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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類開始翻譯活動，尤其是文字翻譯活動以來，對翻譯的研究便從未中斷過。翻譯活動的高潮每興起一次，翻譯研究便更深入一步，翻譯研究中的爭論也就愈加激烈。翻譯研究作為當(dāng)前一個嶄新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正在經(jīng)歷一次洗禮般的轉(zhuǎn)向。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已成為一種互動轉(zhuǎn)向的關(guān)系。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使翻譯研究的范式從純語言層面走向探討文化層面的相互影響上。“文化轉(zhuǎn)向”將翻譯研究從語言層次的規(guī)定性研究轉(zhuǎn)向文化觀下的描述性研究。這種翻譯理論不再把翻譯僅僅看成是一種簡單的兩種語言符號的轉(zhuǎn)換或是一種單純兩種語言文本的交互，而是把翻譯放在一個大文化的視野空間里予以探討和研究。作為文化翻譯學(xué)派的領(lǐng)軍人物,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enet）的翻譯思想在國際譯壇具有深遠影響。而在《翻譯、歷史與文化》一書中，巴斯奈特和列弗維爾第一次提出了翻譯研究“文化轉(zhuǎn)向”的發(fā)展方向，由此開始，翻譯研究領(lǐng)域開始了又一次突破性進展，并最終形成了西方翻譯理論研究領(lǐng)域的一個重要流派———文化翻譯學(xué)派。這一學(xué)派的主要觀點是：翻譯應(yīng)該以文化為單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語篇之上；翻譯不僅僅是簡單的解碼—再編碼過程，更重要的還是一個交流的行為;翻譯不應(yīng)局限于對原文的描述,而在于該文本在譯語文化里功能的等值；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翻譯原則和規(guī)范,但這些原則和規(guī)范最終都是為了滿足不同的需要；翻譯就是滿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體的需要。當(dāng)前，以英語為載體的強勢文化席卷全球，文化群體只有通過翻譯，才能展示原語文化的獨特魅力，讓不同文化的人們了解和認識彼此的傳統(tǒng)文化。文化翻譯觀主張，在文化傳播與交融的過程中，通過譯介新詞術(shù)語和傳播異族文化，使之經(jīng)過長期廣泛的流行，逐漸融入本族語言，從而成為本民族主流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從文化翻譯觀來看，在文化趨同過程中，文化交流總是交互的，中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應(yīng)是雙向的。正因為如此“，磕頭”（kowtow）和“功夫”（kungfu）這樣的漢語詞匯已進入了英語詞典，作為正式詞匯成為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翻譯要注重文化的互溶性。本文根據(jù)文化翻譯論四個具體理論來分析一些翻譯中中文信息化的處理。

“翻譯應(yīng)以文化作為翻譯的單位，而不應(yīng)停留在以前的語篇之上。”也就是說，當(dāng)對一段語篇進行翻譯時，應(yīng)該首先了解這原文本的文化背景，比如寫作年代、風(fēng)俗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世界觀等等，這就需要從譯入語文化的角度仔細斟酌以翻譯出原文的風(fēng)格，方式和內(nèi)涵。漢語和英語中有許多習(xí)語反映各自的民族或地方色彩英譯漢時，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注意保持這種特色，同時也注意不要用漢語中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的習(xí)語生搬硬套英語的習(xí)語，以至與原文形成矛盾。例1：Twoheadsarebetterthanone.這句成語與漢語習(xí)語中的“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雖有相同的意義，但在英譯漢時不應(yīng)套用后者。因為諸葛亮是一個中國歷史的人物，會與原文形成矛盾，顯得格格不入。譯成“兩人智慧勝一人”就比較恰當(dāng)了。意思既不走樣，又可避免民族色彩與原文形成矛盾。例2：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此間的“和尚”意指中國佛教人士，而在英語國家中佛教少見，若直接用monk一詞恐怕不大能夠在譯入語讀者中引起共鳴，故可用易于理解的boy一詞指代“和尚”，則譯為：Everybody’sbusinessisnobody’sbusiness.或:Oneboyisaboy,twoboyshalfaboy,threeboysnoboy.

巴斯奈特說，“翻譯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解碼———重組過程，更重要的還是一個交流的行為。”這就意味著翻譯出的作品則要為譯入語讀者接受，并在含義上達到溝通。我們知道，《茶館》中出現(xiàn)的人名稱謂極具中國傳統(tǒng)特色，要翻譯《茶館》給外國人看，讓其達到共通，如何處理這些姓名文化無疑是對譯者的一個考驗。《茶館》中人物眾多，稱謂各異，總的可分為如下這幾類。1.松二爺、常四爺、馬五爺、林大哥……這類姓名稱謂中“爺”和“哥”并不表示一種家庭關(guān)系，而是出于尊敬和禮貌的稱呼。英若誠的譯本中將松二爺譯成“MasterSong”，而霍華則譯成“SecondElderSong”。譯成“SecondElderSong”在中國人看來，能夠理解其意思，但是譯入語的讀者就讀不到尊敬或禮貌這一層文化意義了，而且還有可能造成困惑或不解。有人可能要說英若誠翻譯成“MasterSong”沒有體現(xiàn)“二爺”，但是“松二爺”體現(xiàn)文化意義的詞重點在“爺”而不是在“二”，因此將其譯成Master兼顧了原語言的文化內(nèi)涵，也考慮了譯入語讀者的可接受性。2.小唐、小王、老劉、老楊……在漢語中，人們通常在姓氏前面加“老”或者“小”來作為朋友之間的一種稱呼，故稱呼“老劉”“、小王”并一定表示年長。霍華采用了直譯的方法，翻譯成“OldLiu”和“LittleLi”。譯入語的讀者很可能會以為“LittleLi”是一個叫做“李”的孩子，這就是誤解了。英若誠將“老劉”、“小王”直接翻譯成“Liu”和“Wang”，雖省略了“老”和“小”的翻譯，但是比較容易讓讀者接受和理解，達到了很好的異文化交流。

“翻譯不應(yīng)局限于對原語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該文本在譯語文化里功能的等值。”這一點，其實和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講述相同道理，保持功能等值，才有可能實現(xiàn)將原作的風(fēng)格原汁原味展現(xiàn)于讀者面前。拿“杜鵑”這一詞做示例，杜鵑在漢語中是花，亦是鳥，中國古典詩文中的杜鵑無不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意義。“蜀國曾聞子規(guī)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李白在《宣稱見杜鵑花》這首詩中借杜鵑花與鳥表達了無限的思鄉(xiāng)之情“。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錦瑟繁弦，哀音怨曲，勾起詩人無限的悲切，難言的冤憤，李商隱寄哀怨于冤禽，托春心于杜鵑，至苦之情，幽傷之痛，感人至深。杜鵑不僅可喻指“鄉(xiāng)愁”與“哀怨”，亦可象征“春天”；陸游有“時令過清明，朝朝布谷鳴”的詩句；范成大的“綠滿山野白滿川，子規(guī)聲里雨如煙”更是將雜花生樹，鶯飛草長的盎然春意描寫的栩栩如生。由此可見“，杜鵑”在不同語境里表達不同的情感，有著不同的功能。作為鳥“，杜鵑”的英文對應(yīng)詞是cuckoo，作為花，其對應(yīng)詞是azalea，而不管是cuckoo，還是azalea均無與漢語對應(yīng)的文化意義。因此，在漢譯英時，不能對“杜鵑”死譯或直譯，而是在弄清其表達的意義后選擇恰當(dāng)?shù)脑~或詞組表達。

巴斯奈特指出“不同的歷史時期翻譯有不同的原則和規(guī)范，但說到底，這些原則和規(guī)范都是為了滿足不同的需要。”我們經(jīng)常會看到同一作品的不同譯本，有的可能差距甚遠，但并一定都能在這些譯本中作出比較，因為這些不同的譯本可能有著不同的背景，要達到不同的目標。RalphWaldoEmerson的一首詩Brahma,胡適在1914年用文言文將其譯作《大梵天》，張愛玲在20世紀60年代用白話文將其譯作《大神》，這兩個翻譯版本給讀者以完全不同的感覺。首先要注意的是，胡適和張愛玲選擇了不同的譯入語，因此也選擇了不同的譯入語的文化背景。就東方宗教哲學(xué)而言，文言文有它常用的字眼和詞匯，甚至其語言結(jié)構(gòu)亦有助于傳遞這方面的哲理，譯者及譯作的讀者同時在文言文的參照系內(nèi)運作，因此感覺到一切都是熟識的，自然不會有理解的困難。而白話文的語言文化背景并不如文言文那么有利于傳遞原屬于東方宗教哲學(xué)范疇內(nèi)的事物，但這并不意味著白話文版本就遜色于前者。試想，Emerson要用英語表達東方宗教教義，面對的是英語語言文化與東方宗教哲學(xué)無法銜接的地方，這與張愛玲以白話譯詩時面對的問題極為相似；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原詩作者及讀者在英語文化體系內(nèi)建構(gòu)和解讀東方宗教思想可能遇到什么困難，張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具體的詮釋。我們既然明白這兩篇譯作都是譯入語文化體系內(nèi)部的產(chǎn)品，就會了解兩篇譯作的長短處也由其所屬語言文化背景控制，也就是說，譯者因為個人及時代的背景而選擇了譯入語后，在很大程度上就受他自己所選擇的語言文化參照系限制，這也就符合了巴斯奈特的第四點。

從上面對文學(xué)作品翻譯的分析可看出文化元素影響的處處身影。巴斯奈特曾將語言和文化的關(guān)系比作心臟和肌體的關(guān)系，加之王佐良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不了解語言當(dāng)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這就充分說明了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而要想翻譯出一部語言豐富的作品的精髓，讓譯入語讀者有著和原讀者一樣的感受，則必須要弄清作品的文化背景，此過程中譯者要克服語言和文化的障礙，更要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這就要看譯者是如何將語言中的文化元素體現(xiàn)在譯文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