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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爾•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確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用對話方式進行交流的趨勢。在“激烈對抗的二元性”中，《饒舌者》勾勒出加拿大社會現實中的多重對話關系: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的比照，在自然田園畫面中的人物和象征與工業機械化中被異化后的人物和象征構成鮮明對比;老舊的自然農業習語和神話與一種嶄新的經濟、商業、社會政治話語的交鋒，并與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神話/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強烈摩擦;更為重要的對話交鋒是“新秩序”即社會主義理想向著“舊秩序”(“oldgrooves”)即資本主義現狀發出的譴責和挑戰。在小說中，加拿大傳統的農村/草原田園神話、現代資本主義城市化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理念形成一種對比與對話。在小說的開頭，德爾金就暗示現代人應該具有創造新世界和新歷史的理念，不是要在農村建造一個由農民掌控的歷史舞臺，而是要在城市建立由工人為領導力量的理想世界。德爾金暗示了這種社會主義理想可以為城市帶來美好的未來。男主人公克雷格•福斯特是一個農民，在參戰之前，他離開農村來到了城市溫尼伯，成了溫尼伯谷類交易所的商，金錢和地位也隨之而來。典型人物從農村走向城市暗示著加拿大社會從農村/草原轉向城市工業化的進程。與克雷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流社會商人克勞德•查恩利。從表面上看，克雷格與同事克勞德似乎追求著共同的商業利益，但是克雷格提倡公平交易而且不自私，而克勞德則操控市場不擇手段地牟取利潤。在克雷格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并投身于社會主義戰線后，克雷格的品德表現得更加明顯。從戰場歸來，克雷格又回到從前的工作崗位，這并不僅因為溫尼伯谷類交易所在加拿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更因為在那里通過經營糧食買賣，他可以為祖國甚至整個歐洲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當克雷格積極投身政治運動時，他的商界朋友正忙著獲取更多暴利，他們所謂的共同利益和目標此時已經完全瓦解。他們形成的對比在某種程度上隱含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

政治思想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小說的發展，也成為意識形態對話的中心因素。德爾金巧妙地把社會主義思想注入與腐朽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對話性關系中，構建了貫穿整部小說線索的關鍵點，即社會主義政治力量與資本主義政治力量的對話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激烈對抗。可以說，巴赫金所指的社會主義“理想”是一個全新的獨立思想體系，也是小說的意識形態對話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小說向人們展示了工人階級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思想與舊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的沖突，也描寫了處于萌芽發展階段的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新時代，并在多個層面上予以展現。在社會層面上，從國外回來的“一戰”退伍軍人給加拿大帶回許多關于革命的新思想，還有他們在蘇聯親眼所見的戰爭之后的新生活和新世界;在組織機構層面上，德爾金認為工人階級是主要的社會政治力量，通過對溫尼伯大罷工歷史事件的藝術化再現而讓這一設想成為現實;在政治層面上，德爾金在加拿大小說史上第一次把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戰爭的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表現在文學作品中。《饒舌者》充滿了對立階級之間的政治對話和暴力斗爭。德爾金在馬克思主義范疇中定義階級。一方面，他看到了現代社會中不可調和的階級對抗，堅信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的強大政治力量。溫尼伯大罷工就是加拿大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匯合的集體力量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它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在馬克思主義范疇中，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代表著社會主義力量。在小說中，社會主義力量主要由在戰爭中做出貢獻的退伍軍人，在前蘇聯目睹了社會主義現實的人，以及擁護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聯合組成。而資本主義力量則由那些富裕的、地位顯赫的、有特權的，并運用一切手段守住其地位的人們組成。面對尋求根本性變化的新興政治力量———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和宗教勢力也開始打壓各種革命運動。另一方面，小說人物也處于階級的對立狀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階級歸類和階層歸屬，都是在為他/她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或階級地位而奮斗，因此每個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階級斗爭的影響。小說通過人物塑造來進一步闡釋馬克思主義范疇中的階級。我們看到，克雷格在積極地為無產階級做貢獻，而拉斯克•布朗特和喬治•賓利則捍衛著資產階級和宗教勢力。根據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曲折歷程，德爾金認為，歷史將在加拿大重演: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后，社會主義思想曾一度困擾著歐洲一樣，在加拿大本土，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和實踐也必然會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同盟的恐慌。米歇爾•福柯指出，殘暴的資本主義政權企圖把反叛者稱為瘋子。

小說中的資產階級統治者把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看成是瘋狂的、失去理智的想法，并以暴力對此進行鎮壓。暴力斗爭在克雷格發瘋、阿米爾被捕遭驅逐出境、資本家拉斯克•布朗特精心策劃暴力鎮壓等事件中體現得尤為激烈。阿米爾從工會運動的發源地英格蘭來到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奉行英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并且極度排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阿米爾最終被加拿大政府無情逮捕并驅逐出境。猶如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偷取火種一樣，克雷格也為加拿大無產階級帶回了火焰———社會主義，但是他被逼瘋了。對此，阿米爾大聲揭露:“那些活著回來的并講述了他們所見所聞的人們，都受到那些政治家的怒斥。”“或者用圣歌打壓下去!”克雷格說。“他們被稱作瘋子。他們的夢想讓他們瘋狂!我瘋了。你———珍妮特已經告訴我關于你的情況———你瘋了，福斯特，瘋了!”德爾金著意把克雷格塑造成一個賦有革命精神的瘋人形象，旨在表現對當時政治和意識形態現狀的不滿與反叛，展示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本質，及其對其他政治和意識形態體系的排外和鎮壓。然而，瘋子和革命者的反抗和斗爭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體現了他們對社會主義信仰的堅定與執著，體現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虛假自由、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有力反擊。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真實對話和對抗。人們真的需要思考: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和宗教“打壓”中，工人階級、勞動大眾、革命者這樣的“底層人可以說話嗎?”

社會主義思想使《饒舌者》充滿張力。在當時盛行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現代意識形態大背景下，小說通過人物之間的沖突和斗爭將其展現出來。這不僅增強了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小說理論的復雜性和文本張力，還為小說的社會政治表征和戲劇化增添了活力。社會主義思想、階級歸屬、宗教信仰交織在一起，不斷沖擊和影響著小說的主要人物，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視角中的經濟、社會、政治、階級有了一個更好的了解。首先，小說主要人物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和立場，完全符合巴赫金式的公式，即“兩種思想塑造了兩種不同的人”［8］。在思想對比鮮明的幾組人物關系中，如珍妮特和戴爾對克雷格的引導，克雷格和瑪麗恩婚姻的決裂，資產階級女性瑪麗恩和無產階級女性瑪莎的對照，克雷格和克勞德的反差，我們看到兩種思想的對立和博弈。在具有堅定社會主義思想的珍妮特的引導下，克雷格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主義事業中，憧憬著光明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的到來。盡管克雷格和瑪麗恩的短暫婚姻是富裕的，但克雷格始終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義。最終，他放棄了這段婚姻，回到了戰士的隊伍中繼續為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而奮斗。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他不惜犧牲自己的婚姻和個人利益。相比之下，克勞德則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根本沒有克雷格的廣闊胸襟和進步思想。結合圣經典故“曠野的吶喊”(“voicecryinginthewilderness”，《新約•馬太福音》第3章)和列寧主義，德爾金把克雷格塑造成一個既有虔誠信仰的基督徒又有革命精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像耶穌拯救窮人和下層人民，克雷格帶著新思想從戰場歸來，好像救世主從遠方給加拿大帶來了新的希望，堅信無產階級可以改變人們的命運，以此建立起精神救贖與政治解放之間的橋梁。克雷格代表著當時處于社會下層的工人階級，將要引起一場社會變革，支持反對資本主義現狀的革命事業，并促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

其次，小說的張力還在于德爾金開創性地塑造了巴赫金的“臨界點人物”(“thresholdfig-ure”)。巴赫金認為，“臨界點人物”是指那些在政治、意識形態以及道德層面上表現出雙重性的人。克雷格也具有雙重性格，曾經游移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抉擇之間，通過參戰、參與政治運動和工人罷工運動三個階段才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最終又回歸了田園生活。正是這種彷徨和困惑，小說情節才得以生動和延續，并蘊含著巨大的張力。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資本家吉爾伯特•納森也是一個例證。面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悲慘的境況以及不平等待遇，善良的工廠主納森開始左右為難，想通過再分配他的財富來安撫那些罷工工人，但這一舉動卻招致其他資本家的敵意。他想創辦一個小型社會主義工廠，卻得不到無產階級的信任與理解。他短暫的社會主義思想迎來的卻是失望和沮喪，讓他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并不等于進步，最終他退回到資本家的立場。這些角色也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結束存在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和意識形態對抗局面，然而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在小說中，一切調和階級矛盾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個人、社會、歷史在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是不可分離的三個要素。人物形象的鮮明對比表明個人、社會、政治、宗教等幾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裂痕不可愈合，所有的價值觀都是基于個人的政治理想、階級屬性、宗教信仰而形成的。

最后，《饒舌者》對20世紀初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女性、家庭與政治關系的描寫體現了德爾金的階級和意識形態觀。盡管當時的加拿大并沒有出現十分杰出的女性革命者，德爾金還是沿著階級和意識形態主線精心塑造了令人佩服的女性政治人物形象。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不論在生活中還是在政治上，都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并面臨著重大抉擇。工人或者農民的女兒們大都傾向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資本家的女兒們則恰恰相反，認為這種社會主義思想是邪惡的。從克雷格和瑪麗恩的婚姻就可以反襯出資產階級女性的特點:克雷格熱衷于社會運動和政治事業，而瑪麗恩卻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同情心;克雷格勤儉節約，并珍惜勞動成果，而瑪麗恩對鋪張浪費習以為常;克雷格對愛情忠貞不渝，他誠實穩重，忠于傳統;而瑪麗恩則倡導愛情自由，崇尚金錢和地位;克雷格無法忍受瑪麗恩與克勞德的婚外情，而瑪麗恩則以炫耀這種不正當關系來羞辱克雷格;盡管瑪麗恩聲稱自己對政治并不感興趣，但她卻指控克雷格是破壞資產階級利益的罪魁禍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社會主義者，她無法原諒克雷格對資產階級的發怒和斥責，克雷格憤怒地對他們大打出手。克雷格逐漸認識到他和瑪麗恩是屬于“兩個世界的人”，他對資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道德敗壞和腐朽的寄生方式極度厭惡和失望。后來，克雷格和工人階級女性瑪莎的結合更加證實了他第一段婚姻的錯誤。瑪莎勤儉節約(如盒子的事情)，具備勞動人民的道德品格(不投機取巧)。這種品質恰好與克雷格不謀而合，正是工人階級的價值之所在。由此看出，相同的階級歸屬和政治意識形態是女性婚姻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條件之一。階級之間的鴻溝是無法跨越和妥協的，個人的利益抉擇最終必須符合并服務于本階級的利益。茱莉亞•克里斯蒂娃指出，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及封建主義制度下的女性帶來了新希望。

德爾金打破傳統，讓女性跳出家庭范疇，將自身命運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走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沿。珍妮特•鮑登就是這樣一個熱血激昂、新穎真實的政治女性角色。珍妮特與代爾夫人有著同樣的命運，在戰爭中都失去了深愛的丈夫。因此，顛覆傳統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治體制成為她們共同的理想和目標，促使她們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中。與代爾夫人相比，珍妮特受到更好的教育，階級意識更為強烈，更敢于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她組織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輕人，一起討論軍事、社會和意識形態問題。珍妮特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強調個人與政治永遠分不開。她向克雷格灌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阻止他掉入婚姻和個人主義的深淵，鼓勵克雷格走上革命道路去尋求社會變革。德爾金塑造的政治型女性往往走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沿。加拿大文學評論家約翰•莫斯形容這樣的女性角色是“女權主義者”。這種具備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思想的女性角色頗具典型性，在加拿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中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德爾金筆下的女性絕不會被傳統的家庭和社會所束縛。在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驅使下，她們大聲宣揚社會制度的變革和革命，并聯合對抗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結合無疑構成一種新的政治力量和文學力量，也促使休•加納、艾琳•貝爾德、厄爾•伯尼和菲利普•格羅夫等加拿大左翼現實主義作家不斷塑造此類政治型女性角色。

社會主義話語是《饒舌者》顯著的左翼特征之一，也是德爾金的文學創作從草原現實主義轉向城市現實主義的標志之一。德爾金把樸實、簡單的日常生活語言與正式、復雜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話語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城市生活語言。這種語言表現為多樣化和多層次的特點:小說中出現大量與工業和生產相關的行話。谷物交易所使用的商業詞匯如“賣出”、“短缺”，新的政治和經濟術語如“利潤”、“罷工”、“機器”、“分配”、“大罷工”等頻繁使用。這些詞匯明顯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模式可以為少數人創造利潤，而社會主義生產模式則為大多數人謀取利益;“機器”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學說中的關鍵點;罷工和游行示威是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剝削和利潤分配不均的斗爭方式。因此，這些詞匯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政治角度，大都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詞匯。德爾金給傳統加拿大小說注入了新的詞匯、新的血液、新的思想，促使人們對工業化和異化進行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啟迪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加拿大左翼小說家格羅夫和卡特的文學創作。《饒舌者》的人物是通過不斷學習，才能用現代社會主義詞匯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觀。克雷格起初只是隱約感受到潛藏著的社會主義思想，但說不出到底是什么;當他真正察覺到的時候，他也只是用一些模仿性的詞語含糊其辭地表達了而已，就像是一個“饒舌頭的人”;當他接觸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激進的珍妮特和戴爾斯這兩個人物時，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逐步形成，開始選用一些精確詞匯，如“理想”、“布爾什維克”等等。社會主義話語增強了他的語言表達能力，讓他不再瞠目饒舌，不再彷徨苦悶，并賦予他跟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挑戰的勇氣。尤其在小說的第二部，克雷格能夠用強有力的社會主義話語，慷慨激昂地陳述他的左翼思想，使得他的岳父內森先生大為驚訝地問道:“你沒有變成社會主義者吧，克雷格?”社會主義詞匯的運用讓克雷格具備了敏銳的政治思維和雄辯的語言能力，與之前大不相同，一向“饒著舌頭”沉默寡言的克雷格如今變得能言善辯，令其政治對手本特利先生對之都畏懼三分。克雷格能夠清楚地表達自己的社會主義激進思想，從一個平凡的士兵變成了社會主義擁護者。

小說中的其他角色也展現了不同階級發出的不同聲音。對于德爾金來說，小說人物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做出的特殊舉動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具有豐富的含義。他們每一個人代表的不僅僅是自己，也代表著他的所屬階級或千千萬萬個與他有著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的群體。他們每個人都擁護自己所傾向的意識形態。一部分人試圖改變，改革，甚至發動革命;而另一部分人卻試圖阻止這一切;還有一部分人試圖打破兩種力量之間的平衡，或不愿意與任何勢力進行妥協。但是，即使是這最后一類人也難免受到時代的影響，每個人都卷入了社會政治浪潮中。換言之，由于不同意識形態的同時存在并相互斗爭，所有的人物，在巴赫金看來，就成了某種意識形態的擁護者和追隨者，在特大歷史事件中，他們通過語言和行動表明自己的立場。巴赫金認為，“小說能夠最大限度地表現當時各種人物的聲音”。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民主提倡的自由與公平都是虛假的，權力通常掌握在反對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手中，代表上層階級的人物總是要堅決壓制那些小人物、邊緣人物、底層人物發出的聲音。例如克雷格曾被他的資產階級妻子和岳父剝奪了發聲的權利，珍妮特則被富人階級剝奪了發聲的權利。然而，社會主義話語也讓底層人和被壓迫者具備了發聲和辯駁的語言力量。小說通過人物的日常性討論、政治性辯論、公共場合的發言，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人物要為自己發聲、為本階級發聲的愿望。當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重新點燃了他們的政治熱情，他們就必須進行討論和辯論，尤其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的社會政治觀點。這樣的創作手法也容易讓讀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到這種討論和辯論的情境中，產生文學的社會效應和意義。總之，在德爾金之前，加拿大似乎沒有一部小說在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給讀者帶來如此巨大的挑戰。《饒舌者》以最為豐富和多樣化的語言表現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著力凸顯了代表著社會主義或工人階級的聲音，并確立了社會主義在加拿大文學中的地位，成為加拿大左翼小說的先鋒。

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整體性特征期待文學作品能夠對整個社會發展提出一種預見或是開創一幅藍圖。《饒舌者》對加拿大社會現實問題提出的政治解決方案，實際反映出了社會主義烏托邦與資本主義現實之間的矛盾。雖然《饒舌者》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取代資本主義，并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但是面對田園神話與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兩種選擇，德爾金最終選擇了前者。在小說為主人公定位人生和政治立場時，我們看到，面對強大而殘酷的資本主義勢力，克雷格的政治理想破滅了，回歸到小說最初批判的浪漫田園生活。小說結尾，克雷格傷勢好轉，在清晨的陽光下耕種小麥，身后留下一道道“筆直延伸的犁溝”。這個場景看起來似乎有些浪漫傷感和理想化，克雷格和瑪莎在這里遠離了紛繁的社會政治斗爭，唯有他們在田間的幸福生活。從政治意義上來看，德爾金還處在對未來社會模式的探索之中，其政治觀點似乎也有些倒退，又回歸到傳統的浪漫式書寫。根據格奧爾格•盧卡奇的觀點，這樣的小說只能歸屬于“浪漫的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們不能找到解決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種種社會弊端和矛盾的途徑，而是趨向于悲觀的結論，或是歸結于信仰個人英雄式的行動，抑或是歸結于信仰的一種理想化懷舊式的前工業化時代的田園世界觀，缺乏像后來發展起來的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義務。

可以理解的是，處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人們做出任何選擇都是很艱難的。當時的加拿大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時期，社會主義運動還在萌芽階段，整個社會出現多種意識形態的交織和碰撞，多樣化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特點，特別是一些政治和社會活動家認為基督教社會福音和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相為互補。如果考察個人成長經歷的話，德爾金自幼受到基督教福音精神的熏陶，母親曾想讓他去中國當一名傳教士;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喜歡社會活動，深受社會主義理想的感染，其文學創作立場的歸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教養和加拿大的社會背景。德爾金選擇傳統田園模式也許在政治意義上是一種溫和的緩沖，因為當讀者對小說結尾感到遺憾和傷感的時候，小說反而膨脹出一個巨大深邃的想象空間，也留給讀者和其他作家一個深深的思考:是參與政治活動還是退出政治活動?值得肯定的是，《饒舌者》憧憬和描繪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想，對加拿大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烏托邦的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中闡明，烏托邦理想是在改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進程中照亮人們前行道路的燈塔。在探索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道路上，德爾金筆下的人物具有高瞻遠矚、洞悉未來的氣概。在小說中，阿米爾精確地預測:……在未來的五年，英國將掌控世界的石油。美國已經占有世界的黃金，還將以國家貸款的方式購買世界上每一個小國的靈魂。為一場大規模貿易戰爭而進行的所有準備，終將激起另一場大屠殺……20世紀和21世紀見證了《饒舌者》對世界石油戰爭和貿易戰爭的預言。當人們看到美國和英國為搶占石油而發動的兩次伊拉克戰爭，以及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在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危機，我們不得不贊嘆德爾金在金融、經濟和社會、政治領域的精明與遠見。在這個意義上，德爾金應當被譽為加拿大左翼小說的奠基人，列入20世紀最杰出的加拿大小說家之一。

作者：魏莉單位：內蒙古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