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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樹王》: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觀
阿城的小說《樹王》寫于剛剛結束不久的80年代初期,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在中國的大地上演了一出出征服自然、破壞自然的鬧劇,毀林開荒,對大自然的破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部小說就是反映知青盲目毀滅山林的故事。小說講述一批知青到云南的一個小山區插隊,要將滿山的樹砍掉、燒掉,種上“有用的樹”。當一座山上所有的樹都砍伐殆盡,只剩下被當地人稱為“樹王”的大樹,當地人奉為神靈,知青李立抱著革命和破除迷信的思想去砍樹,遭到當地被稱為人間“樹王”的肖疙瘩的反對。在隊長與知青的共謀下最終將“樹王”砍倒,人間“樹王”肖疙瘩從此染病,最后悲涼死去。按照他的遺愿,將他土葬在大樹“樹王”的地方。誰知一場暴雨肖疙瘩的棺槨竟被沖出,最后無奈火化,仍葬原處,在肖疙瘩墓地的周圍長出了一片能治刀傷的白花。從故事的構建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部小說中所體現出來的就是對人類一味以“中心主義”自居,不顧生態的平衡對大自然進行肆意的破壞。小說中,知青李立是革命意識形態的代言人,他崇信革命意識形態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信奉革命功利主義,凡是與己不合者一概斥之為封建迷信。而民間人物“樹王”肖疙瘩卻葆有赤子情懷,他保護森林和樹木,看似沒有什么高深理論,只是出于一種樸素信念,相信樹也有生命,大自然也有生命,人與大自然的生命息息相通,其實這是一種理性精神的體現。奇特的是,當樹王被砍倒,森林被毀,大自然生靈涂炭時。與大自然的生命有著隱秘聯系的肖疙瘩也郁郁而終。這無疑暗示著人與大自然的生死與共。那種民間樸素的生態意識也就把知青李立所信奉的輕狂而膚淺的革命功利主義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可以看出李立代表的是不顧生態環境,只顧滿足人類的占有欲、征服欲的“人類中心主義”。這種不計后果的反生態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在文中遭到十分嚴厲的批判的。這種批判是伴隨著疑問和反抗逐步推進的。在《樹王》中,樹王“肖疙瘩”以其樸實、敦厚、強勁象征著有深刻底蘊的大自然,而以李立為代表的部分知青象征著對大自然的破壞力量。文本一開始,通過“肖疙瘩”的話就開始了反思。他對山林中現存的動物的評價是:“快不有了,快不有了。”通過肖疙瘩的這句話我們已經能隱約地感到,人類破壞生態的步伐已經開進了這片還保留有原始生態的地方。小說通過它進一步提出疑問和困惑:“那為哪樣要砍樹呢?……只是漸漸不能明白為什么要將好端端的森林斷倒燒掉,用有用的樹換有用的樹,半斤八兩的賬算不清,自然有些懷疑怨言。”,這種疑問和困惑含有一種反思的性質,生態意識的萌芽在肖疙瘩的內心萌生,以一種樸實的鄉土情懷對大地的固有環境的完整性進行關照,在反思的基礎上更帶有一種批判精神。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的高潮是李立要砍到樹王時,“肖疙瘩”與李立的抗爭。李立認為“樹王”占了大面積的土地,而且沒有經濟價值,應當砍掉種上有用的樹木,肖疙瘩反問“這棵樹沒有用嗎?……我看有用。我是粗人,說不來有什么用。可它長成這么大,不容易。它要是個娃兒,養它的人不能砍它。”
而李立則不顧人與生態環境的血脈聯系,忽略了人的生命和自然的統一與完整,以一種孤立的思想,割裂了生態的整體性,肆意地認為“人定勝天”,對自然的改造可以按照人的力量隨心所欲。象征大自然的“人間樹王”以痛徹心扉的言辭對這種破壞生態的惡劣行徑進行了有力的抗爭,將人與自然融為一體,賦予自然以生命———“是個娃兒”,“一些作品采取了寓言的方式,……賦予作品中的動物以靈性,使自然界中物與物的關系人格化,從而寄托深刻的環境倫理。”其實在小說的結尾,作者同樣賦予自然之物以人格化的象征:“火將山頂漸漸圍滿,麂子慢慢跪了前腿,頭垂下去。大家屏住氣,最后看一眼那麂子,不料那生靈突然將身聳起,頭昂得與脖子成一豎直線,又慢慢將前腿抬起,后腿支在地上,還沒待大家明白,便箭一樣向大火沖去,蹚起一串火星,又高高地一躍,側身掉進火里,不再出現。”麂子的縱身火海已經使自然生命化、人格化,在這些人格化的植物(大樹)、動物中,以一種極端的象征寓意,強烈地體現出自然與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對自然的破壞預示著對人本身的破壞。“人格化”所蘊含的生態意識是對自然生態的捍衛,抗爭人類對大自然進一步的盲目征服。胡志紅在《生態文學的跨文明闡發與全球化生態文化構建》一文認為生態文學的作用是“它致力于全面清理反生態的人類思想、文化、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了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危機,尤其是對建立在‘以人制天’,‘以物制人’的極端功利主義、工具理性的現代工業文明進行徹底的批判。”《樹王》在小說的結尾,用痛惜的文字給我們訴說著毀林燒荒帶來的慘狀。“燒過的山上的木炭被雨水沖下來,黑黑的積得極厚。一條山溝里,終日彌漫著酸酸的味道,熏得眼睛流淚。雨住了,大家上山出工。一架山禿禿的,尚有未燒完的大樹殘枝,黑黑的立著,如同宇宙有箭飛來,深深射入山的裸體,只留黑羽箭尾在外面。大家都有些悚然。”
這是一種懲罰性的明示,理性的批判精神昭然若揭。這部寫于80年代的作品,從文本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所預兆的生態危機,這種生態危機在今天已經變為了現實。土地的荒漠化,沙塵暴,旱澇無常等等人類醞釀的惡果在肆虐。生態文學通常“為其主題所框定,作品多采取悲劇的形式,‘將有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通過美好事物和美麗自然的無情毀滅,呼喚人們充分認識自然本身的價值,在實踐中尊重非人類的自然物和各種生命的存在權利,摒棄對大自然不負責任的態度。”小說正是以悲劇的形式示人,滿山的樹木被砍伐一空,象征大自然的最后堡壘的“樹王”也被無情的砍倒,麂子葬身火海,人間樹王肖疙瘩也在絕望中死去。通過這樣慘痛的悲劇使人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呼喚人與自然的和諧共進。作品告誡人們,為了一時的利益而肆意掠奪自然,只能得到自然無情的報復,要想擺脫已經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只能走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之路。”或許正如劉瑞英所說,《樹王》所體現出的生態價值,就是提出了人與自然相處的方式—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重要性。阿城小說的代表作《樹王》,通過知青盲目毀滅山林(當然這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與主人公“人間樹王”肖疙瘩不惜犧牲生命保護大自然中的樹王進行強烈對比,嚴厲批判了不顧生態環境,只顧滿足人類的占有欲、征服欲的“人類中心主義”,充分展現出呼吁建立人與大自然生死與共、和諧相處關系的生態意識。這種狀態就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平衡狀態。阿城的小說就是通過這樣的表現,對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追求,呼喚綠色的自然家園、人類精神家園的回歸。
二、《孩子王》《棋王》:“自由人性”與“天人合一”的生態意識
《孩子王》也是阿城的一部代表作,曾被陳凱歌拍為同名電影。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阿城所追求的文化訴求是對人性自由的追求,對束縛人的思維模式的一種批判。小說中作為知青的“我”去山村教初三畢業班。面對的是束縛人的、死板的教學方法,學生沒有書,抄書背書,可是到作文時卻漏洞百出。“我”改變了教學方法,不去講授死板的課文,讓學生在大自然的實踐中學習,學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卻引來教育主管部門守舊勢力的反感,最終以違背傳統的教學方法而被開除。但是卻與一個有著自然天性的學生———王福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孩子王》里的教師“我”,這種淡泊、超脫,才體現出了對自由人性的追求。通過這種對精神自由超脫的教學方法的運用,通過文中的“王福”這個憨厚的學生形象,巧妙地表達出擺脫束縛,對自由天性追求的呼喚,這一點也體現了阿城小說對生態觀的另一種解讀。
作為阿城的成名作《棋王》,很多論者都注意到了它所蘊含的道家文化底蘊,而道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一種樸素的生態意識。在《棋王》中,王一生在那個生存環境惡劣的年代,以兩種方式來求得生存,并實現生命的意義,“吃”和“下棋”,“吃”是物質生活,體現莊嬋的養生之道,“下棋”是精神生活,體現超脫物質的精神理想追求。小說通過王一生的“吃”和“下棋”所要達到的理想就是人與環境的和諧統一,渾然一體,從而體現出在一個慌亂的年代所具有的精神超脫———恬淡與虛靜。《棋王》所傳達的生態觀,在筆者看來最關鍵的就是通過這種精神層面的“天人合一”思想,告訴世人,“清靜無為”與“奮發進取”這兩種精神狀態和諧的統一在“天道”與“人道”自由和諧的狀態中,這樣可以使人達到一種精神世界里的生態平衡。在阿城的小說中不光“三王”體現出了明顯的生態文學思想,在其他小說中也有明確的表達。小說《樹樁》中的李大爺,在大肆破壞環境砍伐樹木的年代,隨著一架架山林的消逝,自己的“歌子”也隨風而散,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化作了一段“樹樁”,在這里,李大爺也是人與自然一體的象征。李大爺以生命作為警鐘,對自然生態的破壞進行控訴,體現的是阿城對生態的追求。在其筆記體小說《遍地風流》中,展現的是邊地樸素的民風習俗,在一種自然狀態的描寫中,透露出阿城對生態意識的訴求和表達。無論是對景物和人物的描述,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都表現得充分自然。在《遍地風流》中景物大多靜謐、深邃、悠遠、迷人,人物剽悍樸實,有著大自然的粗獷的性格。《峽谷》中的“一世界都靜著……森森冷氣……似谷里出了什么不測之事,把大樹唬得跑,一跤仰翻在那里”。但是主人公們在連大樹都被唬跑的深山峽谷之中,卻能若無其事地騎馬、喝酒、吃肉。在這里人與自然在精神上和諧統一。在《洗澡》中也有著人與自然樸實之美的和諧。洗澡追求的是一種清潔的境界,是人與自然親近的一種最好的表達方式。這些樸實的生命之美在其他小說中也有展現,《溜索》里的馬幫首領和漢子們,《湖底》里的小伙子,大多強悍、豪爽、精干,洋溢著生命的偉力,有著崇高美。與大自然的潔凈清爽相應成趣。在《遍地風流》中我們可以看到人與峽谷、人與大江、人與草原都有了一種相互感應的生態美感,這種美感是“主體融入客體,或者客體融入主體,堅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顯著差別,從而達到個人與宇宙不二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平衡狀態。阿城的小說就是通過這樣的表現,對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追求,呼喚綠色的自然家園、人類精神家園的回歸。
作者:周思輝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共畢節市委黨校文化與社會發展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