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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譯“文化轉向”的大潮洶涌澎湃，國內研究者嘗試在這次洗禮中找到方向。“誤讀”理論破解了文本的權威，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讀者對文本的某種“依賴”。“闡釋學”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進一步為讀者的創造性閱讀提供了理論來源。以文化傳播和循環為目標，在翻譯實踐中“誤讀”規范譯者，要求譯者要基于文本進行翻譯；“闡釋”解放譯者，給予譯者“創作”譯本的權利。譯者可以適當、適度闡釋原文，通過多種符號的結合構建意義，傳遞文化信息。但更為重要的是，譯者需要明確無論如何誤讀、如何闡釋，翻譯最終都需要服務于文化傳播。

關鍵詞：文學翻譯；誤讀；闡釋；文化傳播

黨的十八大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旨在展示中國傳統，推介中國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增強國際影響力。通過外譯文學作品傳播中國文化已經成為眾多學者公認的路徑之一。雖然“民族文化外譯成為當前翻譯活動的一個重要領域”，但是“兩千年來中國的翻譯史基本是一部譯入史，甚少甚至幾乎沒有涉及外譯活動”[1]。因此，中國文學作品外譯值得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及“熊貓”叢書就嘗試輸出文學作品，但其推進之路并不順暢，“叢書”系列很快在海外被迫停刊。雖然停刊原因復雜，但毋庸置疑，楊憲益、戴乃迭等翻譯家在語言上對作品必然精益求精，這就足以提示后人翻譯活動及其研究不應囿于語言。譯者只有將翻譯及其研究置于文化傳播的語境下才有意義。譯者也只有將作品翻譯和文化循環路徑相結合才能有助于民族文化外譯，才能實現民族文化傳播。

一、解讀作品：誤讀與正讀

無論在何種語境下，無論以何種方式定義翻譯，翻譯行為都離不開文本。閱讀并理解原文是翻譯的第一階段。但翻譯閱讀不同于一般的閱讀行為，它不僅包括對文本的理解，還涉及對次文本信息（包括作者的情感態度、個人經歷、時代背景等）的把握。譯者個體經驗在翻譯過程中的介入，使得閱讀過程更為復雜。譯者把握信息的能力直接決定閱讀效果以及接下來的信息傳遞效果。實際上，對翻譯中閱讀行為及其重要性的研究早已開始，舊話重提是否必要[2]？“‘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背后有一個翻譯問題”[3]。無論是“文化走出去”還是“提升傳播能力”都說明時代對翻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文化傳播的指導下，譯者需要解讀文化信息，整合文化資源，傳播文化價值。換言之，文化價值的傳播有賴于譯者對文化信息的整合加工，而在信息整合加工之前必然先要解讀文化。鑒于此，對于文化信息的解讀十分重要，它決定了傳播效果。那么文化信息到底應該如何解讀？解讀有無正誤之分？“誤讀”（Misreading）原指“錯誤地閱讀或闡釋文本或某一情境”[4]。顯然，最初“誤讀”與“正讀”相對。從表面看來，對原文的“閱讀理解”存在標準答案，可情況果真如此嗎？20世紀60年代，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提出“作者之死”，開啟了消解作者及文本權威的時代。至此讀者對文本的開放性闡釋受到學界關注，文本意義的“自足性”漸漸隱去。如果說羅蘭•巴特是“誤讀”的踐行者，那么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便是把“誤讀”理論化的第一人。他把“一切閱讀皆誤讀”[5]作為口號指導讀者的創造性閱讀體驗。接下來，解構主義的核心代表人物德里達推崇“延異”，進一步解構了語言的邏各斯，真正把閱讀同闡釋聯系起來。他認為任何語言都沒有固定不變的語義中心，“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指的就是相同的語言符號（《哈姆雷特》的文本）在不同的讀者眼中存在不同的解讀方式。“誤讀”與“闡釋”又存在何種關系？“闡釋學”由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提出，推進了學界對于文本意義的研究。意大利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主張用四重釋義法閱讀《圣經》，開文本闡釋之始。

18世紀浪漫主義時期到來，許多文論家開始認同“文學文本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它能啟發不同的意義”[6]。這表明閱讀就是意義生產的過程；而文本的意義并非由作者一方決定，而是由讀者、文本和作者相互“協商”產生；針對同一文本，不同讀者生產出不同意義。文學文本中大量的藝術表現手法給讀者的閱讀帶來巨大挑戰。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對于文學作品的閱讀理解不存在正誤標準，閱讀即闡釋。在文化傳播的語境下,譯者更需要闡釋性地閱讀、解讀原作。這就需要譯者以目標語讀者能夠接受的方式加工、處理、傳遞文化信息。葛浩文通過翻譯幫助中國文學走出國門，幫助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他曾指出“漢語和英語之間不可能逐字逐句一一對應”，“翻譯是對原文的補充”，翻譯是一種“創造性”勞動[7]。補充過程就是葛浩文對原文進行解讀和加工的過程。雖然也有很多學者質疑葛浩文，認為他對原文“誤讀”頗多，包括“對莫言原著在語法上的錯誤，修辭上的疏拙，細節上的失實，邏輯上的混亂，趣味上的怪異”等[8]。但事實證明，這些“誤讀”非但沒有影響反而給莫言作品帶來了巨大成功。傳播文化就是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沒有正誤之分；讀者接受才是前提，否則翻譯再無疏失也無法實現傳播的目的。綜上，譯者在解讀作品的過程中需要：第一，打破原文語言結構，提取文中的有效信息；第二，結合個體經驗，進行基于原文又高于原文的閱讀闡釋。因此，譯者以文化傳播為目的對原作進行闡釋性閱讀，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必將對接下來的翻譯實踐十分有益。

二、翻譯作品：意義構建與闡釋

如果說“誤讀”即闡釋，誤讀是一種創造性閱讀方式，那么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什么需要創造？又創造什么？創造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作者、譯者與讀者所處社會歷史語境不同，從而導致語言符號在不同語境下的意義構建方式存在差異。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真正面臨的困難就是彌合文化差異。從這個角度來說，譯者的創造性勞動發生在意義構建過程中，譯者需要通過意義構建來傳遞和闡釋存在差異的文化及其表征方式。

（一）文化信息與意義構建

在闡述意義構建的方式之前，我們需要明確翻譯與文化信息及意義建構之間的關系。在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列夫維爾（AndreLefevere）的引領下，翻譯研究已置身于“文化轉向”的語境之下。國內對于文化翻譯的研究呈現漸熱的趨勢（如下圖），對于文化和翻譯的認知也存在一個過程。通過梳理知網（CNKI）的文獻資源，不難發現國內研究者在探究翻譯和文化關系的過程中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學者對文學作品中文化詞匯的關注[9]；第二階段，學者開始把“文化翻譯”作為整體進行研究，但并沒有對其內涵進行系統論述[10]；第三階段，學者開始逐步探討“文化翻譯”的內涵以及翻譯跨文化交際的本質。在這個階段中，一些學者首先對“文化翻譯”的內容和層次進行描述：“文化翻譯廣義上指原作承載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翻譯，狹義上指原作特有文化要素的翻譯”[11]，其進步之處在于研究者已經把翻譯的操作對象從零散的文化要素提升為整體的文化內涵。但至此研究者并沒有明確闡述翻譯與文化之間的本質關系，仍把文化（無論是狹義的文化要素還是廣義的文化內涵）置于翻譯的從屬關系下進行研究，二者地位并不平等。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開始進一步詮釋文化與翻譯間的交融關系，界定“文化翻譯”。“文化翻譯觀的主要內容包括：翻譯不僅是雙語交際，它更是一種跨文化交流；翻譯的目的是突破語言障礙，實現并促進文化交流；翻譯的實質是跨文化信息傳遞，是譯者用譯語重現原作的文化活動；翻譯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個過程；語言不是翻譯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譯操作的對象”[12]。這個概念對翻譯的目的、實質和主旨進行了闡述，突出了翻譯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譯者需要明確：第一，翻譯以文化傳播為目的；第二，翻譯的操作對象是文化信息而非語言。如果說文化信息是翻譯的操作對象，那么譯者應該如何把握文化信息從而進行意義構建？英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霍爾（StuartHall）一直強調“文化研究”的實踐性，他對文化信息及意義構建方式的把握值得借鑒。霍爾指出“文化是各種符號的集合，符號系統構建意義”，只有“通過意義的構建文化信息才能被表達”[13]。也就是說，研究者可以借助文化符號進行意義構建。

霍爾進一步指出文化符號系統主要由“文字符號、圖像符號和聲音符號”構成[13]25。這就意味著，較之傳統翻譯，文化傳播視角下的翻譯研究對象需要擴容。研究者不能只借助單一的文字符號進行意義構建，而應通過多種符號（文字、圖像和聲音符號）的結合來進行意義的多維構建。莫言英譯作品是文化信息成功傳播的典型案例，其意義的構建方式值得探究。以《蛙》的英譯為例，葛浩文把書名譯成Frog。從單純的文字符號角度來看，Frog這種語言符號表征的是一種兩棲動物。試想如果現在出售的是一本僅以Frog為名的翻譯文學作品，讀者是否會去購買？這說明通過單一的文字符號來構建意義和傳遞文化信息的效果必然有限。不僅如此，莫言作品中巧妙地運用漢語中“蛙”與“娃”的諧音，象征旺盛的繁育能力，指涉作品中與生育（計劃生育）相關的故事主線，顯然這樣的文化信息單憑英文單詞Frog根本無法傳遞。那么出版方是如何傳遞以上的文化信息以便吸引讀者的呢？在封皮中，出版方除了使用文字符號之外還添加了另外一種符號：圖像。在英譯本封皮英文單詞Frog的上方，出版方使用了一個在搖籃中熟睡的嬰兒形象，借此賦予青蛙和孩子某種關聯。同時，出版方把英文單詞Frog用紅色（這個在西方文化中象征鮮血與暴力的顏色）的字體凸顯，使用的字號之大幾乎占據封皮的整個版面。這樣青蛙、孩子、血或暴力等意義就被巧妙地結合起來。誠然，這幾種符號的使用并不能夠百分之百傳遞原作中蛙的象征意義和計劃生育等文化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多種符號的結合必然會比單一的符號形式在意義構建上更靈活、更有效。除了文字和圖像符號外，葛浩文還曾在多部作品中使用聲音符號。葛浩文所利用的聲音符號是中文的拼音。他借助中文和英文語音系統的相似性來構建聲音意義，傳遞隱含在拼音符號下的文化信息。如在《青衣》中，葛浩文用拼音把表征京劇角色的語音和意義進行有效銜接，有助于目標語讀者感受、接收京劇中的文化信息。綜上，譯者的意義建構過程就是譯者在譯語文化中重新闡釋源語文化信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譯者應該：第一，關注符號和表征事物間的關系（文字、圖像和聲音符號及其表征事物在目標語文化中的合理轉換）；第二，關注符號間的結合方式（合理疊加使用文字、圖像和聲音符號）；第三，關注符號結合與隱含文化信息傳遞間的關系和效果（是否有助于引導目標讀者解讀作品中的文化信息）。

（二）文化誤讀與文化闡釋

在“誤讀即闡釋”的理論指導下，本文并非想把“文化翻譯”等同于“文化誤讀”或“文化闡釋”。“文化翻譯”是譯者在誤讀指導下進行的文化闡釋，因為：第一，誤讀雖然去除了語言不可撼動的中心主義地位，但它同時又提醒譯者翻譯不能脫離語言即文本。誤讀總是基于文本的誤讀。所以，誤讀之于翻譯的作用就是糾正把翻譯等同于改寫的錯誤認知，為翻譯如何“變譯”和“釋意”提供文本支撐和方向。第二，以此為前提，文化翻譯的過程就是意義構建的過程，即文化闡釋的過程。闡釋是譯者在不同的時空下對原文進行的繼承和改造，在譯者的理解及闡釋下原文轉換了生存時空，獲得了新的價值和生命。翻譯過程中譯者闡釋性地介入文化不可避免。“文化闡釋”的合理性源于文化的差異性，受目標語讀者審美趣味的制約。翻譯存在于兩種文化的交融共生之時，是對原作價值的“創造性再現”。同一文本在不同國家進行譯介之后雖然可能會同原作產生“偏差”，但這種少許的“偏離和差距”卻可以拉近讀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使原文在譯語文化中被接受。在美國、法國、日本、瑞士、挪威和意大利出現了不同的“莫言”，所有這些“莫言”作品同原文都存在“差異”，正是這些“偏差”的“莫言作品”才最終幫助莫言走進諾貝爾文學獎的殿堂。只有通過這種溝通與交流才能實現文學與文學、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互通有無。也只有通過這種途徑，中國文學和文化才能走進世界讀者的視野，得到傳播。這就意味著譯者需要在兩種文化間進行協調，旨在“創作”出符合目標語讀者審美趣味的作品。只有被閱讀主體接受的作品才有價值，才能反過來“引導”閱讀主體的審美趣味，引導其接受翻譯作品及其承載的文化。

三、傳播作品：文化價值的循環

想要借助文學作品實現文化傳播，研究者必須跳脫翻譯的“盒子”，進入文化循環的“回路”（霍爾語）。換言之，從文化循環的角度來看，只有通過讀者不斷消費產品（購買并閱讀譯作），該產品（譯作）才能在譯語文化中成功傳播。因此，譯者需要關注消費者（讀者）和消費文化（譯語文化），清楚文化信息的傳遞和意義構建同譯語的文化語境密切相關。“文化循環”這一概念來自霍爾。他從馬克思的商品循環理論為出發點，闡述了文化產品的流通過程：“表征、認同、生產、消費和規則……在一起形成一種循環，我們稱其為文化循環。循環中的每個環節都與下一個環節相關并在下一環節受到重視”[14]。霍爾的“文化循環”理論探討意義構建和社會文化語境間的關系。第一，“表征”環節闡釋文化語境中意義的構建方式，揭示文化、語言與意義構建之間的關系。第二，“認同”環節關注“接受”。英國漢學家BonnieMedougall指出對英語讀者的閱讀取向不明確是造成中國文學外譯步履蹣跚的主要原因。這說明中國文學譯介對讀者接受的關注需要加強。第三，“生產”環節提示翻譯研究者關注出版方對產品的加工方式。第四，“消費”環節將關注點轉向消費文化、消費動機和消費習慣，包括目標語讀者對什么樣的題材、體裁感興趣，為什么。葛浩文曾指出美國讀者對暴力和性的主題最感興趣，對短篇小說尤為鐘情。熟悉消費心理無疑會影響甚至決定作品的選擇與傳播。第五，霍爾認為“規則”在社會實踐中不斷規范意義生產從而又產生新的表征方式。

實際上對譯語文化規則、規范的關注也一直是翻譯研究的重點。按照霍爾的說法，一種文化產品想要流通必然要經過以上五個環節（表征、認同、生產、消費和規則），任何環節都不得忽視。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表征”方式。但作為翻譯作品來說，它必須符合譯語文化的表征習慣才有可能進入流通的第一環節。如何判斷譯作的表征方式是否符合譯語文化呢？目標讀者的“認同”是其檢驗標準，這也是譯作流通的第二道關口。即便以譯語的表征習慣為參照完成了作品的翻譯，譯者的任務也并沒有結束，作品的出版迫在眉睫。接下來，譯語文化中出版方對作品的具體要求和讀者的喜好共同決定了譯作能否在譯語文化中成功流通。在“生產”譯作的過程中，譯者需要按照各個環節的“規則”規范翻譯行為，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規則的變化不斷調整翻譯策略。這也是為什么同一作品在不同時代會被重新翻譯的原因。葛浩文、林麗君身處譯語文化之中，了解目標讀者的需求、出版方的要求，熟悉寫作規范，能夠用符合譯語文化的表征方式翻譯作品。葛浩文按照目標讀者的閱讀習慣在《天堂蒜薹之歌》《手機》等作品中調整原文的敘事結構，按照出版方要求重新翻譯《酒國》《生死疲勞》等作品的書名，為了方便目標讀者理解作品在譯作中增加“譯者注（Translators’note）”。其翻譯的成功也得益于林麗君對原作中文化信息的細膩把握。二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目標讀者在閱讀譯作過程中產生既新鮮又熟悉的感覺，才能保證譯作的成功。文化循環理論提醒譯者在流通的各個環節關注文化表征、意義構建以及作品的闡釋方式，這樣才能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及其承載文化的循環。

四、結語

翻譯“文化轉向”的大潮洶涌澎湃，國內研究者嘗試在這次洗禮中找到方向。“誤讀”理論雖破解了文本的權威，卻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讀者對于文本在某種程度上的“依賴”。“闡釋學”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進一步為讀者的創造性閱讀提供了理論來源。以文化傳播和循環為目標，在翻譯實踐中“誤讀”規范譯者，要求譯者要基于文本進行翻譯；“闡釋”解放譯者，給予譯者“創作”譯本的權利。譯者可以適當、適度闡釋原文，通過多種符號的結合構建意義，傳遞文化信息。但更為重要的是，譯者需要明確無論如何誤讀、如何闡釋，翻譯最終都需要服務于文化傳播。

作者：徐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