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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菲弗爾視翻譯為改寫，提出翻譯行為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而是要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的掌控。事實上，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并不簡單是一個被動行為，而可能是幾種力量的斗爭之所。伊格爾頓更是認為，文學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政治話語的體現。不過，他并沒有把文學視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應聲筒，而是提出了作者意識形態、審美意識形態等多種概念。這幾種意識形態之間有合作也有矛盾、分裂與斗爭。從這個角度來說，把文學作品從一種語言置換為另一種語言的文學翻譯，便不會僅僅是主流意識形態掌控的產物，而有可能和意識形態展開合作、對抗、控制與反控制等等活動。但是，當前國內的翻譯意識形態研究多是對勒菲弗爾翻譯意識形態研究的驗證性研究，涉及二者之間這種張力關系的研究，在國內并不多見。基于此，本文試圖整合勒菲弗爾與伊格爾頓有關意識形態的思想，以著名詩人、翻譯家穆旦的詩歌翻譯為例，來探討意識形態和文學翻譯之間的張力關系。

一、意識形態與文學翻譯間的張力關系

勒菲弗爾指出，翻譯不僅是語言層次上的轉換，更是譯者對原作所進行的文化層面上的改寫。改寫主要受兩個方面的限制: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不過這二者的作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簡括地說，意識形態與翻譯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單向的掌控與被掌控的關系;主流詩學與翻譯之間則為雙向的限制與反限制關系，不過后者這種張力關系的方向要取決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主流意識形態，伊格爾頓稱之為一般意識形態。

在《批評與意識形態》(CriticismandIdeology)中，伊格爾頓提出了一般意識形態、美學意識形態、作者意識形態、文本意識形態等一系列意識形態范疇［1］。這里，我們主要關注一般意識形態和作者意識形態這兩個概念。伊格爾頓指出，在任何社會形式當中都存在一種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它由一套連續性的價值話語組成，反映個體從屬于社會狀況的經驗性關系。它的作用是維持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伊格爾頓把它稱之為“一般意識形態”。所謂“一般意識形態”其實就是由各種意識形態所組成的支配性的總體，而不是意識形態一般性的抽象或者是意識形態的典型形態［1］。伊格爾頓有時也用“霸權(或統治)意識形態”(hegemonicideology)來指稱一般意識形態。說到底，一般意識形態就是社會中用以維持社會結構的各種社會觀念的整體，任何社會形式都需要有自己的一般意識形態以維護它的存在［2］。

作者意識形態指作者被置于一般意識形態這一符號秩序的特有方式，這一置入是由作家的出身、性別、宗教信仰、階級、民族、時代環境等諸多因素決定的。作者意識形態是一般意識形態在個人身上的獨特體現。不過，由于個體經驗的具體性和情感性，任何一般意識形態都不可能將其完全抽象化和符號化。換言之，由于作者意識形態的具體性，盡管他啟用的話語是一般意識形態給予的，但他本身所具有的自身的負載性和特殊性，往往會使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試圖改寫主導話語。就此而言，他在對一般意識形態進行審美加工時必然充斥著矛盾與分裂。也就是說，可以把作者的文學創作視為一種作者意識形態與一般意識形態的合作或對抗［3］。

具體到翻譯而言，譯者也并不一定簡單臣服于一般意識形態的支配，而可能會把翻譯視為與一般意識形態的斗爭之地。通常在一般意識形態允許的情況下，譯者會通過翻譯國外的新的文學形式來改進本國主流詩學。不過，在譯者不贊成主流意識形態所支持的主流詩學的情況下，他也可能會依從個人意識形態的召喚，通過翻譯去實現他改進主流詩學的努力。當然，這種實現可能會以一種折中或隱蔽的形式展開。如果把作為改寫的翻譯也視為一種創作的話，我們可以把一般意識形態(或者說主流意識形態)與文學翻譯之間的關系歸為以下幾種。

(1)一般意識形態和詩學對翻譯的有意識掌控;

(2)譯者對一般意識形態和詩學的主動迎合或者后者對前者的潛意識掌控;

(3)譯者試圖通過翻譯調和一般意識形態與個人意識形態對詩學的不同要求與期許;

(4)譯者試圖抵制一般意識形態，依從個人意識形態(即伊格爾頓所謂作者意識形態)的審美需求。

鑒于意識形態與文學翻譯之間有合作、制衡、抵制、對抗等復雜關系，下文將通過分析著名詩人、翻譯家穆旦的翻譯歷程，來進一步探究意識形態與文學翻譯之間的張力關系。

二、意識形態對穆旦翻譯的影響

穆旦的翻譯作品經歷了出版高峰和嚴禁出版兩個極端，但其個人的翻譯行為卻一直沒有停止，這在一定層面上體現出個人意識形態與一般意識形態的博弈關系。

(一)意識形態的有意識掌控對穆旦翻譯活動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外交上采取“一邊倒”的政策，在經濟、政治和文學觀念上都全面吸納蘇聯經驗，中國文學界對蘇聯文學界的各種思想也是全方位接受。從引進的文學作品數量上看，建國后十七年中翻譯出版的蘇俄文學作品約占該時期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總量的一半以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穆旦在1953年剛回國不久所翻譯的蘇聯作家作品都得以很快出版，如蘇聯文藝理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以及屬于主流詩學認可的積極浪漫主義詩人普希金的許多詩作。此外，由于當時還沒有“歷史問題”纏身，在蕭珊、巴金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翻譯的拜倫、雪萊的詩歌作品也得以順利出版。1953年到1958年短短五年間，穆旦出版的譯著共計17種。遺憾的是，在被錯判為“歷史反革命”后，穆旦為主流意識形態所“摒棄”，他的翻譯作品自然失去出版機會。穆旦精心翻譯，歷時11年(1962－1973)反復修改完成的《唐璜》，雖然得到了編輯的認可，但由于當時的形勢局限，在出版社一放就是五六年，直到“”結束后的1980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穆旦的另一部譯作《丘特切夫詩選》早在1963年就寄到了出版社，出版社珍藏了二十年，直到1985年才得以出版發行。由此可見，出版社作為主要的贊助人，它的出版行為主要取決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或一般意識形態，而穆旦的翻譯行為，也因一般意識形態的掌控，經歷了出版高潮和嚴禁出版兩個極端。

簡括地說，一般意識形態的有意識掌控會影響譯者的翻譯選擇和翻譯作品的出版。當一般意識形態將穆旦劃入對立陣營后，他所從事的文學翻譯行為便失去了“發聲”的機會，他的翻譯作品也進入嚴禁出版階段。不過，在一般意識形態許可的條件下，穆旦向一般意識形態靠攏的努力會促成其譯作的大量出版。

(二)穆旦翻譯活動對一般意識形態的主動迎合

正如上文所述，剛成立的新中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學觀念上都全面吸納蘇聯經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渴望回到祖國懷抱，不愿在美國做“二等公民”的穆旦，積極采取多種措施了解、認同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1953年穆旦回國之初，便著手翻譯了代表當時蘇聯文藝界主流觀點的文藝理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穆旦選擇自己并不擅長的文學理論作為翻譯工作的開始，顯然帶有理智的成分，他想通過此書的翻譯來調整自己，使自己了解和把握蘇聯、同時也是新中國的文學、詩學觀念，以便與新中國的主流文學觀念保持一致。其實，穆旦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期間，就花了大量時間學習俄語和俄國文學，為《文學原理》做了很多翻譯筆記，此外，他還閱讀了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等著作。這表明穆旦早就開始注意新中國的文化、文學政策，并努力使自己能夠和新的文學觀念和藝術價值評判標準保持一致。

除翻譯蘇聯作品之外，穆旦還翻譯了拜倫、布萊克、雪萊等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抒情作品，但是，卻沒有選擇同為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的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的作品。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選擇，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是主要原因。

阿尼克斯特的《英國文學史綱》中將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劃為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拜倫、雪萊和布萊克等詩人成為“進步(革命)浪漫主義詩人”，而像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則被歸為“保守(反動)的浪漫主義詩人”［4］。蘇聯對浪漫主義詩人的政治劃分和我國文藝界對蘇聯文學觀點的全盤接受，使得我國文藝界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這自然會影響到穆旦的翻譯選擇。他選擇翻譯的雪萊、布萊克、拜倫均為我國文藝界認可的進步的浪漫主義詩人。

不過，作為一名有愛國心和責任感的著名詩人，穆旦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現狀有著清醒的認識，希望能夠為中國讀者找到適合他們閱讀、借鑒、模仿的好詩，并由此推動中國新詩的發展。這就決定了穆旦的翻譯活動不會只是“跟風”之作，而有更深層次的詩學需求。

(三)改進主流詩學，推動新詩發展

雖然在短暫的出版高潮之后，穆旦的許多譯作就因為他的“歷史反革命”身份而被束之高閣。但穆旦試圖通過翻譯引進優秀詩歌作品來推動新詩發展、提高讀者欣賞水平的行為卻并沒有停止。在穆旦子女的回憶文章《憶父親》中談到:“一位來訪的父親的老朋友問他為什么在毫無出版可能的情況下做這樣艱苦的工作，父親說:‘這是我所喜愛做的工作。我覺得中國需要這些詩’”［5］。

穆旦在晚年曾多次談及中國新詩的發展要吸收外國詩歌的精華。在給郭保衛的信中，他談到“我相信他(筆者按:拜倫)的詩對我國新詩應該發生影響”［6］，“如何從普希金和艾略特的風格中各取所長，糅合成有機一體，這未必不能成為今后中國新詩的一條探索之路”，“我倒有個想法，文藝上要復興，要從學外國入手，因為一般的讀者，只熟悉小靳莊的詩，不知道別的，欣賞能力太低”［7］。1976年給杜運燮的信中他這樣說:“我相信中國的新詩如不接受外國影響則弄不出有意思的結果。這種拜倫詩很有用途，可發揮相當影響，不只在形式，尤在內容，即詩思的深度上起作用。我把拜倫和普希金介紹畢，就可以睡大覺了”［8］。從穆旦的這些信件可以看出詩人深深的愛國情懷。他對普希金、拜倫、雪萊的翻譯，當然有意識形態的考慮，但他的選擇卻有著更為高尚而神圣的原因———為了中國新詩的發展。我們知道，我國當時的主流詩學是“革命浪漫主義”，這使得我們的新詩現狀和浪漫主義詩歌有著相通之處。只是由于“在理智深處沒有基點”，使得大多數詩行有淪為“小靳莊”那樣的政治抒情詩亦或打油詩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我國詩學形態認可的“進步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作為我國新詩學習的榜樣，可謂“煞費苦心”。

穆旦的辛勞沒有白費，很多“”時期的知識青年，如王小波等，都是在閱讀穆旦的譯詩中走上文學道路的。他翻譯的普希金抒情詩在上世紀80年代“銷售至數十萬冊”［9］。這些都說明穆旦的翻譯確實滋養了中國的文學發展。

(四)依從個人意識形態，關注個人審美需求

1958年12月，穆旦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被錯判為“歷史反革命”，要接受勞動管制。這意味著穆旦已經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拋棄，其翻譯著作自然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但是，穆旦并沒有自我放棄，他不斷修改已經出版的譯作，力求盡善盡美，晚年更是拋開其他非文學的顧慮，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去翻譯。1973年，穆旦收到周玨良轉贈的一本《西方現代詩選》，在現代派詩歌“幾乎無人過問”［10］的情況下，翻譯了葉芝、艾略特和奧登等人的現代派詩歌。周玨良分析到:“晚年譯現代詩，主要是艾略特和奧登，當時他根本不知道有發表的可能，是純粹出于愛好，因之下得功夫很深很細，結果給我們留下了一份寶貴遺產”［9］。之所以說穆旦當時的翻譯選擇，更多的依據自身的審美需求，還可以從他給巫寧坤的信中看出:“普希金和拜倫正好比我們現有的水平高而又接得上，奧登則接不上”［8］。普希金和拜倫能接上，意思應該是說這兩位詩人的作品會有助于當時的詩歌發展，而奧登的“接不上”，則在于穆旦認為，新詩整體的水平偏低，當時讀者的欣賞水平也還達不到欣賞奧登詩歌的水平，因而很難從奧登那里學習、吸收到什么。就此而言，說穆旦晚年的翻譯選擇更為關注個人審美需求應該是成立的。

三、結語

通過分析穆旦的翻譯行為我們可以發現，意識形態與文學翻譯的關系是比較復雜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掌控與被掌控的關系，文學翻譯譯者對待主流意識形態也不簡單是迎合與抵制就能說明問題的。事實上和譯者自身的獨特性，由于一般意識形態與作者意識形態的不一致性，也由于主流意識形態對主流詩學的掌控程度不同，可能會造成文學翻譯或者說文學翻譯者與一般意識形態之間抵制、對抗、矛盾、分裂、合作、迎合等等錯綜復雜的關系。就穆旦而言，他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關系，就由最初的主動迎合、積極合作到化解矛盾、折中前行，然后到被迫分裂直至最后的放任(個人審美)與抵制。就此而言，在以后的文學翻譯研究中，我們應該避免把它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簡單化為對立的兩極———非此即彼。我們應該結合時代背景以及作者意識形態與一般意識形態的博弈關系，把它們的關系視為一個不斷變化的連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