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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崔浩的經學、史學成就

崔浩在《上<五寅元歷>表》中稱“：太宗即位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尙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由此可見崔浩于經學用力極多。崔浩所著大多已不可考，可見于典籍明確記載的有《周易注》《漢記音義》《女儀》《食經》《五行論》五種《。周易注》可見于《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記載，計有十卷，至朱彝尊編著《經義考》時已經佚失，唯有《魏書•張湛傳》保留有部分序言《。漢紀音義》為崔浩注《漢紀》之作，可見于新、舊唐志，計有三卷，至顏師古時已不可見全本，后亡佚《。水經注》《一切經音義》《切經音義》《史記正義》、顏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李賢注《后漢書》《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路史》《史記索引》等諸書對其均有引用，今可見注疏內容包括地理、掌故、用語等多個方面。《女儀》為儀注類，不見于史志本傳，僅有佚文一段為《初學記》《白帖》《歲華紀麗》《太平御覽》《賓退錄》等書轉引，內容涉及婦人習俗制度，全書內容疑大略如此。《五行論》據《魏書•律歷志》記載為崔浩所著，《玉海》亦載此事《。初學記》卷十七引用同名書，疑是此書。《食經》見于隋志與新、舊唐志，隋志將其歸于醫方家《，齊民要術》《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農書》《農政全書》等書對其多有引用，全書已佚，其序可見于本傳。體現了經世致用的思想傾向。［2］崔浩的作品大多都顯示出強烈的經世致用的傾向，至于崔浩的純文學創作則罕見記載。魏收評價崔浩“不長屬文”可能主要是因為這方面的原因。《食經》是一本介紹食品加工與儲藏的專著，實際是由崔浩的母親盧氏口授、崔浩整理而成的。崔浩在《食經敘》中稱創作《食經》是為了紀念他的母親。而實際上，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饑荒常常發生，極大地威脅著各個政權的穩定。明元帝神瑞二年，就有一次幾乎迫使北魏遷都的。從現存內容來看，《食經》所記載的食品的采集、加工與儲藏，對于國家的經濟、民生有著重大的意義，有助于維護北魏國家局面的穩定。崔浩在留心典章制度之余，對于實用性的技術也有廣泛的涉獵。《論諸葛武侯》一反大部分史傳對諸葛亮的正面評價，中心論點是諸葛亮占據天時地利人和，卻屢屢失策，最終不能奪取天下，不堪盛名，表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崔浩對諸葛亮的評價雖未必公允，卻可以看出當時士人普遍的重事功的心態。

2崔浩與北魏文人群體

北魏歷代君主均極為重視經學與史學，這固然與北魏承襲自十六國的文化慣性有關，但也與北魏政權特殊的性質有關。早期漢化程度較淺的北魏皇族已經開始了對儒家經典的主動學習。道武帝立國之初即下詔“：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兇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拉近自身與前代漢族政權的關系，明確自身政權的正統性。道武帝從經史兩方面入手“，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余字，號曰《眾文經》”，重構服務于自己的經學體系“；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余卷，編年次事”，整理記錄鮮卑族的歷史。明元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于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諸經史，該洽古義。”太武帝在下詔征召士人時引用《詩經•小雅•鶴鳴》和《易經》中的“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5］這說明當時北魏統治者對于儒家經典的通曉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北魏自道武帝時就開始了關于北魏及鮮卑史的修撰，但前期鄧淵并未能編纂成書。太武帝登基后，北魏國書的編寫在崔浩帶領下重新開始《。魏書•崔浩傳》“：神麚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其中晁繼、范亨、黃輔史傳無載。高讜為高允從父，編纂國書時任給事。鄧穎生平可見于《史通》“，安定鄧穎，彥海子也，官中書侍郎”，為道武帝時修國書未成的尚書郎鄧淵之子。在崔浩身邊，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人群體，這個群體當時在文學和政治方面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崔浩本人一直在有意識地建構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人集團，編修國書則為崔浩建立士人集團提供了便利。

神麚四年，高允被征召入朝之后也加入了史書編修團體。高允與崔氏家族淵源頗深，早在少年時代高允就已為崔宏所看重“。后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在編纂史書的過程中，高允與崔浩在歷法的計算上產生了分歧。崔浩經過一年的計算，發現高允的算法是正確的，于是在眾史官面前公開認錯。高允正直寬厚，崔浩下獄后仍然據理力爭，耿直敢言，以一己之力避免了大批無辜人員受崔浩牽連而遭太武帝屠殺。高允在經史和文學方面著述頗豐，《魏書》本傳記載著有《左氏公羊釋》《論雜解》《毛詩拾遺》《議何鄭膏肓事》等共百余篇，其作收為《高允集》，今已亡佚不可見。高允作品現存只有十三篇文章、四首詩，多為應制之作，散見于《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畿輔叢書》《漢魏六朝十三名家集》《漢魏六朝名家集》等書，被收錄于《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崔浩奉明元帝之命為《周易》作注，在序中特意提到“：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見稱于西州。”張湛早期家貧，崔浩常常給予資助，并與之唱和贈答。段承根早有文名，但為人卻不被世人所重，“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崔浩在舉薦士人時常常與北魏統治集團產生齟齬。某一次他“推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甚至為此與太子拓跋晃產生了爭執。崔浩試圖“齊整人倫，分明姓族”，規定氏族高下，恢復漢魏以來的門閥制度。士族門閥的重新確立表面上看是傳統望族清河崔氏鞏固其既得利益的手段，而本質上可以看作是以崔浩為首的漢族文人為爭取其社會與政治地位的一種嘗試。太武帝時“，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李敷出自趙郡李氏，盧度世出自范陽盧氏，均為傳統高門。崔浩不只要恢復門閥制度，更“著書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跡，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可見崔浩的最終目的是要恢復儒家的傳統政治體系，以此對抗北魏繼承自鮮卑族的部落貴族議事制度。崔浩重新確立門閥制度，為高門望族入仕提供了便利，同時對于寒門士人崔浩也在積極地提攜。高閭就是經崔浩舉薦得以入朝為官的，高閭本名為驢，后依崔浩意改為閭，由此可以判斷高閭出身不可能為望族。高閭后來文名與高允并稱，并稱“二高”，因善文而名列《魏書•儒林傳》。除高閭之外，應該還有大量士人因崔浩獎掖得以仕進而未被史傳收錄。雖然崔浩為建立漢族士人集團進行著不懈的努力，但在當時北魏胡漢分治的大環境下，漢族士人只能擔任缺少實權的職位。崔浩個人偏執的行事風格也逐漸與鮮卑舊貴族勢力產生摩擦。最終矛盾激化，崔浩被借國史案滅族。國史之獄后，除了與崔氏有姻親關系的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被族誅外“，有司按驗浩，取秘書郎吏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以崔浩為中心的文人集團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幸免于難的文人也都開始噤若寒蟬，遠離政治中心，時時為自身性命憂慮。張湛為了免禍，將他與崔浩贈答的詩文全部焚毀，閉門謝客。宗欽和段承根則受牽連被處死。游雅《魏書》本傳記載“征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高允在《征士頌》中稱自己“不為文二十年矣”。張偉則“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為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通過頻繁的出使和遠仕，盡量遠離權力斗爭的漩渦。直至后來孝文帝親政，力行漢化，北魏文學才有所恢復。同為清河崔氏的崔光、崔亮雖然得以回歸北方，繼續傳承家學，但不再像崔浩那樣試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取而代之的是與時俯仰，唯以遠災避禍為重。

作者：張翰單位：上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