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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眼觀看的延伸

隨著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社會的到來，經濟活動的運行和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將城市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區域空間，大致上可以分成公共空間領域和私人空間領域。在公共空間領域不難發現，隨處安裝著電子監控設備，比如早期就投入應用的，街道十字路口安裝的“電子監控設備”，人們很形象的將其稱為“電子眼”，它充當著“電子警察”的作用，監測著車輛的行駛過程，捕捉車輛的違章視頻信息，預防司機的不文明駕駛行為。

（一）電子監控設備的追溯空間監控設備被俗稱為“電子眼”或“視頻監控系統”“閉路電視監控系統”“電子警察”“空中之眼”等。空間監控系統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上個世紀40年代的西方，最早作用于軍事安全和防備，后應用于監測交通情況，了解高速公路及橋梁使用情況。在英國，監控系統被稱為閉路電視，是指“利用攝像頭將畫面信息傳遞至特定區域內監視器的一種監視系統。”[1]在我國，大規模使用監控系統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

（二）電子眼是人眼的延伸人們獲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過“觀看”，從傳播學家對于受眾的研究中可見端倪，大眾傳媒的接受者不在于被動地“觀看”媒介獲取信息，而是在主動地“觀看”尋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換句話說，大眾傳媒的接受者對于信息是有選擇和篩選的。大眾傳媒根據觀眾的選擇需求反饋，投其所好制作信息內容。人們的視線在觀看時，要受到社會文化認知和自身的素養需求相制約。故現實主義美學傳統中指出“攝像機不會撒謊，可撒謊的人在擺放攝像機”，不同的是，電子眼不會選擇要記錄什么，規避什么，而是忠實地“目不轉睛”的記錄著發生的一切。前文提及人的眼睛，由此聯想到前蘇聯的電影蒙太奇學派理論家維爾托夫，他提出了電影的攝像機應該像人的眼睛一樣去客觀記錄生活實景。在這里，監控設備的安裝猶如維爾托夫提到的“眼睛觀”一樣，像人的眼睛一樣在“注視著”人們的動機和行為。麥克盧漢曾經說過，“媒介即人的延伸。”意為大眾傳媒使人的感覺能力得到拓展。“電子眼”類似麥克盧漢提及的大眾傳媒的延伸力，它延伸了人眼所能注視到的限度，彌補了人眼觀看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人們運用技術的力量縮小了人為監控的空間大小，而又無限制延長了對該空間監管的時間長度。

二、視覺文化隱藏下的權力生產

（一）“觀看者”遮蔽下的權力福柯用觀看的目光來揭示隱藏在視覺文化下的權力運作模式。他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到了18世紀對于罪犯的處罰形式，一種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對于身體的血腥鎮壓和暴力執法的儀式景觀，用來震懾震撼在場的普通大眾，來規范他們的行為，達到社會秩序的合理穩定。另一種處罰的方式融匯于英國學者邊沁對于環形監獄的設計理念中，在環形建筑的中心位置設置瞭望塔，而建筑的四周被監獄的牢房所包圍，瞭望塔中有遮蓋物遮蔽，四周的牢房則被分割成為各個單間，面向瞭望塔的一端和面向外面的一端均有一扇窗戶，這樣的一種環形建筑被福柯成為“視覺機器”。通過這樣的設計使得罪犯的一舉一動均處在“陽光之下”，沒有一絲的黑暗角落可以遮蔽他們，瞭望塔中的人可以通過面向瞭望塔的一扇窗戶對于罪犯進行監督。牢房被制造成為各個單間也很巧妙的隔絕了罪犯之間的交流，即便是一個最普通的眼神交流，使得他們在心理上孤獨無援。福柯解釋道，由于瞭望者和罪犯所處位置的不同，造成了權力的極為隱蔽的不平等。在瞭望塔中的監視者，由于有遮蓋物的遮蔽，可以隨時隨地地監視四周各個牢房，關注他們的一舉一動，處在四周各個牢房的罪犯顯然不會知曉誰在對他們進行監視，何時他們在被監視著，或者他們到底有沒有被監視著。很顯然的是即便瞭望塔中沒有人或者這個人此時并沒有監視罪犯，處在四周各個牢房中的罪犯也不敢輕舉妄動。瞭望塔中的監視者由于有遮蔽物這層外衣，得到了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這樣的權力的不對等。縱觀如今的社會生活，我們處于無所不在的電子監控設備所編織的蜘蛛網之中，原來在安保森嚴的高級寫字樓、高級住宅區才會安裝的電子監控設備，已然遍布于城市生活的大街小巷。將電子監控設備等同與福柯所描述的環形監獄也不為過，電子監控設備的實質也是一種“全景敞視主義”下的“視覺機器”。電子監控設備背后的那雙眼睛正是在監控設備這樣的技術遮蔽物之后，來注視著過往人們的一舉一動。人們不知道機器的背后會不會有那雙眼睛，以及那雙眼睛是否每時每刻都在注視著，人們總是信以為真的相信機器的背后總是有那雙眼睛在窺視著，即便這樣也會不自覺地規范著人們在公共場合的行為秩序。

（二）“被看者”的自我監督筆者依稀記得加拿大學者大衛•萊昂曾指出，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實質就是生活在電子眼之下。可見如今的生活誰都不能免監。隨著技術的發展，高清監控視頻畫面、360度旋轉監控設備的發明，使得福柯所提到的“全景敞視”成為可能。在技術的遮蔽之下，透露出的看與被看之間的權力不對等觀念，體現在被觀看者身上的是自覺的“遵守”，是源于對身體的觀看繼而滲透于心的規訓，通過個體的遵守達到社會秩序的合理穩定。比如在住宅區的監控設備，總會有標語提示“你已進入電子監控區域”，此時的電子眼取代了人為的監控目光，杜絕了人眼的視覺監控疲勞，延伸了人眼所能觀察到的范圍，過路的行人也不確定此刻監視器的后面是不是有那么一雙眼睛在注視著你，但他會在內心提示自己，并且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為，他的這種對于身體的“規訓意念”，不是監視器以及后面的那雙眼睛所賦予他的，而是他自己給予自己的監控，自己給予自己的一種強有力的注視目光，自己的意念把自身的行為舉動規訓起來。傳統社會中對于人們的規訓是建立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血腥暴力的處罰，達到對人們感官的震撼而后規范行為的威懾作用。現如今，是一種更加理性看似合理的內化于靈魂深處的規訓作用，通過個體對于自身的自我監督、制約維持社會的秩序。如前文所述，是以一種看不見的“權力的眼睛”的自我注視。“因為現代社會創造了許多關于眼光的規范，確立了許多審美的、科學的、理性的觀看原則，這些原則制約著每個人如何去看，也決定了他看到什么，或者說喜歡看什么，對所看之物給予褒貶評價等等。”[2]學者周憲的這段話，充分地概括延伸了隱秘下的權力規訓觀念。

三、結語

福柯將這種隱蔽在遮蓋物之后的眼睛稱之為“權力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權力的眼睛”無所不在，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公司辦公間里全景敞視式的一覽無余，在超市銀行中對于顧客的監視等。“由于視覺技術的發展，視線已經從人的肉眼日益轉向更加精確、可以記錄的視覺技術，從望遠鏡到監視器，從紅外攝像機到數碼圖像技術等等。”[3]從人的肉眼到機器的眼睛，超越了時空的限制，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二維合一，沒有視覺疲勞，不用算計報酬。在技術發展的前提之下，幻化成“權力的眼睛”自我規范著。

作者：彭冬卿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