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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古典傳記的發展,既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同時也與我們的民族心理有密切關系,如注重現實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這些民族心理,對古典傳記的人物選擇、材料選擇、事實呈現以及價值取向等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中國古典傳記;民族心理;價值取向

中國古典傳記的發展,既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同時也與我們的民族心理有密切關系。民族心理是指一個民族作為一個大群體所具有的典型心理特點,它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積淀為該民族的共同意識,具有普遍的認同感。中華民族心理具有多樣性、豐富性,就影響古典傳記或古典傳記所體現出來的民族心理來說,筆者以為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注重現實;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留名后世。這些心理因素,對于中國古典傳記的人物選擇、材料選擇、事實呈現以及價值取向等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注重現實的民族心理

中華民族的歷史源遠流長,如果從《史記》所記載的黃帝時代開始,中華民族就已經在黃河流域生存、發展,繼而拓展到長江流域。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其中又有許多不同地域、不同語言、不同特征的民族,司馬遷把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可以說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黃帝修德振兵,初創國家,統一天下,諸侯咸服,這既是遠古歷史的呈現,也是漢代大一統時代的社會心理,對于凝聚人心、加強團結起了重要作用。總的來看,中華民族心理在先秦兩漢時期基本奠定下來,以后逐漸發展。作為奠定時期的民族心理非常重要,它對后來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都產生深刻影響。其中注重現實的民族心理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這種民族心理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

地理環境的影響和物質條件的限制。由于中華民族處于半封閉的大陸性地理環境,尤其是黃河流域,長期的農業社會、自然經濟,自然災害隨時都可能發生,人們為此擔憂,并不斷地與之進行搏斗。這種環境造成了面對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造就了重現實的民族性格,特別注重人的氣質、精神、力量,較少幻想的成分。盡管在某些時期天意鬼神之類的思想有一定的市場,但主導方面還是重視現實的人。這與處于海洋地區民族敢于冒險、富于幻想的民族性格大不一樣。因此,即使在形象思維的文學作品中,人們還是注重現實。如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是西周到春秋五百年間的作品,反映了那個時期人們的普遍心理。其中如《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史詩,記述周人開國歷史,雖有姜螈生棄這樣的神話色彩,但主要還在寫后稷發明農業的偉績及公劉、古公宜父等人艱苦創業的功勛,現實主義是主要成分,因此,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中稱為“后稷傳”、“公劉傳”、“公直父傳”、“文王傳”、“武王傳”。如《生民》寫莊稼生長過程:“實方(禾之始生放芽)實苞(含苞待放),實種(禾苗初生地表,矮小稀疏)實衰(長而多),實發(禾莖舒發拔稈)實秀(成穗),實堅(籽粒漸漸成熟)實好(籽粒均勻美好),實穎(禾穗向下垂)實栗(籽粒飽滿)”,連用十個形容詞,就把植物由發芽到成熟的過程形象地展示在人們面前。這是農業生產的真實寫照,表現了周族對農業勞動的熱愛和贊美。沒有現實生活的經歷,是寫不出來的。再如《公劉》一詩,描述的是周族第四代祖先公劉率領族人由邰遷豳的重大歷史事件及其過程,他是周族的英雄,對周族有偉大的貢獻。遷徙之前,把族人武裝起來,作了充分準備和精心安排。遷徙之后,他不辭辛苦,親自到各處察看地勢,選擇定居地址。還組織軍隊開荒生產,墾田種糧并逐步擴大疆域,如此等等,儼然一幅逼真精美的創業圖。通過這些史詩,我們不難看出當時人們注重現實的心理結構。而《詩經》中那些“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民歌,更是現實土壤上產生的心聲而不是幻想的產物。朱東潤先生的分析頗有道理:“吾民族之詩……莫不切于人事。至若幻想錯綜,張皇幽眇者,楚人之作品固有之,而中原之作品絕無此物,蓋方致力于稼穡,傲載南畝,無此余裕為斯不急之務也。農業社會之民族,其生活之淵源,多仰給于天時,水旱冰蝗,無一不為此種社會之巨害,其文學上之表現,固常有此種危害之陰影。且也務農事則出產增加,出產增加則人口繁殖,人口繁殖則人生之爭斗攘奮乃日出而不已,此亦農業社會必然之危害,而不斷反映于此社會之文學者也。”這種重現實的民族性格與西方海洋商業文明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迥然不同。再拿神話來說,同樣是洪水滔天,萬民涂炭,在西方人的幻想世界中,杜卡里翁在神的指點下躲進了方舟逃難,中國神話則不同,鯀、禹世代相襲,子繼父業,治服滔天洪水,為民除害造福。其他如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都表現出人的一種堅韌之志,強毅之氣,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具有永久的魅力。因此,地理環境、文化母體的影響是形成重現實的民族心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的影響。先秦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注重人的生存價值,其“仁學”思想把人提到了一定的地位。以現實為根基,強調積極人世,即使遇到挫折也不后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尤其是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對中華民族心理具有較大的影響。對于怪力亂神的排斥,實際就是對現實的關照。《論語·先進》還記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問死。日:未知生,焉知死?”這說明孔子在當時關注的是“人”和“生”。孟子有“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的氣魄,勇于擔當起天下重任,其思想基礎仍在于現實。他的“知人論世”的思想雖然是針對讀詩而言,但也何嘗不是對現實的關注:“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是文學,具有形象思維的特點,而孟子在理解詩歌時仍然關注的是“人”和“世”。重現實的民族心理體現在人們的日常行為上,就是按照“禮”的規定做事,建立起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會秩序。《左傳·文公十八年》明確記載:“先君周公制周禮。”周公制禮,把人們的行為規范化、系統化,最大限度地發揮禮的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儒家的經典著作《周禮》、《儀禮》、《禮記》,使現實生活的行為理論化,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應在“禮”的范圍之內,更少幻想的成分。

重現實的民族心理也體現在歷史記載以及其他典籍。中國古代史官建置是很早的,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云:“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馬端臨《文獻通考》卷51亦云:“史官肇自黃帝有之,自后顯者,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黃帝時代就有史官雖不大可信,但起源很早卻是事實。《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歷史記載是中華民族歷史足跡的寫照,“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雖多是問卦之辭,但思想卻著眼于現實的生活,如出門是否吉利、今天是否下雨之類。從《尚書》、《春秋》以及“三傳”、《國語》、《戰國策》一直到漢代的《史記》,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奮斗歷程以及精神、心理狀態。尤其是由《史記》所開創的史學道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是漢代文化的代表,最能體現先秦以來重視現實、重視人生的民族心理。漢代把先秦時代儒家的著作列為“五經”,也是現實的需要。“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一切都是為現實服務:文學的詩歌可以當諫書,歷史的著作可為現實治水、察變、決獄提供理論依據。而先秦以來的詩歌著眼點離不開現實,從《詩經》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到漢代樂府詩歌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都是現實的反映。即使偉大詩人屈原的代表作《離騷》,雖有幻想的色彩,但出發點和歸宿點仍是現實,因此,有人稱之為屈原的自傳。

正是由于注重現實的民族心理,在我們的古代傳記文學中,大量的作品表現出的是人的一種追求、奮斗,建功立業,不朽于世,而很少去追求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自從司馬遷的《史記》被后人推崇為“實錄”后,傳記的目標就是追求歷史的真實和事實的呈現。劉知幾認為“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宋代吳縝《新唐書糾謬序》認為:“為史之要有三:一日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事實呈現是第一位的。在古典傳記中,作者追求作品的真實性,實踐“實錄”的寫作原則,讀者期待作品的真實性,可以說是重現實的民族心理的典型反映。從司馬遷的“實錄”,到歷代各種帝王的《實錄》,都以“實”作為衡量的標準。正由于強調“實”,所以人們反對虛假的傳記,反對虛夸的“諛墓”,甚至在某些時期朝廷還下令禁止立碑。如《宋書·禮志二》記載:“漢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其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因為大多數的墓碑文偏離了“實錄”的軌道而走向了浮夸之路。有人責怪中國古代神話太少,不成系統,不像希臘神話那樣龐大,豈不知這正是中華民族重人生、重現實的民族心理表現;也有人責怪哲學家、歷史學家把一些神話歷史化了,如孔子把“夔一足”解釋為夔這樣的賢臣有一個就足夠了,把“黃帝四面”解釋為圣人垂聽四方,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特有的重現實的心理因素嗎?神話歷史化,把我們的民族心理從虛幻的世界拉到了現實,也把文人的才華更多地推向歷史的記載和事實的敘述,無論如何,都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可一概否定。

二、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

祖先崇拜起源于母系社會。《禮記·郊特牲》日:“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每個民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祖先。祖先崇拜主要表達現世的人對祖先的感念之情,講究慎終追遠,并且相信祖先的在天之靈會保佑自己以及后代。這種心理經過長期的積淀,形成中國古代重要的民族心理。

對于祖先的崇拜首先表現在日常的行為上,其中祭祖是最重要的形式。《禮記·祭法》注引趙氏匡的話:“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自來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其廟世世不毀也。”由于祖先受人尊敬,現世的人通過虔誠祭祀的方式以表達追念之情,達到宗族團結的目的。《國語·楚語下》云:

國于是乎蒸嘗,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

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

服,貍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

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

于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于

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喱,

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

以昭事上也。

通過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先秦時期祭祀祖先的具體情況以及達到的積極效果。祖先崇拜有重要作用,朱天順指出,“在氏族社會,或氏族聯合體中,祖先崇拜的作用,主要是紀念祖先的功績,借用祖先崇拜來加強共同血緣觀念,以鞏固以血緣為基礎的內部團結,以及明確人們之間的輩分關系。家庭制度確立以后,除了氏族和部落的共同祖先崇拜以外,又產生了每一家庭或幾個家庭聯合的祖先崇拜。這種祖先崇拜,在維持近親的血緣關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祭祖只是外在形式,其目的仍然是為了現實的活人。

其次表現在用文字歌頌祖先。《文心雕龍·誄碑》云:“若夫殷臣詠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這說的是《詩經》中的《玄鳥》、《生民》等歌頌商、周祖先的詩歌。如《詩經·大雅·生民》一詩,毛詩序認為:“生民,尊祖也”。《詩經》中的《周頌》、《魯頌》、《商頌》基本都是如此。詩歌之外,主要是銘、墓志銘以及史書的記載。《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夫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釋名》謂碑的用處是“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認為“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在古典傳記中,有大量的墓碑文歌頌自己的祖先。如歐陽修的《瀧岡阡表》,通過母親的回憶極有感情地寫出歐陽修父親的音容笑貌,他清廉好施,篤于孝道,為官仁厚。這是古代阡表文的典型之作。古代還有許多家庭花錢請文人為先祖寫墓志銘,既彰顯先祖功業,又盡孝子之心。古代傳記還有一種敘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貫、事跡的文章——行狀,常由死者門生故吏或親友撰述,留作撰寫墓志或為史官提供立傳的依據。劉勰《文心雕龍·書記》曰:“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并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行狀的目的也是為了祖先的事跡不被埋沒。當然,最突出的是史傳。史書往往以敬仰之情記載先祖的事跡,正史中對每朝的開國皇帝的記載都是如此,《魏書》在開國君主拓跋之前,還專列《序紀》,追溯拓跋家譜。不僅君主,即使一般的諸侯貴族,也都注意他們的先祖,《史記》中的世家體例,專門記載這些人的家族歷史。歷史上一些世家貴族,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世族,還有自己的家譜,大量的家傳就是證明,《史通·雜述》對此評說:“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后來。”如魏晉時期的《裴氏家傳》、《荀氏家傳》、《王朗家傳》、《邵氏家傳》等。即使一般的人物傳記,也往往先介紹先祖,以顯示自己的來歷。大量的自傳也是先追敘先祖,如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漢書·敘傳》等。這樣做,都是傳記作者的意識。作為讀者來說,也常常想對傳主刨根問底,了解其整個成長過程。

祖先崇拜心理對于現世的人也具有促進作用。當人們做事時,總認為祖先能保佑自己,而且自己要為祖先爭光,要“不辱先”,“光宗耀祖”。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楚莊王在與晉國軍隊作戰之前,用先祖若敖、蚣冒創業的事跡鼓舞士氣:“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而人身處逆境時,往往會想起祖先,以祖先為榜樣,鼓勵自己。“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人窮則反本”,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希望祖先給自己力量。司馬遷就是典型一例。太史公司馬談臨終前將完成《史記》的重任交給了司馬遷,“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司馬遷接受父命,是要盡自己的孝,不辜負父親的期望。因此,雖然自己身處逆境,但父親的高大形象始終閃現在自己的眼前,父親臨終前的言語猶如洪鐘一般在他耳邊響起。如果不完成《史記》,連起碼的孝道都不能做到,拿什么讓地下的父親安息呢?所謂的“揚父母”就更無從談起了。在這股力量的推動之下,司馬遷堅定信念,終于完成了史學巨著《史記》。

與祖先崇拜相聯系,宗族、家族內部對親人的思念也是值得注意的。這些親人既有德高望重的長輩,也有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平輩,也有不幸早逝的小輩。這種親情是任何時候都割舍不斷的。古典傳記中有許多作品是表達這種親情的。韓愈《祭十二郎文》是為悼念亡侄韓老成而作,感人至深,《古文觀止》評此祭文:“情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淚。未嘗有意為文而文無不工。祭文中千年絕調。”顏真卿《顏呆卿傳》寫從兄顏杲卿反對安祿山的斗爭歷程,刻畫其威武不屈的英雄本色。蘇軾《亡妻王氏墓志銘》借以寄托對亡妻的摯愛之情。李清照《金石錄后序》是為丈夫趙明誠《金石錄》寫的后序,睹物思人,寫出作者在國破家亡時的孤苦凄涼,字里行間滲透著無限感慨。袁枚《祭妹文》是為悼念三妹素文而作,愛憐、同情、內疚、哀痛之情交織在一起,以情動人。方苞《弟椒涂墓志銘》通過他與小弟生前的生活情景表現出對手足之情的深沉感慨。各種形式的親情,關鍵之處在于“情”,因此,這類傳記也就在敘事中帶上了抒情色彩。

總體來看,祖先崇拜的心理,影響傳記的事實呈現,往往是歌頌占據主導地位,傳主的弱點或不足被遮蔽隱藏,長期發展就形成一種傳統,只說好話,不說缺點。家傳、墓志銘等基本都是如此。在材料的選擇上,也為主題服務,大都選擇有利于歌頌祖先的事跡進行描繪。這樣,讀者就很難全面了解傳主的一生,也就很難全面把握一個真實而豐富的傳主形象。當然,許多被崇拜的祖先的高風亮節會給后人以啟發和鼓勵。

三、英雄崇拜的民族心理

影響中國古典傳記的另一重要的民族心理是英雄崇拜。《國語》中的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

能扦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柱,能殖百谷百蔬;夏

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

有也,其子日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

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項能修之。帝嚳

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

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

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

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稀黃帝而祖顓頊,郊

堯而宗舜;夏后氏稀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

禹;商人稀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碲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

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

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固、大王,能帥稷者

也,周人報焉。凡稀、郊、祖、宗、報,此五者,國

之典祀也。

可以看出,遠古時代以至夏、商、周,祖先都是英雄,英雄身上有非凡的地方,或法施于民,或以死勤事,或以勞定國,或能御大災,或能扦大患,等等,受到后人的尊敬。

關于英雄,魏劉邵《人物志·英雄》說得明白:“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有智慧、有膽力即是英雄。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上引《國語》所說的英雄只列到周王朝。此后,社會劇烈變化,英雄更是層出不窮。從秦始皇橫掃六國統一天下起,多少英雄豪杰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虐戾滅秦的項羽,建立漢朝的劉邦,征討匈奴的衛青、霍去病、李廣,威武不屈的蘇武,“馬革裹尸”的馬援,“投筆從戎”的班超,“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諸葛亮,“中流擊楫”的祖逖,抗擊外敵的戚繼光,等等。尤其是一些時代,英雄成群,如三國時代,曹操、劉備、孫權、張飛、關羽、趙云,難以悉數;南宋時代,一大批愛國之士令人敬仰,如岳飛、陸游、辛棄疾、文天祥等;明末清初許多忠義之士保持民族氣節,抗擊清兵。人們敬仰英雄,贊美英雄,傳記中體現出強烈的英雄崇拜心理,或者說英雄崇拜心理才使無數英雄被列入史冊。僅舉幾例。《宋史·岳飛傳》寫民族英雄岳飛“精忠報國”的一生,他以收復失地為己任,最后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元代劉岳申《文丞相傳》寫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光輝形象,他百折不撓、舍身救國、威武不屈的精神感動著后人。清初邵長蘅《閻典史傳》寫閻應元守衛江陰城,清兵10萬圍困,他拒絕投降,英勇就義,忠肝義膽。清初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張公神道碑銘》為明末抗清志士張煌言而作,張煌言率軍奮戰17年,最終在清軍鎮壓下失敗。古典傳記中還有許多少年英雄。柳宗元《童區寄傳》描寫一位機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殺二賊以自救的事跡。《明史》記載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16歲英勇就義。古典傳記中也不乏女英雄。李翱《楊烈婦傳》寫唐德宗時,李希烈叛亂,楊氏有智有勇,忠于國家。杜牧《竇烈女傳》寫李希烈叛亂時竇桂娘忍辱負重智斗叛賊,最后犧牲。對于女中豪杰,人們總是充滿敬仰之情。如晉代皇甫謐《龐娥親傳》寫龐娥親以弱女子而勇敢為父報仇的事跡,此事感動了當地的官吏和百姓,也感動了作者:玄晏先生(皇甫謐)以為父母之仇,不與共

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

父辱之酷痛,感仇黨之兇言,奮劍仇頸,人馬俱

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

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

之謂也。

作者的贊嘆把女英雄的形象更進一步升華了。晉代傅玄《秦女休行》詩即歌詠這位女英雄,可見其影響之大。由于英雄崇拜,所以,英雄在人們心目中是不能受到玷污的。古典傳記中一些辯誣的作品,就是為了英雄的名節而作。如韓愈的《張中丞傳后敘》,對李翰的《張巡傳》作補充,同時,從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出發,義正詞嚴地批駁了加在張巡、許遠頭上的污蔑不實之詞,激憤之情溢于言表,千載之下凜凜有生氣。

與英雄崇拜相聯系的是名人崇拜。一些在歷史上或現實中有貢獻的人,往往受到人們的尊重。司馬遷寫《史記》時對晏子的為政產生敬仰之情,《史記·管晏列傳》贊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對孔子的敬仰之情更為突出,《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

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

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

夫子,可謂至圣矣!

稱孔子為“至圣”,這是對孔子的極高評價,崇拜心理不言而喻。中國古代,有許多清官、廉吏,也受人尊敬。如《宋史·包拯傳》刻畫公正執法的包拯,在后人心目中成為“包青天”,以至于到今天還活在人們的心目中。杜甫在唐代詩歌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許多人推崇,并以“詩圣”稱贊。尤其是元稹給杜甫寫的《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表現的尤為明顯: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

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后詩繼作,

歷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

化之尤者三百篇,其余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

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

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風、

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

《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

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

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

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

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道壯抑

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晉時概尚存,宋齊

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翕習舒徐相

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蕩精清為高,蓋吟寫性

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

遲至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

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

者互出。而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

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

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

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

暇則纖裱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

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

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

之所獨專矣。

作者把杜甫放在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河流中進行評價,極力贊揚杜甫承前啟后、包舉一切的集大成功績,崇拜心理十分突出。

對名人的崇拜,影響到傳記的人物選擇、材料選擇、價值取向。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最有代表性,值得重視:“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這段話,如果從英雄崇拜、名人崇拜心理來認識,是最能說明傳記的人物選擇和價值取向。那些倜儻非常之人,就是作者崇拜的對象,描寫的對象,學習的對象,激勵著自己在逆境中奮進。這些人物,也正是古典傳記中最核心的人物,最有生命價值的人物。

古典傳記中還有對朋友、對長輩的敬仰之情,也可以視為英雄、名人崇拜的一部分。如韓愈《柳子厚墓志銘》為好友柳宗元而作,贊揚柳宗元的高風亮節和文學成就;《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表彰好友樊宗師的文學成就;《貞曜先生墓志銘》贊美朋友孟郊的詩歌成就。歐陽修《黃夢升墓志銘》寫友人黃注“以文章意氣自豪”卻抑郁而終的生平;《尹師魯墓志銘》肯定尹洙“篤于仁義,窮達禍福不愧于人”的品格;《張子野墓志銘》寫出友人張子野的才能與不幸,感情極為真摯。陸游《曾文清公墓志銘》為自己的老師詩人曾幾而作,表現其不阿權貴的精神。《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前5卷是慧立在玄奘師傅逝世后所寫,他曾和玄奘一起參加譯經達20年,“睹三藏之學行,睹三藏之形儀,鉆之仰之,彌堅彌遠,因循撰其事”。通過傳記表達對師傅的無限敬意。黃宗羲《劉宗周傳》為先師劉宗周而作,刻畫其剛正不阿的精神和憂國憂民的情懷。這類傳記所寫的人物,實際上都是有突出表現的名人和英雄,只不過由于和傳記作者是師友關系,就更有情感色彩,也容易打動讀者。

四、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

祖先、英雄、名人的崇拜往往對現世的人有激發作用,促使奮進,產生積極向上的行為。《周易·大畜。彖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論語·里仁》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孟子·滕文公上》:“舜,何人也;堯,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可見上述的幾種民族心理具有其積極的意義,尤其在人格培養、行為反應等方面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說明一個道理,傳記具有自鏡的作用,以前人為榜樣,作借鑒,會對現世的人大有裨益。當然,這些崇拜也引起現世人的留名心理,期望死后受人尊敬。

。每個個體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人們在無法使生命無限期延續的情況下,希望聲名能像日月一樣永存,這是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道德生命的不朽。劉知幾《史通》揭示了人的這種普遍心理:“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可見留名心理是人的一種本能的愿望。從先秦以來,許多志士仁人都有這種心理,并以此激勵自己奮發有為。《論語·衛靈公》記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史記·孔子世家》也有這句話:“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后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可見孔子的求名意識非常強烈。屈原《離騷》也說:“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以此激發自己有所作為。司馬遷《報任安書》說:“仆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話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視立名為君子人格的重要標志。《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云:“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晉書-陸機傳》也說“志士思垂名于身后”。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以“命有死時名不死”來作為其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種重要的精神支柱,其《正氣歌》日:“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集中體現了他對前代英雄的自覺繼承。他列舉了“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的張良、蘇武、嵇紹、張巡、顏呆卿、管寧、諸葛亮、祖逖、段秀實等人,且以之為“夙昔”“典刑”。可見,留名心理是古代有志之士的努力目標,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留名的美好愿望。

留名心理也與中國古代孝的思想有關。《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告誡司馬遷的話:“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可見,“揚名聲,顯父母”,這是做人的基礎,也是人子盡孝的最高境界。由于這種觀念的影響,促使人們積極努力,爭取留名。

要留名,必須積仁行善。《論語·里仁》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易經·文言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留名還要留好名,惡名會遭人唾棄。《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孔子世家》曰:“《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可見留名的重要性。《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國的大臣崔杼弒其君齊莊公,齊太史乃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就殺了齊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為了把亂臣賊子崔杼的名字留在史冊,史官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古代一些明志的傳記,目的也是為了澄清事實,避免蒙受惡名。如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這是曹操的自傳,他當時位高權重,有人說他想篡奪漢權。他以讓出封邑的舉動表明自己絕無篡漢之野心。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為自己、也為王叔文參加永貞革新進行辯護,堅持與反對派不妥協的態度。明代民族英雄于謙《石灰吟》詩句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最能體現這種留名心理。

要留名,往往要托物。所托之物,第一是碑。立碑風氣從東漢開始盛行。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并指出碑文的特點:“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碑石不易腐爛,且具有較快的傳播速度和較廣的受眾面。如《晉書·羊祜傳》記載,西晉名將羊祜,由于鎮守襄陽有功,去世之后,“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可見立碑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在古典傳記中,有大量的墓碑文。盡管這類文體充滿溢美之辭,但仍然是留名的重要載體。二是史書。這是最重要的留名載體。曹植《上疏求自試》說“名掛史筆,事列朝策”,“功銘著于鼎鐘,名稱垂于竹帛”,以求建功立業,名留史冊。《魏書·李彪傳》載北魏著名史家李彪的話:“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代表了人們普遍的心理。文天祥《過零丁洋》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體現了英雄志士留名的決心和志氣。所以,大部分中國古典傳記保存在各種史書之中,尤其是“廿四史”中。三是托名人。個人留名不容易,就設法附在名人之后。古代立碑,往往在碑陰鐫刻立碑人的姓名,借此留名,有時甚至多人,如歐陽修在《集古錄》中收錄晉武帝泰始四年“南鄉人”為司馬整所立的《晉南鄉太守碑》,其碑陰題名者多達350人。就史書而言,也往往在傳記結尾附上子孫的名字,借祖先以留名。如《魏書》,趙郡李順,傳中列舉59人;隴西李寶,傳中列舉50人;鮮卑族穆崇,傳中列舉66人。有些還借名人留名,如《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伯夷、叔齊出名,是因為孔子對他們的贊揚;顏淵的出名,也是靠孔子而彰顯。四是口碑,不是文字記載,而是由于自己的功德受到人們的稱贊,眾人之口,勝過文字,勝過立碑;口耳相傳,形成共識,在傳播方面更具有廣泛性。如《史記·李將軍列傳》太史公日:“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李將軍的事跡感動了天下人,人人心中樹起一座豐碑。

留名心理,說到底,就是要樹碑立傳,是現世的人希望自己能成為傳主,進入傳記的載體,受到后人的尊敬。這樣的心理,影響到傳記的人物選擇和事實呈現。什么樣的人能進入傳記?進入傳記的人物選擇什么樣的材料?體現怎樣的人生價值?這些問題都需要傳記作者進行認真的考量。

[參考文獻]

[1]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

[2]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

[6]黑格爾.歷史哲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

[7]皮錫瑞.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4.

[8]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9]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國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朱天順.中國古代宗教初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3]吳調侯.吳楚材.古文觀止[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4]裴松之.三國志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5]歐陽修.歐陽修全集[M].北京:中國書店,1986.[責任編輯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