評家的認識存在偏差，僅做到“知己”，卻沒有做到“知彼”。一方面，對自己長處“善于自見”，而對別人的長處和優點卻視而不見；另一方面，表現出對自己短處視而不見，對別人短處卻視而易見。“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作家并非百科全書，絕不可能擅長各種文體的寫作技巧，持有所長也勢必有所短，往往以自己所長輕他人所短。解決的辦法即“先己后人”，要首先從自我出發自我批評，審察自己，然后再衡量別人，要有正確的批評態度。

曹丕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劉勰認為曹丕文才“去植千里”，鐘嶸認為曹丕文屬“中品”，這些帶有個人偏見的指責，其著眼點在于曹丕的某些個人品格，并沒有以寬廣的胸懷站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高度對其做出客觀而公正的評價。曹丕一生異常喜愛文學，著書立說，領導建安文壇帶來了建安文學創作的欣欣向榮局面。李白稱其為“文中之骨”，嚴羽則稱之為“建安風骨”。他上承《詩經》、《楚辭》，下啟唐宋詩新運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綜上所述，曹丕的《典論》打破了魏晉以來的哲學虛無思潮，奠定了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新格局，是中國真正獨立的文藝理論的發端。尤其是他的“文氣說”和反對文人惡習的兩大貢獻在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瓦解了漢末統治文壇的迂腐觀念；總結了建安文學的成功經驗；開創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之先河。他昭示了以儒學為精魂的經學時代暫時告終，文學理論批評由側重研究文學的外部規律開始轉向文學自身內部規律的發現和探索。

作者：張海峰單位：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