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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中期興起并迅速發展的認知科學，在多個領域引發了一場“認知的革命”①。盡管早期大多數文學評論家對這場革命保持沉默，甚至采取敵對的態度，但認知科學的進展對文學評論領域逐漸產生深刻影響，導致文學研究在近十年內發生了“認知轉向”。在50年的時間里，認知科學與文學評論領域經歷了從最初的斷裂到對話與整合的過程。本文從文學評論領域的認知范式嘗試、認知科學視野中的文學評論、認知文學評論范式的涌現這三個層面，探討認知科學與文學評論領域的發展與整合前景。

一、文學評論領域中的認知范式嘗試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希伯來文學教授ReuvenTsur是較早將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應用于文學評論的學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早期，他就已開始認知詩學(cognitivepoetics)的研究項目。其工作以俄國的形式主義及法國的結構主義為基礎，并把研究延伸到認知科學的方向。可以說，在認知語言學還未發展之時，Tsur就已經提出采用認知的范式來對文學進行研究。他主要將自己所發展的認知詩學理論應用到押韻、聲音象征主義、詩歌韻律、隱喻、詩歌與改變的意識狀態、原型模式等。②原為著名精神分析流派的文學評論家NormanHolland于1988年提出要把從認知神經科學中涌現的“更有力的心理學”運用于文學評論研究當中，發展“文學的認知方法”的計劃。③他的方法是將精神分析、認知心理學、信息理論、神經解剖學，甚至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與美國的讀者接受理論結合起來，為理解閱讀過程和作者同一性提供新的方法。由此他提出了一個關于閱讀和寫作過程的控制論模型。EllenSpolsky則于1993年提出了文學闡釋中“認知不穩定性”理論。④其研究基于兩種認知理論:一種是偏好模型理論，另一種是由JerryFodor提出的心理模塊理論。Spolsky研究了由不同的大腦功能(模塊)當中的裂口與不可通約性而引發的心理的內在認知不穩定性。MarkTurner是馬里蘭大學的英文教授，于1991年提出其“認知修辭學(cognitiverhet-oric)”⑤的計劃。他指出，認知科學將最終“需要對文學作品的研究”，因為文學作品是人類心智最關鍵的產品，文學創作是心智最關鍵的活動。他認為，人文學者至少應當成為認知革命的領軍人物當中的一個。在文學研究中，對于敘事的最有影響的認知研究可能是MarkTurner的《文學的心智:思維和語言的起源》(1996)。在其中，MarkTurner集中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微型敘事與概念整合之間的關系。他將認知神經科學和文學研究結合在一起，指出“文學的心智”就是日常思維的基礎，而諸如寓言等結構對于理解人類大腦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①近年來，有一些文學評論家開始采用認知理論來分析經典的文學作品。Crane研究了莎士比亞戲劇《一報還一報》中的“男性孕育與認知滲透性”，她根據認知語言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理論，從《一報還一報》中引導出一個主題、語言學和意象結構背后的“認知滲透性”模型。②Crane的著作《莎士比亞的大腦:用認知理論來閱讀》則利用認知語言學、認知神經科學和心理語言學以及概念類別理論，綜合出文學研究中認知理論的應用的版本。③Minchin的研究《荷馬與記憶資源:應用認知理論分析＜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將荷馬學者關于《荷馬史詩》的研究(特別是帕利和勞德的程式化語言的理論)、認知心理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探討史詩文本中以記憶為基礎的策略的痕跡。她主要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詩人所利用的情節記憶、聽覺記憶、視覺記憶和空間記憶資源等。

二、認知科學視野中的文學評論

1994年，《斯坦福人文評論》雜志的編輯組織了一場圓桌探討，主題為《在裂口上架設橋梁———當認知科學遇上文學評論》，希望這兩個在研究的對象與方法論上似乎完全不同的領域，能建立互動的交流。認知科學的領軍人物西蒙(HerbedSimon)作為這場探討的主角，在《文學評論:認知的方法》一文中提出，“要充當一個大膽的當代認知科學的傳教士”。他認為，“文學評論關注的是文學文本的意義，其中的意義以及被它所激活的意義。認知科學關注的是思維，人的思維和計算機的思維，以及意義的提取與激活，而閱讀與寫作也要求有思維。因此，在文學評論與認知科學之間有廣大的共同點。”⑤事實上，在認知科學領域，也不乏把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嘗試者。斯坦福語言與信息研究中心的JerryHobbs于1990年出版的《文學與認知》，將人工智能的研究視野(特別是關于自然的語言加工的研究)，帶入了文學理論當中。Hobbs提出語篇闡釋理論，指出有四種一致關系:場合、評價、圖形—背景和延伸以及組成隱喻的闡釋。他還和PatriziaVi-oli一起將人工智能開發的分析語篇結構的工具與經典的符號學框架結合起來，來分析密爾頓的詩歌，并說明GérarddeNerval的小說《Sylvi》的意義。⑥認知心理學家RichardJ．Gerrig和DavidW．Allbritton對文學人物的建構提供了認知心理學角度的觀點。他們以IanFleming的《007》系列小說為范例，指出讀者在構筑人物時，應用了現實生活知識和經驗。⑦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認知心理學教授、心理學系主任RaymondW．Gibbs，Jr．主要從實驗的認知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進行文學研究。Gibbs認為人類的認知在本質上是由“詩學”的加工而形成的，諸如隱喻、諷刺、轉喻等修辭，可以看成是將各種不同經驗水平進行概念化的基本策略。⑧DavidC．Rubin于1995年出版《口語傳統中的記憶:史詩、搖籃曲和計數韻中的認知心理學》一書，被譽為認知科學與文學評論結合的“里程碑”。Rubin總結并提煉了認知心理學中關于記憶的實證研究傳統，為文學研究者提供了認知神經科學與對詩歌和敘事形式的研究的相關性的個案。他指出，那些能流傳保存的口語傳統本身包含著“記憶方法”，這是我們的大腦保留它們的自然能力;文學研究中的某些傳統分類———敘事與主題、押韻、意象和節律，已經被認知科學的實證研究和神經解剖學當中的最新進展所證實。這些分類反映了特殊的認知功能，并且與大腦當中的特殊位置相聯系。⑨KeithOatley是多倫多大學的認知心理學教授，他認為認知科學需要研究文學，并從文學的角度來重新思考其假設和分析。Oatley致力于將精神分析與認知科學的研究相整合。他和Gholamain嘗試將精神分析的認同和內化投射等概念與對小說閱讀的認知說明進行調和。①Oatley和AlisonKerr認為，精神分析是研究情緒的，卻沒有發展出關于情緒的功能的理論，認知科學是關于知識如何心理表征并使用的，卻很少將情緒研究包含在內。他們的研究是要將這兩個領域的理解進行整合。②JeffreyL．Saver是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的神經病學助理教授，主要從事認知功能的神經底質的研究。他與文學評論家KayYoung一起研究了敘事中的神經學。他們認為，敘事是人類經驗的不可避免的框架。盡管我們訓練為通過幾何圖形、聲音模式、詩歌、運動、演繹等來進行思維，但構成我們意識的根本是用故事來理解自我和世界。他們指出，認知神經科學的最新進展表明，人類中樞神經系統中敘事的創作是通過區域分布的神經網絡作為媒介而進行的。

三、從對話到整合:認知文學評論范式的涌現

曾被稱為“裂口”的認知科學和文學評論之間，已經由應用認知科學理論的文學評論家和將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認知科學家共同努力，架設了橋梁。進入21世紀，認知科學與文學評論之間不僅僅停留在對話的空間，而是呈現出整合的潮流。認知詩學、文學認知主義和心理敘事學可以說是這一潮流的代表。

(一)認知詩學

認知詩學這一術語最早是由Tsur于20世紀80年代所提出的。最近幾年，通過PeterStockwell的《認知詩學:導引》(2002)和Gavins與Steen的《認知詩學實踐》(2003)的出版而得到廣泛關注。PeterStockwell為認知詩學給出了簡單的定義:“認知詩學是關于文學閱讀的所有事物。認知與閱讀中涉及的心理過程有關，而詩學則關注文學的技巧。”Stockwell建構的認知詩學研究范式有:圖形和背景、原型與閱讀、認知指示詞、認知語法、腳本與圖式、語篇世界與心理空間、概念隱喻、寓言與投射和文本世界。④認知詩學以認知的身體體驗理論(embodimenttheory)為背景，將文學研究與人類的認知聯系起來，并與認知語言學對于語言的研究相聯系。Gavins和Steen則指出有兩種類型的認知詩學:一種是與認知語言學的興起牢牢相關的，而另一種則面向認知科學。⑤與以往的認知科學與文學評論之間的對話不同，認知詩學關注的不是對某一特定的文學作品的研究，而是致力于創建一種適應各種作品的研究范式。但Stockwell提出的研究范式并不一定能真正涵蓋文學研究的廣泛領域。

(二)文學認知主義

文學認知主義(LiteraryCognitivism)代表了文學評論與認知科學的整合的另一種潮流，其倡導者是PatrickColmHogan。Hogan曾是榮格原型評論理論的代表人物弗萊的學生，近年來致力于促進認知科學與文學評論之間的整合。Hogan(2003)提出了從認知的角度研究文學的三個階段:第一，根據信息加工來形成問題;第二，界定研究問題的認知結構，包括三個主要成分:結構、過程和內容;第三，以算法式序列(algorithmicsequence)來提出對問題的分析。文學認知主義以作者、文本、讀者的框架來構建研究范式，注重研究作者的創造性認知、文本當中的隱喻與敘事以及讀者的情緒和共情。Hogan區分了四種不同水平的認知理論與分析:第一類為純粹的意圖主義(intentionalism)，關注我們的主觀經驗本身;第二類是表征主義(representationalism)，主要采用實驗的方法和實證的研究;第三類為聯結主義學派(connectionism)，是對大腦神經結構的簡化，可以通過計算機來建模;第四種則是神經生物科學(neuro-biology)，研究大腦的結構。在這四種水平的理論和分析之上，則是元水平的建構———進化論。⑥Hogan提出的文學認知主義是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并沒有規定封閉的研究范式，而是致力于發現認知科學當中能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內容以及文學能為認知科學的研究帶來怎樣的新領域。Hogan自身的研究背景涉及從精神分析到榮格和弗萊的原型評論，再到認知的轉向，為文學研究的新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三)心理敘事學

心理敘事學(Psychonarratology)是由MarisaBortolussi和PeterDixon于2003年提出的，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現代敘事學的研究需要了解實際的讀者怎樣加工文本，但在該領域，缺乏方法論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語篇加工和認知心理學擁有許多方法論和解釋工具來進行閱讀過程的研究，但對于敘事加工，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此，心理敘事學旨在結合認知心理學和語篇加工的實證方法論以及文學研究(特別是敘事學)的理論洞見和概念分析。在心理敘事學的框架當中，因果解釋為其核心。Bortolussi和Dixon指出，最重要的因果解釋是能夠把讀者的特定建構這一結果，解釋為是由文本的特定特征這一原因導致的。

評估這類因果聯系的最好技術，則是“文本實驗”(textualexperiments)。“統計學意義上的讀者(statisticalreader)”是另一個重要概念，意味著讀者所采用的加工過程能夠進行科學的調查和描述。心理敘事學對于文學研究而言，帶來的是方法論的改進。以往的文學研究過分關注單個讀者“獨特”的解讀、觀點的新穎。通過實驗與統計處理的讀者反應，能更客觀地描述文學活動。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西蒙所預言的“文學評論應當成為認知科學的一個分支”的局面，但認知文學評論(cognitiveliterarycriticism)已發展為文學評論的一個流派。在2006年1月出版的《文學理論與評論:牛津指南》一書中的第四部分“未來的方向”中，著名的認知文學評論家AlanRichardson寫了一章:認知文學評論。②在國內，從認知科學的角度進行文學研究，還屬于起步階段。有研究者采用認知詩學方法對文化經典著作《詩經》進行了研究。③認知科學的研究方法論和解釋工具，無疑將為我國的文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我們期待著認知科學與文學評論領域進一步整合，這無論對于認知科學還是文學研究，都將開辟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