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傅雷與國外文學翻譯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中國現代著名的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傅雷多才多藝，在文學、音樂、繪畫等多個領域均有一定建樹。而其一生最重要，取得成就最高的領域是對于西方著名文學作品的譯介工作。其翻譯的作品以法國文壇大文豪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名著為主，在中國翻譯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傅雷的生平

1908年傅雷出生于一個江南望族，自幼喪父，在母親的嚴格教導下長大。熟讀四書五經使他具備了良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史基礎，并養成了嚴密謹慎、認真負責的人生態度。1921年，傅雷考入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讀初中。1924年，因為對迷信和宗教持懷疑否定的態度而被學校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學習。1925年，傅雷加入了拉開中國大革命序幕的五卅運動，參加游行并對帝國主義血腥罪行進行控訴。這一年，他完成了第一篇短篇小說《夢中》，于次年發表在《北新周刊》上，這是傅雷與文學最早的結緣，其高超的文學修養也由此嶄露頭角。1926年，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對北洋政府進行討伐，傅雷深受鼓舞，積極投身于反軍閥的運動之中。在被校方威脅恐嚇后，其母為保傅雷安全，強行將他送回鄉下。期間傅雷完成短篇小說《回憶的一幕》，于次年發表在《小說世界》上。這年秋天，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學。由于眼見當局的腐敗，加上列強環伺，傅雷對于中國的未來和命運感到憂慮不安，在苦悶中萌生了學術救國的思想。1927年，傅雷遠渡重洋前往法國學習，在漫長的路途中，陸續寫下15篇《法行通信》發表于1928年的《貢獻旬刊》。傅雷在法國巴黎大學開始了四年的藝術理論學習，并在羅曼•羅蘭的影響下對音樂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同時，由于有機會觀摩到世界頂級藝術大師的作品，傅雷的藝術修養得以有了極大的提高。除了精通法文，在繪畫、音樂等藝術領域也擁有獨特高超的鑒賞力。1931年春，在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的邀請下，傅雷前往羅馬訪問，并在此發表了著名的講演《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北洋軍閥斗爭的意義》，對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黑暗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同年秋天，傅雷回到國內任教于上海美專，主講美術史和法文。1932年，傅雷參與了意欲改變當時畫界庸俗頹廢風氣的決瀾社的成立，公開發表《決瀾社宣言》，并與倪貽德合編了由美專出版的《藝術旬刊》。1933年，傅雷從美專辭職。次年秋與葉常青合辦了周刊《時事匯報》，傅雷親任總編輯，其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翻譯事業之中，同時在美術、音樂、古文物、文學方面也寫了許多頗有價值的文章。抗日戰爭時期，傅雷積極投身于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后期，張愛玲的飛速崛起引起了傅雷的注意。出于對其的關心和愛護，1946年，傅雷以迅雨的筆名發表了著名的《論張愛玲小說》，對張愛玲的文學作品進行了全面客觀、中肯到位的評論和批評。1945年后，面對風雨如晦的時局，傅雷以筆名發表了大量時評雜文。解放后，他又先后發表了一些關于社會和知識分子問題的文章，同時對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因見解獨特而廣受關注。1958年開始，傅雷被錯誤地劃成右派受到批判，長子傅聰不得不遠走異鄉，次子傅敏也飽受牽連。開始后，傅雷受到嚴重迫害，在經歷了非人的批斗和抄家后，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婦在上海住所雙雙自縊身亡，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二、傅雷的翻譯業績

傅雷的翻譯生涯始于法國留學期間，為了更好地研習法文，他開始嘗試翻譯一些短篇小說。1929年，他在瑞士翻譯了《圣揚喬而夫的傳說》，9月又翻譯了丹納的《藝術論》。兩篇譯作于次年被收入《華胥社文藝論集》中并出版，這也是傅雷最早發表的譯作。1931年傅雷離法回國，由于時局動蕩報國無門，在上海美專任教時開始了對于法國文學的翻譯。尤其是1934年擔任周刊《時事匯報》的總編輯之后，因性格剛烈正直，不愿同流合污而閉門譯書，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譯事業中。在此期間陸續翻譯發表了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詩、美術講義《羅丹藝術論》、GeorgeLecomte的《世紀病》、《高爾基文學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脅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美國》、拉洛倏夫谷的26則格言、斐列浦蘇卜《夏洛外傳》、PaulHazard的長篇《今日之倫敦》、《米勒》、《人生五大問題》、《戀愛與犧牲》、《服爾德傳》、羅素的《幸福之路》、杜哈曼的《文明》、斯諾《美蘇關系檢討》、牛頓的《英國繪畫》等文章。而在傅雷所翻譯的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當屬對于法國文壇重量級人物羅曼•羅蘭、巴爾扎克經典名作的翻譯。傅雷回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眼見時局黑暗，更有感于國人的精神懵懂、麻木不仁、無所作為，為了找到一條挽救和振興中華民族的途徑，傅雷決定翻譯羅曼•羅蘭的《巨人三傳》，即《貝多芬傳》、《彌蓋郎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貝多芬傳》對傅雷的影響極大，他在讀過《貝多芬傳》后仿佛重獲新生，認為貝多芬以其莊嚴之面目，不可搖撼之意志，無窮無竭之勇氣，出現于世人面前，實予我輩以莫大啟發。傅雷深知在當時陰霾蔽空的環境下，國人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而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國人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而《彌蓋郎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也使他受益良多。自此，他開始致力于《貝多芬傳》、《彌蓋郎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的翻譯，期望幫助中國人從中汲取與黑暗和現實抗爭的勇氣和決心。之后，他又翻譯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小說中的克利斯朵夫被譽為今日的貝多芬。傅雷希望在此大難未已的混亂時代，克利斯朵夫這個堅強而忠實的形象能夠成為國人精神上的良伴和向導。除了羅曼•羅蘭，傅雷譯介活動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對巴爾扎克十五部膾炙人口的經典名作進行了翻譯，以至于有人評價說，在中國沒有傅雷，就沒有巴爾扎克。其中除了《高老頭》和《亞爾培•薩伐龍》外，另外十三部作品都是在建國后翻譯的，包括《歐也妮•葛朗臺》、《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奧諾麗納》、《禁治產》、《于絮爾•彌羅埃》、《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父》、《比哀蘭德》、《幻滅》、《貓兒打球記》。從羅曼•羅蘭到巴爾扎克，傅雷翻譯重心的轉移是環境與時代的需要，與他個人的思想變化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除了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也至關重要。而對世界經典名著的譯介則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曾獲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過的巴爾扎克也自然成為了傅雷的翻譯重點。其實傅雷在解放前便已經對巴爾扎克的作品進行過翻譯和研究。他認為與羅曼•羅蘭那種只有意識形態而近于抽象漫畫的風格相比，巴爾扎克則是觀察人性的專家，兼分析社會的史家。作為一位現實派的大師，巴爾扎克的手筆完全有血有肉，個個人物歷歷如在目前。傅雷曾將翻譯原作的選擇比喻為交朋友，如果說他與羅曼•羅蘭是屬于一見鐘情、氣質相近，那么他對巴爾扎克則是相見恨晚、互通共鳴，對其作品也情有獨鐘。他通過翻譯巴爾扎克的作品，將善與惡、是與非、美與丑的強烈對比展現給讀者，對資本主義社會對黃金的饑渴和金錢的萬能進行了無情的鞭笞，對資本主義的兇險和滅亡的預兆進行了深刻的揭露。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在傅雷遭遇到嚴重不公的時候，他也絲毫沒有改變其憂國憂民之心，翻譯事業的重心始終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如其自己所言，雖身在江湖，憂國憂民之心未敢后人；雖與世相隔，實則風雨雞鳴，政策時事，息息相通，未敢脫離實際，愛黨愛友之心亦復始終如一。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撐下，在《賽查•皮羅多盛衰記》翻譯完成卻被束之高閣后，傅雷還是堅持翻譯了巴爾扎克的《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以及《幻滅》三部曲。令人遺憾的是，之后傅雷準備對《巴爾扎克傳記》、《巴爾扎克之政治思想與社會思想》、《人間喜劇中的經濟與社會現實性》等極具價值的客觀史料進行翻譯，為翻譯界填補空白、為西洋文學研究略盡綿薄之力的時候，中非人的迫害卻使得傅雷及其夫人雙雙含冤自盡。而其屢次修改并謄寫的巴爾扎克作品《貓兒打球記》也在中被抄散失，實在是翻譯界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