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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士人在“亂世”中生存，當政治黑暗、社會動亂、儒學式微、名教危機、玄學大興的時候，魏晉士人的生存卻在無奈中透射出一種自信。魏晉士人群體在亂世中滋長起來的個體自覺，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自我價值肯定。筆者下面就用社會心理學和人格心理學的部分觀點對魏晉風度作一點評析。

社會心理學把人們生活的世界從偏見產生的根源分為內團體（in-groups）和外團體（out-groups）對于前者而言，個體把自己看作其中的成員；而外團體則相反。筆者稱魏晉士人為一內團體，是因為魏晉士人的生存和創作等方面的共通性，這是一群于亂世之中有著高度自信的知識分子。他們和中國文學史上其他歷代文人有著較大的差異。“魏晉風度”這一概括似乎是對這一內團體永久性的贊譽。

東漢末年，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政局動蕩。殘酷的社會現實無情地擊碎了士人長久以來形成的救世思想。士人階層和專制君權（及其操縱者宦官和外戚）之間的“話語權力之爭”的結果導致了“黨錮之禍”，“黨錮之禍”對士人的傷害是極大的。士人從此轉向了個體自覺。魏晉士人就是在此之后的一個具有特定時代意義的群體。正始時期，以曹爽為代表的和以司馬懿為代表的兩大政治集團都想盡千方百計地培植各自的黨羽，這就把皇權意識本已經十分薄弱的士人心中的儒家入世思想更加削弱了。司馬氏集團篡政之心曝光之后，面對血腥的政治，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士人雖然懷著對曹魏集團眷顧之意，但是卻并不敢公然地反對，大膽的嵇康那種“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越軌之舉，也只是以其放蕩悖禮行為來表現自己的憤懣，卻并沒有公然說反對司馬集團。他們內心仍然有著入世思想。如阮藉內心深處，并非沒有入世的思想。《晉書·阮藉傳》載摘要：“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余者，籍由是不和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酣飲是為了排遣郁悶，他心中有一股無奈之情。而當時和阮籍一樣同為浮誕者代表的，如王戎、阮咸、劉伶等，他們都是在嘆息之中尋找解脫。《晉書·向秀傳》記摘要：“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摘要：‘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摘要：‘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向秀的改節，也是一種很無奈的選擇，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嵇康臨行的一幕，時時在他的心里纏繞不去，他不是自愿的舉郡計入洛，而是懼禍、是死的威脅和自全的欲望迫使他改節的。我們可以很明白的從向秀的《思舊賦》中看出他對曾經和嵇康共同生活的懷念，那種“相對欣然，旁若無人”的場景在他改節之后也成為了回憶。士人在如此的憂生心態下，不得已以求自全。魏晉士人這一內團體的自全心理表現在行為上是“不嬰世務，在職而不盡責，責于牽涉個人安危的關鍵時刻，寧舍是非而依違兩可；而在生活上，則是求放任以自適，于瀟灑風流或縱欲放誕中享受之樂趣。”①(P230)曹魏士人和西晉士人的無奈大多是因為政治黑暗之中的性命之憂。另外，以左思為代表的一批寒士，因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仕途現實而以冷眼旁觀的態度無奈地嘆息，這種無奈也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而東晉士人的無奈則又是另一番情況。《世說新語·言語》31則摘要：“過江諸人，每至美，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摘要：‘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他們的無奈更多的是來自國土的淪喪而導致的物事人非的故國難歸之痛。在習慣了已經成為定局的情況后，士人形成了偏安心態。蔡謨、王羲之等人就不贊成北伐，他們大都沒有雄心來收復故土，而只是注重個人超脫。東晉士人放縱依舊，雖說是積習所致，但政局使得他們具有組織和執行達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降低了，他們依然是無奈的。不過此時，他們沒有像之前的前輩那樣有強烈的憂生心態。無論是曹魏、西晉還是東晉士人，他們的無奈都和政局有很大的關系，同時也和他們所受的玄學思想有莫大的的關系。由此可見，魏晉士人這一內團體心底的無奈是極大的。

社會心理學認為摘要：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個體對自己具有組織和執行達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②(譯者前言)也就是個體在經過一系列事情的強化之后，形成的一種猜測性的信念。這是一種主觀感受。魏晉士人，尤其是西晉士人，他們各自都在政治上努力而無果，雖有人在其政，卻并沒有謀其事。抱負難以實現。由此他們的自我效能感逐漸降低，從而形成了較為普遍的內團體特有的集體效能知覺，即“群體對它具有組織和實現行為達到一定成就水平所需要的行動過程的聯合能力的共同信念。”③(P683)于是在這一內團體中間形成了責任分散效應，即“當有不止一個人能夠在緊急事件中幫忙的時候，人們常會假設他人會或應該幫忙——于是他們自己就會退縮或不幫忙。”④(P513)魏晉文人這一內團體的消極出仕情緒正是在不利環境下的一種責任分散效應。在不利環境下，他們更多的是明哲保身。這種生存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這一點在曹魏和西晉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已經在前面論述過。東晉士人除了繼續曹魏和西晉時期的一些生活習慣，又增添了一份格外寄情山水的熱情，將山水審美和玄理相結合。王羲之《蘭亭集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不過，此時的士人將那種無奈更多地在山水和清談之中發泄，比起永嘉南渡之前的士人似乎活得瀟灑安閑。

魏晉士人喜好清談。“魏晉清談之起，在學術上蓋上承東漢方術道家和老易思想之一部分，而革棄儒家思想之一部分，其新興之一部分，則為先秦諸子學之重光，和印度思想之流入。”⑤(P2)魏晉士人這一內團體喜好的清談是一種“規則主義”下的結果。即在以談論“三玄”等有限的主題之下，進行無限的懷疑主義式的探索和辨析，魏晉士人談論的大都是“本體論”的新問題。西晉士人在清談上已經很講究聲調和修辭的應用。他們是不拾前人牙慧的創新式的清談。這種學術交流式的論辨旨在創新，重在過程。他們看重的是清談過程中的綺麗恣肆的論證，即那些“漂亮的話語”。魏晉文人這一種審美性的學術交流——清談可以說是一種審美性的游戲。是他們為了自己人格得到升華，對自己人格的一種價值肯定。這也是屬于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中最上一層——自我實現的需要。東晉士人則更注重山水怡情之美，清談的地點大都是名士家室或者是一些山水美麗之地，這本身就是清談之樂和山水之美的結合。是一種審美性的活動，魏晉士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聰明和深情。清談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審美性游戲，它是魏晉風度絕好體現的方面之一。

筆者一再強調魏晉士人這一內團體是有一種強烈的無奈意識的，但在無奈之中，他們又透露出強烈的自信。清談這一生存方式對于他們來說，是在無奈環境下的一種學術交流式的自信。稱魏晉文人為內團體，是因為他們生存和創作的共通性。但是這其中又滲透著極大的不同，即內團體也有著社會心理學中所謂的“偏見”，即“針對特定目標群體的一種習得性的態度，它包括支持這種態度的消極情感和消極信念，以及逃避、控制、征服和消滅群體的行為意向。”⑥(P521)社會心理學中的內團體的劃分是根據偏見劃分的，當內團體形成之后，其中又會有新的偏見，就是說偏見不僅產生于外團體，內團體中也會產生偏見。縱觀魏晉士人這一內團體，并非所有的魏晉文人都有同樣的生存方式，部分魏晉文人仍然懷著較為強烈的兼濟天下的宏志，為了實現這種宏志，他們不會像其他文人一樣獨善其身，如山濤、夏侯玄等人。阮籍好作清白眼、嵇康傲視鐘會、嵇康之所以寫《和山巨源絕交書》，那都是因為這一內團體存在著偏見。這種偏見實際上體現的是魏晉文人對自己一套清高的高標的高度的自信。他們對非按此高標行事的人存在著偏見，這也就是自信導致了內團體產生偏見，是對于擁有和自己內部群體不一致的世界觀的人的一種偏見。魏晉士人是在強烈的無奈之中透射出強烈的自信。這種自信在《世說新語》中有著很多的記載，其中《品藻》、《任誕》、《簡傲》等篇目，就是反映他們強烈自信的集中記載，主要體現在他們的行為怪誕之上。如《品藻》載摘要：“桓公少和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摘要：‘卿何如我？’殷云摘要：‘我和我周旋久，寧作我。’”殷浩的回答是很有自信的。在士人之間的人物品評，有許多人都表現出自信不羈的一面。又如《任誕》載摘要：“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摘要：‘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劉伶這種放蕩豁達，桀驁不馴，瀟灑自信的氣度和胸懷一直讓后人著迷。

綜上所述，魏晉士人這一內團體表現出來的無奈和自信的組合就是讓后人企羨的魏晉風度。魏晉風度是無奈和自信的結合體，是魏晉士人集體政治效能知覺上的無奈和個人人格獨立自信的結合體。正是由于他們這種透射在無奈之中的自信，讓后人著迷甚多，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