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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研究翻譯倫理視域下的漢語成語英譯，通過闡述芬蘭學者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譯倫理五大主要模式，即服務倫理、再現倫理、交際倫理、規范倫理和責任倫理，舉例分析在漢語成語英譯中翻譯倫理視角下文化的轉換。

關鍵詞:翻譯倫理;漢語成語;文化傳遞;漢英翻譯

在漢語成語英譯中，可以體會到成語是其中一種可以記錄信息的符號，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結晶和歷史沉淀，漢語成語可謂獨具特色，具有相對較為固定的文化內涵，可以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十分獨特的生活。成語翻譯在倫理視角下應該忠實，也必須再現漢語成語的文化價值觀，還要同時兼具忠誠，以譯入語讀者的理解接受度為出發點，從而滿足譯入語讀者的閱讀需要。就譯者而言，他/她需要考慮漢語成語的濃縮性特點和成語翻譯之技術因素制約。那么，譯者在考慮漢語成語翻譯獨具特色的基礎上，還應慎重看待漢語成語翻譯中文化的處理問題。因此，在翻譯倫理視域下研究這一問題有其研究價值。翻譯自古便有，它是一種歷史悠久而又復雜特殊的人類行為。從廣義上看，人類翻譯活動存在著諸要素，具有社會屬性。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或是作者、讀者，抑或相關的語言文化層面，乃至于翻譯目的等，也都具有社會倫理屬性。由此可見，人類的翻譯活動會同時不可避免地具有倫理性。那么，用翻譯倫理理論來審視并指導人類翻譯中的成語翻譯，甚至其他類型文本的翻譯，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譯者或研究者對翻譯活動的認識，從另一角度講，還有助于研究者等更加公允、客觀地評判這種翻譯行為，從而更加有效地對翻譯實踐活動進行指導，本文也正是在這一現實的基礎上對具體問題進行展開。在漢語成語的古今、中外時空限制下譯者需要把握文化轉換傳播的維度，盡量避免文化缺失、文化相異而產生的文化空白和漏譯等現象，確保漢語成語翻譯譯文的質量。因此，譯者需要加強自身修養，既要譯出漢語成語中的表層含義與信息，還要譯出成語中的深層文化信息，兩者兼而有之。本文試圖從翻譯倫理視角探討這一問題，包括譯者翻譯漢語成語時恰當處理文化的方法，既立足于漢語成語的文化特征，又能體現目標語言的特點，從而實現語言層面的歸化以及文化層面的異化，希望本研究可以對翻譯領域的倫理研究有所借鑒。

一、翻譯倫理理論概說

倫理學可以說是古老的學科之一，本質上是一門關于實踐道德的學問。就來源而言，倫理學是哲學的重要分支，還被稱為道德科學、道德哲學或實踐哲學。國外學者對這門學科的研究由來已久，美國著名的倫理學家安•蘭德認為，“道德就是一套指導人們做出選擇和采取行動的價值規范———這里所說的選擇與行動決定了這個人的生活目標和人生道路。而倫理學就是發現和定義這種規范的一門科學。”［1］倫理學和翻譯有著緊密的聯系。翻譯是一種文化語言的傳遞行為，本質而言屬倫理學所指導的一大領域。目前，翻譯實踐中出現了一些翻譯的問題，例如翻譯文本中存在較多錯誤，部分翻譯實踐出現功利化勢頭。譯界的學者認為，翻譯行為可與應用倫理學聯系在一起，在翻譯中可解決其中文化等方面的倫理道德問題，等等。進而明確翻譯目的、規范翻譯行為、形成翻譯理論規范，以致加強翻譯學科的建設，在學界規范翻譯過程，端正譯者、學者的翻譯學研究態度，利于規范當前的翻譯市場［2］。國內學者王克明曾提出翻譯倫理學的研究范疇，包括翻譯的概念、翻譯進行的原因、翻譯的受眾、翻譯的策略等。《翻譯倫理學》一書中，也就翻譯倫理學進行了研究，書中提出了該學科的研究對象及任務。西方學者對翻譯倫理的研究歷經二十多年，使得翻譯倫理學科有所發展。法國的翻譯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更是創造性地對“翻譯倫理”這一概念提出了全新的闡釋。著名的美國翻譯倫理學學者戴維斯在其著作《解構主義與翻譯》中，從譯者的責任出發用一個章節討論翻譯與倫理的關系［3］。本文研究的翻譯倫理主要是由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種模式，他明確地“把當代西方翻譯界倫理的研究劃分成了五種主要模式，即再現的倫理、服務的倫理、交際的倫理、規范的倫理和責任的倫理。”［4］

二、翻譯倫理模式與成語中的文化翻譯

20世紀80年代，西方的翻譯倫理研究便開始了，在眾多研究者中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所持有的觀點最具代表性。切斯特曼提出了五大模式，用此闡述翻譯倫理問題十分貼切。再現倫理重視譯者對原文文本作者意圖是否“忠實”，服務倫理強調翻譯中對客戶服務的重要性，交際倫理關注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間的交流與合作，規范倫理關注目的語文化與譯文讀者期待，責任倫理從職業的角度規范譯者的行為。在這五種翻譯倫理模式的基礎上，切斯特曼通過研究認為，“譯者要保證互為異己的各方達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5］他的觀點對研究文化翻譯的策略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翻譯實質上是一種人類交際行為，也應歸屬于倫理學這門學科所指導的范疇。目前翻譯界出現了問題，例如翻譯譯本中出現大量的錯誤，部分譯者過度功利化的翻譯目的，等等。一些學者們認為，應用倫理學能和翻譯行為相互聯系在一起，這樣有利于解決翻譯中的某些倫理道德問題，以便規范翻譯領域的行為，最終形成翻譯理論規范，這樣也能加強翻譯學建設，指引譯者端正對翻譯學的研究態度，進而規范翻譯市場。1.再現倫理與直譯再現倫理，是指譯者要忠實再現原文或原作者［6］。再現倫理體現出翻譯要準確、不增不減不改地再現原作內涵及原作者意圖，此處忠實確定得到了放大與突出。切斯特曼認為，譯者眼中的再現倫理就意味著要對譯作表現出忠實和真實，要做到忠實，這就要求譯者必須準確無誤地翻譯，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現原文，因此要避免任意增刪和篡改。傳統理論的忠實譯者施萊爾馬赫、貝爾曼、韋努蒂也都關注再現問題，這也是再現倫理的體現。然而，翻譯作為一種犧牲之藝術“anartofsacrifice”要想再現并實現完整的再現十分有限。翻譯再現出的東西是原文之“意味”，翻譯應是用最確當和最適宜之方法將原文最準確合適的含義帶入譯入語。下面看幾個例子。例1原文:渾水摸魚譯文:tofishintroubledwater例2原文:滴水穿石譯文:Aconstantdroppingwaterwearsthestoneout此處，本文重點分析最后一個例子，前例道理與之相似。滴水穿石源自《鶴林玉露》，宋代羅大經所著，原文為“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這個成語意思是水不斷下滴可以穿透石頭，這實際上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生活勞動中細心觀察大自然現象的發現。由這一成語可以悟出為人處事的道理，它告訴人們只要有恒心，鍥而不舍地努力，事情一定能辦成功。根據切斯特曼的再現倫理，在翻譯活動中，譯者應具備倫理意識，應精確地再現原文以及原文意圖［7］。在傳統的忠實論及功能學派的對等理論中早已反映了此種觀點，表現出了對倫理的肯定及追求。2.服務倫理與直譯加注釋服務倫理從服務的角度看待倫理，指的是譯者在翻譯時要符合客戶要求，要完成符合委托人期待的譯文。譯者有必要依托客戶或是委托人提出的要求，還要在規定的時限內，翻譯出讓其滿意的翻譯產品，其核心是服務。翻譯理論中的功能學派認為“目的決定手段”，因而翻譯策略取決與翻譯的目的。因此，譯者應在接到翻譯任務之時與客戶擬定翻譯綱要，并以此來指導自己的翻譯活動，最終達到綱要指示的目的，以便合理地完成翻譯工作。提出服務倫理的前提即是將翻譯看成一種商業服務活動，而翻譯的功能要符合客戶的要求，翻譯要實現委托人和譯者商定的一致性目標。因此，譯者對翻譯的忠誠度是針對其委托人的要求而言的。從這一角度譯者只要滿足了委托人的要求，那么其翻譯也就“倫理正確”了。請看下面的例子，它們有助于解釋這一翻譯服務理論:例3原文:東施效顰譯文:DongshiimitatesXishi注釋:theuglyimitatesthebeautifulinsuchadistortedwaythattheuglinessoftheuglybecomesworse東施效顰可見于先秦•莊周《莊子•天運》:“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比喻意義為胡亂地模仿，導致效果極壞。如果譯者簡單地直譯為“DongshiimitatesXishi”，那么原文的內涵就沒有譯出，東施、西施是誰，有什么文化含義，不了解中國歷史的外國人對這兩個人物很可能一無所知。譯者應該積極思考，為了讓譯入語讀者明白這一成語的真正含義，可以加注釋“theuglyimitatesthebeautifulinsuchadistortedwaythattheuglinessoftheuglybecomesworse”。類似成語譯法還有，如“班門弄斧”譯為toshowoffone’sproficiencywithaxebeforeLuBanthemastercarpenter;“金蟬脫殼”譯為doasthecicadadoeswhenhejumpsoutofhisskin:givethemsomethingtoputthemoffthescent．就文化意象而言，它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文化意象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聯想意義。而對譯者而言，文化意象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可以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因此要正確地運用文化意象來傳譯的策略;在翻譯中要盡量地再現原作的民族文化意象，這樣才能達到傳達原作文化內涵信息的目的，并且盡量傳遞異域的文化因素，從而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回到例子當中，以上的翻譯服務案例均為直譯加注的典型案例，需要指出的是，加注可以腳注，也可以在文中直接加上注釋，使譯文閱讀時更加連貫。切斯特曼指出，服務倫理實際上就是“建立在翻譯作為一種商業服務行業的基礎之上的”［8］。這從本質來講，就對譯者提出了兩點具體的要求:首先，要讓譯作實現客戶所要求和期望的翻譯目的，也就是說，要承擔對客戶的責任;其次，面對翻譯活動中所出現的問題，譯者需要和他的客戶進行協商，然后處理解決問題。這一倫理實際上側重于翻譯目的這一方面。3.交際倫理與意譯交際的倫理主要將與“他者”進行交流作為重點，這一倫理強調翻譯是“人際間”之交流，而非沒有生命的、冷冰冰的“文本間”的交流［9］。筆者認為，翻譯的倫理目標十分簡單，應該是在雙方不同的情況下二者之間所進行的跨文化合作，這樣可以縮小文化差異，從而促進文化交流，有助于打破文化的趨同性。西班牙學者皮姆在文章《翻譯倫理的回歸中》中重新定位了譯者應承擔的角色，他認為，譯者是翻譯這種復雜的跨文化活動的一位不可或缺的協調者。譯者作為跨文化交際活動中承擔翻譯任務的主體，在主觀層面或社會層面上，游走于兩種文化之間。由此可見，譯者一定要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具有的交流溝通功能，他不能絕對地偏向源語文化，也不能完全偏向目的語文化。例4原文:殺雞儆猴譯文:tomakeanexampleofafewtofrightenalltherest殺雞儆猴的字面義為殺雞給猴子看，讓猴子不犯錯誤，受到警醒，用來比喻嚴厲地懲罰一個人給別人看，用這一辦法來警告別人讓他們不犯錯誤。倘若直譯為“tokillthechickentofrightenthemonkey”便會讓譯入語讀者困惑，無法傳遞文化含義與實際意義。加上在漢語或是在英語中，動物意象“雞”與“猴”沒有必然聯系。故可采取意譯法舍掉意象。在翻譯過程中，作為譯者，注定有身份多重性的特征，這決定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必須忠實再現原作的價值觀，這是基礎;要忠誠為顧客(觀眾)服務，這是基本宗旨;要理解和合作，這是首要任務。譯者也要適當把握翻譯的自由度，使文化意象的傳遞更加符合特定文化讀者的期待，這樣才能體現譯者的專業性特征和職業操守。從理論角度而言，德國的功能派學者曼塔利曾提出翻譯行為模型，這考察了譯者及其翻譯中所涉及的各方間的關系，也強調了翻譯這門技術作為跨文化信息傳遞重要工具的一面［9］。

三、結束語

翻譯倫理所追求的正是平等、尊重與良性，這對翻譯很有借鑒意義。在翻譯中，作為譯者，他的身份具備多重性，這也決定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必須忠實地再現原作的內涵，忠誠地為讀者服務［10］。譯者的首要任務是理解和合作，同時把握翻譯的自由度，讓文化傳遞更符合譯入語國家特定的文化期待，這也就體現出了譯者的專業性以及職業操守。漢語成語中的文化內涵是種極為特殊的文化符號，它們往往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聯想意義。因此，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譯者可以在翻譯倫理學的指導下正確運用文化的相應策略，盡其所能再現成語中的民族文化，以便成功傳達漢語成語中的文化內涵信息，完成傳遞中華文化、促進文化交流的使命。這正如皮姆所言，翻譯的最終目的是“改善原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關系，促進交際雙方的交流與合作”。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譯倫理下的五大倫理模式，可以很好地指導翻譯。

參考文獻:

［1］安•蘭德．自私的美德［M］．焦曉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2］彭萍．翻譯倫理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7］劉衛東．翻譯倫理的回歸與重構［J］．中國外語，2008(5)．

［8］唐培．從翻譯倫理透視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6(1)．

［9］杰里米•芒迪．翻譯學導論———理論與實踐［M］．李德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0］謝天振．當代國外翻譯理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李華 單位：江蘇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