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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剖析言說能力的培養與文學的政治性

在我國的近代文學言論中，“政治”一詞的含義都是非常狹隘的，這主要是受到了近代時期所形成文化的影響，在時期，崇尚“文藝要為政治服務”，也就是說文藝要為黨和國家的具體方針政策做出犧牲。這樣的理解是在特殊時期形成的，有其形成的特殊歷史原因和環境，但是卻一直制約著我們對文藝與政治關系的思考思維。要想扭轉這錯誤的“政治”概念，我認為，需要引用阿倫特的政治理論。阿倫特的對“政治”一詞的理解是一種自我彰顯，這種彰顯主要表現在人的言談與行動中。他還指出，任何的施為、展現都需要一定的空間和領域，按照這種理論，政治活動一旦在“公共空間”中喪失了言談，它的性質就改變了，變成了另一種活動模式，就像“制造事物”和“勞動”一樣。著眼于這個簡單的對“政治”的定義，不難看出“行動”“公共空間”“言論”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的。阿倫特在《人的條件》中將“勞動”與“工作”進行了比較，對“行動”的基本含義進行了界定。阿倫特認為，人的基本活動分為三類：勞動、工作、行動，并且分別對應了人類三種基本條件。勞動的目的在于滿足人類基本活動所需要的、維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質的需求；所謂的工作指就是人類通過生產活動制作人工制品的活動，它為人類創造了一個與自然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行動與勞動和工作都不一樣，勞動和工作的目的都是為了滿足經濟需求和生理需求，是人類的自然性范疇，但是人的自然醒是不能成為政治實踐的條件的。行動是主體的自由實現活動，其基本前提就是超越經濟需求。政治是通過言辭在公共空間的呈現和參與表現出來的，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語言能力的，尤其是每個公民在參與討論公共事務的時候所必需的。

二、解析政治化的文藝學的非政治性

當我們認真剖析阿倫特和哈維爾的政治理論，并將其運用在我國時期的文學理論時，我們會發現那個特殊時期的文學理論知識產生了一種頗為奇怪的現象：它將極大的政治化與空前的非政治化集與一身；它在意識形態上是政治，但是又對“存在的政治”予以壓制和敗壞；它既表現為聲勢浩大的公共事件，又缺乏真正的公共性。新時期來臨之前的中國文學理論“政治化”很嚴重，這也幾乎在文學界達成了共識，有許多文藝骨干人文中國的政治文化嚴重影響了文藝學的獨立性和文藝學知識生產的自主性，中國當代的文藝運動基本就是政治運動。文藝學的發展也不受科學的發展水平所影響，那些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理論同樣對文藝學。這一共識在那個極“左”的年代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也存在其自身的問題。共識中所謂的將中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活動牢牢控制住的“政治”指的是特殊時期的特性文化形態中的政治，把這個特殊語境中的政治引申泛化為政治文學關系的一般命題是不合適的。大家都知道，自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內，我國文藝學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采用群眾大規模的討論，在此期間完成了對《武訓傳》的批斗，對一些文壇泰斗的批斗如胡適、俞平伯等的批斗，在這個特殊時期，文藝學的發展只是為政治服務的借口，這一點在一九五一年的中共第一次全國宣傳大會上已經明確指出。文藝為政治服務包含很多內容，如為黨的方針和政策服務，也就是說政治對文藝學的發展具有導向性。而所謂的“討論”、“爭論”方式也只是表面現象，形式主義，根本就沒有民主、平等而言。我們在分辨文學理論與政治的關系或者是涉及到文學理論知識和政治維度時，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認清所謂的“政治”的真實面目，是特殊時期的政治還是民主時期的政治？總的來說，不是民主時期的普遍政治影響文學理論知識的自主性，是特殊時期的政治使文學理論知識喪失了自主性。有人曾說過：真正的悲哀是文學理論知識必須按照規定的政治化，是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者為規定的政治化服務。

三、探究去政治化的文學理論的政治性

新時期的文理理論是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去政治化就是自主性的訴求表現，但是有趣的是，從另一種角度看，這種去政治化的文學理論和搞政治化理論是吻合的。文學的自主性訴求就是對獨立的渴望，強調的是文藝活動與審美的超功利性，是對于“工具理論”文藝學的大肆抨擊。這種訴求出現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總結這一理論的話語可以“向內轉”三字概括。“向內轉”共分為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指的就是從政治等非文學領域轉向文學領域。在這之前研究的文學主要是看中其外部規律，也就是文學與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的關系，比如說政治和文學的關系，社會和文學的關系，近些年來，研究的重點已經逐漸轉移到內部了，也就是說更側重于研究文學的內在因素，審美及自身結構等；“向內轉”的第二層含義指的就是從物質世界轉向內心世界。當時一些提倡自主性的人認為我國的文學內在本質沒有西方歐美國家那樣成熟，并不是存在于批判言論中的，相反是存在于人內心世界里的，“向內轉”實際上就意味著主體性高揚。在整個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國大陸文學的發展基本算是止步不前，幾乎沒有“純文學”，在這個時期的文學政治性較強，一般都被稱為“傷痕文學”或者是“反思文學”，這對我國整個文學發展都產生嚴重的影響，即使是政治的直接殘害已經消失，但是政治和災難見證文學的聯系依舊很緊密，這一切都給文學作者的心靈帶來巨大打擊。

四、非政治化是當代文藝學知識生產的危機征兆

假設文學和文學研究都涵蓋了廣義的政治性，假設有公共關懷意義的文學和文學知識一定具有政治性，那么，如果抽象的否定文學的政治性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人為的文藝研究非政治化，就有可能使當代的文藝學知識陷入危機。如果對這種傾向不能很好的理解，我們不妨將這種傾向與阿倫特的社會理論相結合，這樣就會理解的更加透徹。上文中層提起，阿倫特認為政治是人類的言談行動在一定公共空間內的實踐，再看阿倫特提出的對勞動、工作以及政治三大基本活動的劃分可以得出結論：以生存為目的的勞動、以利益為目的的工作都不屬于政治。政治是一種自由活動，它能夠擺脫物質的功利性和束縛性，人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內自由活動。需要注意的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們對“物質必然性”的概念也要進行適當的擴充。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少的人還在在于嫉妒貧瘠做斗爭，還會受限制于物質必然性，假如我們將消費視為最高的自由，將其他更正珍貴的自由視為多余，我們的公共關切和政治責任與義務感就必然弱化。正如阿倫特指的，隨著自動產業化的快速發展，人們將會逐漸從生計的壓力之下解脫出來，但是人們往往將時間用于休閑娛樂，而不是公共事務上。不僅如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會快速進去非政治化狀態，在這個大環境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表現出了兩個趨勢：首先是實用化，就是用文藝學的知識直接服務于社會的物質消費，另一個是裝飾化，既不敢充分運動所具備的文學知識評價公共事務從來建立自己的政治品格，又不屑于選擇很多學生選擇的“專業化”道路。這兩者雖然從表面上看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都是文藝學知識產生非政治化。筆者認為，這正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文學理論知識發展陷入危機的表現。在一個有較多問題、公民道德建設任重道遠的當代社會，時代流行這樣的文學實在是一件非常值得憂慮的事。

五、小結

通過上文論述，我們可以清晰的認識到重審文學理論政治維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需要我們廣大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當然，這里所指的政治不是特殊時期的“政治”，而是現代化的、作為公共領域自由行動意義上的政治。時期的“政治化”使得文藝學知識受到迫害，其自主性被剝奪，當然也就無法向世人展現出真正的政治的品格。現如今的“非政治化”看似是擺脫了時期的束縛，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對公共事業的批判精神反思，單從這一方面來看，當今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還并不成熟。實踐證明，中國的文藝學在對待公共性的批評反思的能力方面還很欠缺，需要不斷的改進與完善，而這正是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性格。

作者：徐珮 單位：長江職業學院公共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