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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時期以來，我國以《世界文學》《譯林》《外國文藝》為代表的外國文學譯入刊物，以《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譯叢》(Renditions)、《當代臺灣文學選譯》（TheChinesePen）為主的民族文學譯出刊物，均秉承其各自特色，在中外文學文化交流中功不可沒。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文學翻譯期刊在文化傳播中以各具特色的理念和風格建構出不同的文學圖景，而編者可通過多種方式在編輯與出版中展現其權力話語。除了沿襲一脈相承的編選傳統，編者在借助“編者的話”、“編后記”等顯性方式提供個人認同的背景和詮釋時，還可通過隱性的方式將編選傾向和理念物化于欄目設置等環節。本文將主要以《譯林》和《譯叢》為例，探討文學翻譯期刊出版中編輯的權力話語方式。

二、副文本：編者的話語平臺

拿到一部文學作品或一本期刊，讀者通常會從其封面、標題、作者、譯者、序、題記等副文本形式入手，形成對該作品或刊物的初步印象，從中探察作品主旨及其編選傾向，從而決定買與不買、讀或不讀。法國著名敘述學家、文論家熱拉爾•熱奈特（GerardGenette）在1978年發表的《隱跡稿本》一文中首次提出“副文本”這一概念，其中包括“標題、副標題、互聯型標題；前言、跋、告讀者、前邊的話等；插圖；請予刊登類插頁、磁帶、護封以及其他許多附屬標志”[1]。這些要素因在著作出版中普遍存在而被視作理所當然，但仔細考察便會發現，從標題、封面、作者署名到序言、跋語無一不透射出社會、歷史、時代背景的關懷、期刊的編選主旨以及編者的權力話語。首先，任何文學翻譯期刊都應有整體的編選原則。面對種類繁多、浩如煙海的本國或外國文學作品，既要盡量全面展現文學傳統，又要確保選本的典型性，因此，清晰的編選理念至關重要。大多數期刊都通過“發刊辭”“致讀者”或“刊物簡介”等方式將一以貫之的編選觀呈現給讀者。以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重要刊物《譯林》為例，該刊主要譯介各國有影響、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最本質、最重要的特色是可讀性”[2]，并據此篩選外國作家作品和中國學者所寫文章。該刊多處都流露出編者擴大選材以滿足讀者不同閱讀需求的意圖和努力。如為了實現“可讀性”的目標，“那些屬于現代派作品當中晦澀難懂的，冗長的心理描寫和平淡無奇的，還有完全商業化的”[3]都被排除在選材之外。因此，“發刊辭”“致讀者”等副文本，作為編者的話語平臺，首先可向讀者呈現總體的辦刊方向，以及編者所貫徹執行的選稿標準。其次，在呈現編選意圖的同時，“編者的話”也在讀者中發揮了“導讀”功效，猶如讀者踏入作品的一道門檻，直接影響并干預文本的解讀。大多數讀者都帶著“前見”接觸外國文學作品，如“內容提要”“本期導讀”等副文本對作者風格、主人公形象、作品主題等的描述，都會令讀者形成初略印象，并產生一定程度的預設。如《譯林》2010年第2期“編者的話”中對長篇小說《東非鳥類指南》的評價，“覺得只能用‘另類’來形容”，并指出“它似乎是一部愛情小說，但又更像一部博物學、鳥類學的著作”，但細讀后“又好像是一部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4]。其他如“值得一讀”“重點推薦”等措辭亦頻繁出現。因此，編者在介紹作品、作家時常進行主觀評價，并試圖做出概括提煉和定性判斷，而讀者便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編者話語影響。又如2011年第3期“編者的話”在介紹所刊長篇譯作時，首先就指出所選長篇的作者“弗莉•巴頓是《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作品屢次登上《出版商周刊》等權威報刊的暢銷書排行榜”[5]，借以奠定作者在讀者心中的地位和形象。此類例證比比皆是。《譯林》近年幾乎每期都刊載了“編者的話”，良苦用心可見一斑。作為與讀者溝通交流的話語平臺“，編者的話”“編后記”“告讀者”“編輯寄語”“本刊啟事”等副文本亦可抒發編者的編選動機、對特定文類的推介，或者對讀者困惑的解答。一方面，這類副文本作為編輯的言論平臺，簡明扼要，鞭辟入里地論說刊物主旨或作品主題，為讀者提供有效信息。而另一方面，由于諳熟策劃選題的初衷，了解目標讀者及其需求，編者也常通過介紹作品內容、渲染作者聲望、提升主題意義等多種途徑掌握銷售契機。這看似應由營銷人員完成的工作，其實飽含編輯的話語。例如，介紹原著作品作者的情況、描述作品在國外出版后的市場反應以及引用專家學者的評價等都是編輯在文學翻譯期刊營銷推廣中的重要策略。如大多數期刊都充分利用封面、封底評介推出部分作品，或節選作品中精彩片段，展示讀者意欲了解的信息。與此同時，專家學者的聲音也是文學翻譯期刊的絕佳代言，如《譯林》在創刊之初所載《祝賀〈譯林〉的誕生》（范存忠）、《讀點外國文學很有好處》（陳嘉）等文都從不同角度為編者提供話語支撐，并在讀者群產生一定反響。不難看出，文學翻譯期刊封面、封底、“編者的話”“告讀者”等看似模式化、常規化的副文本，在編者的手中可用可控，是其施行權力話語的重要平臺。

三、編選傾向：若隱若現的身影

與上述“聽得見的聲音”不同，編選傾向有時并非直接呈現，而是若隱若現于欄目設置、具體選材等物化形態中。由于編者的身影藏而不顯，歷時的梳理和微觀考察便尤為重要，即在追蹤刊物衍變痕跡之時，探察編者如何通過欄目設置的增減、具體選材的確定等方式影響刊物的基本面貌及其在讀者群體中的接受程度。一方面，欄目設置不僅反映期刊整體特色，彰顯其辦刊導向，同時還隱含著編輯的編選思路和匠心。與“編者的話”直陳編選動機不同，欄目設置是編輯行使權力話語的物化方式。編者正是通過欄目設置、作品甄選等編輯行為來決定刊物的基本面貌，并借此表達自身對文學傳統的理解和訴求。從欄目總體設計、選題、組稿審稿到刊頭設計等編輯行為無一不是編者的創造性勞動。通過設置固定欄目，編者有章可循，使期刊保持相對穩定的面貌。如文學翻譯期刊的欄目設置大多都按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文學類別分設專欄。由于受篇幅所限，小說的譯介又主要以中短篇小說為主。除此而外，對外國文學形式、文學理論的評論和介紹也是諸多文學翻譯期刊中的重要一欄。如《譯林》始終一貫的《外國文學評介》《外國作家介紹》《外國暢銷書介紹》《中外文學之間》《外國文學大獎點擊》等欄目與創刊號中編輯部“打開窗口了解世界”的初衷遙相呼應。相對固定的文學專欄長期設立，既有助于保持穩定的讀者群體，還能吸引譯者、學者為專欄撰稿。另外，在整體編選宗旨的指引下，編者亦可根據目標讀者群體對文學翻譯期刊的需求，調整欄目設置、內容層次、篇幅比例等。如在固定欄目下，編者選取既有文學價值，又有社會、時代意義的稿件，如《譯林》2011年第3期結合之前發生的日本宮城縣大地震和福島核電站事故，介紹了1945年核爆炸對日本幾代人的影響的短篇小說——《遙遠的夏日》。同時，編輯也可在體現期刊宗旨和特色的基礎上，根據來稿情況和讀者的閱讀需求，臨時增設欄目。如2011年《譯林》第4期和第5期以舉辦中法文學論壇為契機，為“加深中國讀者對法國文學的了解”[6]，特設兩期專刊。由此可見，兼具穩定性與靈活性的欄目設置是編者展現其權力話語的途徑之一。另一方面，編者自身的學識背景和文學傾向總是潛移默化地發揮效應，這一內化的感知常被外化至具體的編選行為中。最典型的例證便是因編輯更替而引起刊物面貌的微妙變化。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創辦的《譯叢》為例，歷任主編都秉承一以貫之的編撰傳統：始終不渝的文化傳播使命、靈活多樣的文學體裁、新老譯者的同臺爭鳴、兩岸三地兼而收之的原文譯文選本，但主編卻從不同視角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璀璨。首位主編、美籍華裔學者高克毅在選材中處處注重多元的制衡：古典與現代兼收并蓄，各題材均勻分布，新老譯者同臺爭鳴。他將文學翻譯視作文化詮釋、藝術表演，認為特定文本在譯入語中的再現方式應不拘一格。繼高克毅之后，主編宋淇在關照多樣性、廣博性的同時，立意和視角愈加清晰成熟。如任職主編期間，在并舉各種文學體裁的同時，多次設立詩歌專欄，甚至專刊，足可見主編個人對詩歌的偏愛。而孔慧怡自1987年接任主編便致力于將讀者群擴大至中國文化研究外的更多學科的學者，于是重磅推出專刊和專欄，其模式極大程度地接近于文學選集的編撰。在她看來，文學選集的編者既利用選材來投射自身文學視野，同時又控制文學傳統的建構。她根據時代、地域、文體、主題等不同角度精選佳作，出現了數個專刊，并多次設立專欄，以此為平臺實現邊緣主流化的訴求，從性別、體裁、區域等不同角度切入，在主流的邊緣構建另一個自我自足的中心，與主流文學抗衡競爭并逐步進入主流的話語系統。比如女性主題的設立，主編自身的女性身份強化了她書寫女性文學史的意識，在編選時也有意將聚光燈打向長期被邊緣化的女性作家群體，同時接應了當時已有廣泛影響的女性研究。另外，書信題材，與對女性專題的厚愛一樣，均折射出主編孔慧怡博士常常“被非主流、非正統的東西吸引”的編選觀。通過對《譯叢》編者的考察，清晰可見歷任主編在秉承整體編選觀的前提下，如何在具體的選材中實現各自特有的權力話語。無論是物化的欄目設置，抑或含蓄的編選傾向，都是編者權力話語的表現形式。但由于藏而未宣，便常被作品所掩蓋，為讀者所忽略。對其予以關注并進行線性梳理，無疑有助于考察期刊作品選擇和作者群落建立時的傾向性，令讀者意識到作品編選中編者的引導和左右。

四、結語

“期刊編輯工作是編輯對期刊文稿和相關的工作對象進行的一系列與傳播和傳承社會文化科學有關的出版文化活動”[7]，其權力話語貫穿其始末。文學翻譯期刊的編者通常運用兩種方式透射自身視野，“其一，是利用選材來控制文學傳統的建構；其二，則是利用各種解說和引言（其實都是導讀的方式）來為選定了的材料提供編譯者個人認同的背脊及詮釋。”[8]前者是隱性的線索，后者是顯性的操控。無論何種方式都表明，文學作品的編、譯、刊的過程都不是純真的、中立的，無一例外地雜糅了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歷史文化語境、刊物的主旨與傾向，編譯者個人文學審美等多重要素。無論是文學翻譯期刊，還是文學翻譯選集，都是從不同側面對文學形象的“改寫”，正如都以譯介世界文學為己任《，世界文學》《外國文藝》《譯林》各刊卻潑墨不同，各有側重。處于編選前沿的編輯，掌控著對文本“選上”與“選下”的權力話語，參與了文學形象的建構。盡管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輿論批判會左右其編選傾向，但作為具有獨特學識和個人修養的編輯，其自身文學視野的作用不可小覷。借用社會學家布迪厄“文學場”的概念，期刊的選材其實就是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間的動態集合。而編選工作涉及多重要素，兼具選取性和排他性，編者須在橫聚合與縱聚合的軸上尋找最佳對接。不僅文學翻譯期刊的出版如此，各種學術期刊、社會新聞期刊亦與此類似。因此，欄目設置的優化、期刊輔文的充分利用、單篇作品的精選都展現出編輯素質與權力話語，是推動刊物良性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