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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漢時期。現實政治生活中的辟雍與太學

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等根據武帝的詔書，提出建設太學的具體計劃：“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漢武帝接受建議，西漢太學建立。西漢中后期，太學的規模和影響呈日益擴大之勢。辟雍是周代的大學教育機構，作為追尋周代精神而起的機構是在西漢后期儒學全面向政治滲透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成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結果因成帝駕崩未能成行。平帝時王莽專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漢很快被王莽所篡，新朝國祚短暫，辟雍在西漢存在的時間很短。

東漢建立后，儒學在皇權的支持下落實到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太學、辟雍很快在洛陽修建起來“建五五年，乃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太學和辟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電子版《后漢書》中查詢到辟雍出現69次，太學出現109次。我們知道，周的文化精神雖是漢政府效仿的對象，但是建立在家國合一，宗法血緣之上的禮樂制度已經消失在春秋戰國的戰火硝煙之中。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漢代文化建設雖重視禮樂文化傳統，但內容和形態上都與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決定漢代的大學“太學”與周代的大學“辟雍”有著本質的區別，表現在實際的運作中兩者地點分離，兩者各自具彼此不能替代的功能。

1兩者各自有獨立的建筑。“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并傳至今”。這則史料明確地表明了在東漢。太學和辟雍是作為兩個機構存在，各自有各自的建筑。太學先建成，辟雍后建，但是兩者有著密切的關系。《后漢書·明帝紀》注釋中引用《續漢志》的資料講到在舉行養老禮時的程序：三老、五更“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太學和辟雍擁有各自的建筑，太學的標志建筑是講堂，辟雍是禮殿，兩者有一定距離，但是距離不會太遠。考古的遺址發掘也證明了兩者是互不統屬的建筑：王仲殊《漢代考古概說》中繪制的東漢都城平面圖上，兩者在都城外東南方向，相臨而建，辟雍在太學南。考古報告指出：“太學的遺址主要有兩部分構成：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周圍東西長約200米，南北寬約100米：另一部分在它的東北約100米處，南北長約200米，東西寬約150米。明堂和辟雍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在平城門和開陽門外約1000米處，辟雍在東，明堂在西，相距約150米”。

2兩者各自有獨立的功能。三國魏國名臣王朗談到漢代歷史說：“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襟所以祈休祥”；晉朝紀瞻也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東漢時，辟雍主要的功能是舉行養老禮和大射禮。《漢官儀》記載“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人。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后漢書》中記載的明帝、和帝、順帝在辟雍中的活動是舉行饗射札、養老禮。《白虎通·辟雍》：“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十九云：“案鄉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為鄉射之宮者，鄉與饗通，即詩大雅靈臺孔疏引韓詩說所為春射秋饗也，依其說，則辟雍為天子大射之宮”。辟雍中的典禮儀式一方面起到教化民眾的作用。同時作為皇帝施政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意識形態建制的一部分，它通過象征性的儀式突出皇權的至高無上。上面引用《續漢志》的資料中三老、五更到辟雍后：“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幾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醑。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在整個程序中，皇帝處于尊位，從象征尊位的阼階進禮殿；象征社會生活中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只能從賓階進入禮殿。之后的講經更是耐人尋味：“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皇帝正坐講經，意味著皇帝即是君又是師擁有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力，經學大師只能如弟子一樣聽講問難，絲毫沒有一點為君師的特權。

光武帝時戎馬未歇，就著手修建太學。順帝時修繕太學“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幾乎每位皇帝都要親臨太學，視察工作，并且給予太學師生各有等差的賞賜，以示優容。太學在東漢的功能主要有

一、為政府培養行政人才。“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建議在太學設立后得到了實施。通過考試選拔，博士弟子進入行政系統。東漢時隨著太學人數的增多，政府從太學選拔人才的路徑越來越廣：東漢初太學的考試設甲乙兩科；質帝時，規定不再分科，歲試只取高第“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桓帝時，廢除了取官的名額限制，以通經多少作為錄用遷升的標準，并更定課試辦法，兩年一試。

二、太學是全國的學術中心。這里匯聚了著名的經師講學論道，趙翼在《陔余叢考》中專門列出“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為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后，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議郎蔡邕、張訓等正訂六經文字，刻成熹平石經，立在太學的講堂外，作為經書的標準版本，“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

二、東漢時期，人們思想觀念中的辟雍與太學

如上所述，辟雍、太學在兩漢是各自具有獨立地位的機構。然而，在東漢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兩者卻被混而為一，主要表現是用辟雍指代太學。

王充《論衡·骨相》篇中有“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公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我們知道，漢武帝時辟雍還沒有營建，王充所指只能是西漢的太學。蔡邕在《明堂論》中明確地指出兩者是異名同實：“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日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日太廟。取其尊崇，則日太室。取其向明，則日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日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日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史晨碑》：“臣伏見臨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筆者以為此“璧雍”并不是指洛陽的辟雍是指洛陽的太學。學校師生祭祀先師的禮儀稱為釋奠禮：“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圣先師。及行事，必以幣”。《禮記·學記》載“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學禮的祭品只有野菜、錢幣而已，東漢時祭品升格為太牢。《乙瑛碑》載太常祠曹掾馮牟和史部玄答復司徒司空的詢問：“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圣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大司農給米祠”。光武帝“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章帝“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孔子雖是萬世師表的圣人，但沒有政治地位只能是“素王”。祭祀的儀式不是如養老禮一般由皇帝親自主持，而是“乃命有司行事”，《乙瑛碑》記載主持祭祀孔子的是大常丞監祠，既體現尊師重教的圣意，又不失至高無上皇權的威嚴。另外。在《乙瑛碑》中“故事辟雍禮未行，辭先圣師”明確的說明了辟雍禮與祭祀先圣的釋奠不是一回事。查閱《后漢書》、《漢官儀》等典籍，辟雍內舉行的典禮主要是養老禮和饗射禮，并不見祭祀孔子的禮儀，這應該不是文獻記載的疏漏。所以，史晨所見的天子臨雍，應該是在太學內命有司祭祀孔子。

從蔡邕著名學者觀念以及記錄著當時語匯的碑刻和王充的著作中，我們可以得出符合邏輯的推測：辟雍即為太學的思想應該存在于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觀念中。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漢代辟雍、太學的興建都是為實現教化民眾的目的。東漢政治、社會儒學化的過程中，太學、辟雍分別以不同的形式發揮教化的作用。太學內研習學問緊密配合為維護皇權的禮制建設的需要。“夫太學者，禮儀之宮，教化所由興也”東漢建立之初的太學。在五經教授之外，另一項主要的教學任務就是禮儀的學習和實踐：“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日：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三雍宮修成之后就由明帝主持的一系列禮儀被用于實踐，莊嚴肅穆的儀式中包含了尊君、尊老、尚賢、尊經的豐富內涵和象征意義，由太學和辟雍共同完成的儀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是空前的“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所影響面之廣遠遠超出太學本身的教育。二是意識形態的強大力量。辟雍為太學是儒學思想中的概念，東漢時期隨著儒學在東漢政治社會中霸語權力地位的確立，成為不證自明的常識。儒家思想中關于辟雍的認識在《白虎通·辟雍》有集中的體現：“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雍也，雍天下之殘賊，故為之辟雍也”，辟雍不僅是教育的總綱，也是大學的稱謂。《白虎通》是具有封建法典性質著作。我們知道當某種觀念一旦和權力結合在一起，而這種權力又是絕對龐大，占據統治地位，控制主流話語，即是這種觀念與事實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完全能夠自證自明，成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合法性。

三、魏晉以來，人們觀念中的辟雍、太學

魏晉以后，戰亂頻繁、典籍散亂，加上經學衰廢、世族門閥制度興起，辟雍和太學建制逐漸沒有嚴格的區分，這一方面是東漢以來人們思想觀念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則強化了這一觀念。《三國志·魏書》載齊王三次在辟雍行釋奠之禮。西晉時兩者分開，釋奠大學，饗禮在辟雍。《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五引晉尚書大事太常王彪：“魏帝使有司釋奠于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泰始元康，釋奠大學，不在辟雍，泰始五年，二行饗禮，皆在辟雍，不在大學。是則釋奠于大學，行饗于辟雍，有晉已行之準也。”兩者在政治生活中結合非常緊密。1931年河南偃師縣西晉太學遺址出土的《西晉辟雍碑》記載了晉武帝和太子先后五次I晦辟雍舉行大射禮和鄉飲酒禮，還記載皇帝考察學生、獎賞太學師生等事跡，碑陰為立碑的四百多名太學博士和學生的名字。從這通碑中，我們已經很難分辨兩者的不同了。

南北朝以后，學校教育繁榮發展，辟雍建制缺失。唐朝歸崇敬因辟雍禮闕，上疏請求重建舊制：“古天子學日辟雍……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百官們“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為由，拒絕實施。直到宋徽宗崇寧元年辟雍重新營建，此時，辟雍已經完全是學校的建制，是接納州學上舍生升舍的貢士之學，相對與京城內的太學稱為外舍：“凡州學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貢入辟雍”。《選舉志三》在后人的思想觀念中，漢代辟雍即為太學的觀念更加根深蒂固。元代馬端林的《文獻通考》中，辟雍被列在“學校”子目。他對有關辟雍的疑問已不能找到答案：“辟雍，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不過令其授學。而擇其通藝者擢用之，未嘗筑宮以居之也。…豈即辟雍?或另一所邪?”。之后，一些著名學者如王船山、戴震、黃以周、余嘉錫就此問題專門撰文對辟雍、太學的關系進行考辯。指出兩者的區別。但在強大的習慣觀念面前，他們的聲音終是曠古之音，沒有起到以正視聽的效果。

四、結論

正是東漢以來人們在觀念上將辟雍、太學混而為一，以辟雍指代太學，才會有晉灼將辟雍擁有的射禮功能作為判斷太學是否存在的標準。如果晉灼指的“太學”就是“太學”的話，這一論斷只能是個偽命題，因為前提是錯誤。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到，晉灼所說的西京無太學的“太學”，有指稱“辟雍”之意，在晉時人們的觀念中兩者沒有區別，這樣晉灼之論也可以說是“西京無辟雍”。受此思想觀念的影響，辟雍最顯著特征即對空間面積的要求影響了后人對太學的判斷。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篇中指出：“教之為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于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三代時期，政教不分、政教合一。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混沌合一的社會要素不斷發展增殖，其內部各方面逐漸顯示出各自的內部法則和外部聯系并成為相對獨立的部分。原來附著于政治中的教育，在經過了春秋戰國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以及士階層的強大之后，逐漸顯示出自己獨立的特征，與政治逐漸分離“其后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太學與辟雍的分離，正是教育顯示其自身屬性的表現。當然，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教育與政治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而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論文關鍵詞：太學與辟雍的關系思想觀念大學教育

論文摘要：有關西漢太學設立的時間，自古及今爭訟紛紜。本文認為，東漢以降太學、辟雍關系在思想觀念上糾纏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在東漢現實政治生活中，兩者雖在目的、功能上有部分重疊，但地點上分離，各自擁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兩者卻被混而為一，以辟雍指稱太學。此觀念對后世影響深遠。太學與辟雍的分離，是教育日益顯示其獨立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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