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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北宋確有二位劉牧之新證據；兩劉牧之辨所涉及問題的商榷；應當為彭城劉牧在“宋明理學史”中存留一席之地；對北宋劉牧進行闡述，其中主要包括：楊億《武夷新集》之證、宋王應麟《玉?！肪硪话俣摺肮僦啤庇浿C、彭城劉牧沒有得到河洛圖書之傳承、彭城劉牧并不主張八卦是圣人則河圖（或洛書）而畫、彭城劉牧原為太常博士的左職文官，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智畧易右職當邉寄”。此時三衢劉牧16歲，八年后方上進士榜，等。具體材料詳見：
提要：在筆者以前考證的基礎上，又以讀書所得新證據對北宋兩劉牧的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考證。并以考證結果為根據，對諸多已成“事實”進行了商榷，指出：三衢劉牧無任何易學著作存世；朱震等有關“河洛”圖書的傳承代次，全是瞎說，不可再引以為據；“河洛”圖書內容出于彭城劉牧著一卷本《易數鉤隱圖》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竄入；范諤昌的“象學”并不講“河洛”圖書，以此溯及陳摶之“象學”亦非“河洛”內容；范氏晚于彭城劉牧，并非其師等。最后指出：彭城劉牧講太極大道，理應在“宋明理學”的研究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筆者曾在《周易研究》上發表《易數鉤隱圖作者等問題辨》一文，指出三衢劉牧（1011—1064，字先之，尚書屯田郎中）之前還有一位彭城劉牧（字長民，太常博士），并考定《中興書目》所記《易數鉤隠圖》一卷，為前劉牧所撰。近來讀書又得新證，茲詳考之并商榷一些有關問題。
一北宋確有二位劉牧之新證據
證據之一：楊億《武夷新集》之證
景徳二年三月試草澤劉牧策二道（奉圣旨撰）
問化成之道，儒術為先，故大學之興存于周禮，博士之設始于秦官，厯代相沿舊章咸在，國家盛膠庠之制，崇俊造之科，鏤版以廣圣言，祭菜以嚴祀典，傳經請益必選碩儒，講肄胄筵咸稽古訓，而公卿之子弟，鮮隸籍于成，均州里之俊髦，率登名于鄉老，豈勸誘之未至，將沿襲之或殊，何以復杏壇槐市之規，遵小成大成之制，弦歌不輟，誕揚洙泗之風，生徒寖多，克追唐漢之盛，愿聞嘉話，用洽永圖。
按《宋史》列傳記，楊億字大年，浦城人，太平興國八年（983癸未）十一月為秘書省正字，淳化中命試翰林，賜進士第，天禧中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卒謚曰文。楊億與寇準、王旦、畢士安等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其門人。景德四年（1007）八月，奉詔與王旦、錢若水等修《太祖太宗實錄》?？季皬远辏?005）楊億奉圣旨撰試草澤劉牧策二道之事可知，彭城劉牧當于是年致仕為官，而是年恰是澶淵之盟后第一年，故《宋史》記“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而三衢劉牧作《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時當慶厯四年（1044），恰是澶淵之盟后四十年，故文中有“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語。按《浙江通志》所記，景佑元年甲戌（1034，宋仁宗在位）進士張唐卿榜上有三衢劉牧名，為官屯田員外郎。這就是說，彭城劉牧早在三衢劉牧前三十年就已為官。
證據之二：宋王應麟《玉?！肪硪话俣摺肮僦啤庇浿C
嘉佑定橫行員數
唐開元中始置諸使，后増諸司使，以內侍或將軍兼，天佑后用外廷臣卿監將軍及刺史以上領之，國朝定內客省使，至合門使曰橫班，皇城使以下凡二十曰東班，宮苑使以下凡二十曰西班，初猶有正官，后但以檢校官為之。嘉佑三年八月，詔立定橫行員數，客省引進四方館使各一員，東西上合門使共二員，合門引進客省副使共六員，合門副使通事舍人共八員（又詔并増二員）。神宗建文階而武選未易，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易橫行新官，通侍大夫至右武郎十二階，皇城使已下為武功，至武翼大夫八階，副使以下為武功，至武翼郎八階，六年十一月己未増為十三階，親衛至正侍大夫（郎亦如之，不置正侍，宣和官濫，橫行至百十有八人）。宋朝文武無輕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學授文資者，若興國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辠（音最，左加山字），咸平三年錢惟演。有文臣以智畧易右職當邉寄者，若雍熙四年栁開，祥符九年髙志寧，天圣元年劉平、四年劉牧，慶厯七年楊畋，皇佑四年蘇緘，治平二年種診諤，三年種古及張亢、劉幾、李丕諒之屬。熙寧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換官法。
按此記，彭城劉牧原為太常博士的左職文官，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智畧易右職當邉寄”。此時三衢劉牧16歲，八年后方上進士榜。
依據上面兩條證據，我們可了解彭城劉牧的大概情況：宋真宗景德二年致仕，官至太常博士，至宋仁宗天圣四年，以有智略而易右職，赴邊疆任武官。
根據有關資料，我們可以把兩位劉牧的活動情況排作下表：
宋真宗（998—1022在位）
景德元年（1004），北宋與契丹于澶淵立盟講和。
景德二年（1005）春正月，大赦天下，三月，楊億奉圣旨擬試《草澤彭城劉牧策》二道。（見楊億《武夷新集》）彭城劉牧于是年為官。
天禧中（1019），毗陵從事建溪范諤昌撰《易證墜簡》一卷，《大易源流圖》一卷，自謂其學出于溢浦李處約，李得之廬山許堅。（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宋仁宗（1023—1063在位）
天圣四年（1026），彭城劉牧以文臣有智畧，易右職赴邊疆為武官。（見王應麟《玉海》）
景佑元年（1034），張唐卿榜（進士）有劉牧，三衢人，官屯田員外郎。(見《浙江通志》)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有《送三衢劉牧推官之兗州》詩作。（見范仲淹《范文正集》）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劉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劉牧既為《鉤隱圖》以畫象數”語。（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又記：《易辨》凡二十篇，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故李、宋或刪之或辨之）宋咸所謂“近世劉牧”，乃指彭城劉牧言。
康定元年（1040）七月十八日，石介作《泰山書院記》，有“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二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門人之髙弟者，石介、劉牧”語。（見石介《徂徠集》巻十四）又石介《上杜副樞書》中有“泰山孫明復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于科名……執弟子禮而事者，石介、劉牧”語。此皆指三衢劉牧而言。
慶厯初（1041），彭城劉牧二傳弟子呉秘獻《易數鉤隱圖》等書于朝，優詔奬之，田況為之序。（見馮椅《厚齋易學》所引《中興書目》，有“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語）
慶厯三年（1043）十一月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見《宋史》）
慶厯四年（1044），三衢劉牧作《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有“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語。（見《宋文鑒》，又葉適《習學記言》曰:栁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又曰：與契丹和，前四十年劉牧送張損之，后四十年蘇洵送石揚休。）
慶厯四年（1044）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奏三衢劉牧掌機宜文字。十二月富弼罷出，劉牧赴建州。（見《宋史》，又梅堯臣《宛陵集》有詩：劉牧殿丞通判建州）
慶厯七年丁亥(1047)，李覯，三十九歲，是年作《刪定劉牧易圖序》。（見李覯《旴江集》）
嘉佑七年（1062），三衢劉牧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見《廣西通志》卷五十一，秩官：宋廣南西路轉運使劉牧）
宋英宗（1064—1067在位）
治平元年（1064）四月，三衢劉牧移荊湖北路，五月六日，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牧，年五十四以官卒。（見王安石《臨川文集》：《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志銘并序》）
治平中（1066），葉昌齡撰《治平周易圗義書目》二卷，以《易數鉤隱圗》之失，遂著此書，凡四十五門。（見王應麟《玉海》）
二兩劉牧之辨所涉及問題的商榷
宋晁說之曰：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圗南，以《易》授終南種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參軍修伯長，而武功蘓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于種征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聱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景迂生集》）
宋王稱曰：初華山陳摶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學授種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云，堅盧江人也。（《東都事略》）
宋朱震曰：國家龍興,異人間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上周易表》）
今見《道藏》本《易數鉤隱圖》三卷，題“三衢劉牧撰”。
黃宗羲《宋元學案·泰山學案》謂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著《易數鉤隱圖》。
四庫館臣《易數鉤隱圖》提要曰：“易數鉤隠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宋劉牧撰。牧字長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詳孰是，或有兩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p>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衢州府志記：劉牧，西安人，字牧之，登進士，終屯田員外郎，授易數于穆修，著《易解》與《易象鉤隱圖》，王安石志其墓。
以上數說，可謂無一說得準確無誤，究其本因就是對北宋有兩劉牧之事沒有加考證。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記：“《易數鉤隱圖》二卷，太常博士劉牧長民撰，黃黎獻為之序，又為《畧例圖》，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劉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歐陽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與前本大同小異。案敏士序稱伯祖屯田郎中，臨川先生志其墓，今觀志文所述，但言學《春秋》于孫復而已。當慶厯時，其易學盛行，不應畧無一語及之，且黎獻之序稱字長民，而志稱字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這就是說，自南宋陳振孫提出“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問之后，至今并沒有人對這一問題詳加考證并得出令人滿意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在許多易學及宋明理學的著述中，凡涉及劉牧者，皆多引朱震之傳承說，或多引黃宗羲之學案說。于是，諸如“黑白點河圖、洛書的傳承始于陳摶”、“劉牧主張八卦是圣人則河圖而畫”、“范諤昌為劉牧之師”、“《易數鉤隱圖》為三衢劉牧撰”等等，都成了鐵定的“事實”。然而，我們考定北宋有兩劉牧之后，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商榷。
1、彭城劉牧沒有得到河洛圖書之傳承
按《宋史》所記，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癸未）冬十月甲申，賜華山隠士陳摶號希夷先生。按《東都事略》所記，陳摶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彭城劉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時陳摶已仙逝17年。按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所記，毗陵從事建溪范諤昌，天禧中人(1019)，著《易證墜簡》一卷，序言稱任職毗陵，因事退閑，又言得于湓浦李處約，李得于廬山許堅。按邵伯溫《易學辨惑》所記，明逸亦傳陳摶象學，明逸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由此一枝傳于南方也。既然范氏自言得于湓浦李處約，這就是說并非直接得于廬山許堅，而“由此一枝傳于南方”，則不知傳于何人?！端问贰酚洠吨@昌著《大易源流圖》一巻，今見《道藏·周易圖》中有范氏《四象生八卦圖》，其圖列《說卦》八卦方位，四正卦上（離）、下（坎）、左（震）、右（兌），各標有“火”、“水”、“木”、“金”字，并各有五空心圓點為數，中為一“中”字，坎數
一、六，離數
二、七，震數
三、八，兌數
四、九。圖左的文字為：“范氏諤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則水、火、木、金；以數言之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
九、
六、
七、八。惟土無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則是為辰、戌、丑、未之成數也。水數六，故以三畫成坎，余三畫布于亥上為乾；金數九，除三畫成兌，余六畫布于未上為坤；火數七，除三畫成離，余四畫布于巳上為巽；木數八，除三畫成震，余五畫布于寅上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贝藞D反映出范諤昌“象學”的內容，既然所謂“大易源流圖”中有“四象生八卦圖”，那么就是本《易傳·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節之義而演繹，除此之外還應該有“兩儀生四象圖”及“太極生兩儀圖”。這就是說，范氏所推“大易源流”，是說八卦由太極步步生來的，而不是說八卦源于“河圖”或“洛書”。既然范氏有如此主張，那么他所傳的“象學”就不會是“河圖”與“洛書”之內容，以此溯及陳摶所傳的象學，也并非“河洛”圖書之內容；既然范氏之學傳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會傳給其前之彭城劉牧。由此可知，范諤昌不可能為彭城劉牧之師，彭城劉牧并沒有得到什么“河洛”圖書之傳承。
2、彭城劉牧并不主張八卦是圣人則河圖（或洛書）而畫
我們本《中興書目》所記，考定彭城劉牧原著《易數鉤隱圖》為一卷本，按其自序（見
于《道藏·易數鉤隱圖》卷首，胡渭《易圖明辨》、朱彝尊《經義考》亦引用之），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舍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于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圗，于逐圗下各釋其義”等說，依此可知，彭城劉牧主張八卦是由太極步步生出來的。以自序對照今見《易數鉤隱圖》前二卷，其所“鉤隱”之圖則是從“太極第一”至“七日來復第四十六”，其中并沒有涉及黑白點“河圖”與“洛書”。就此四十六圖之前數圖及其圖說看，是下面的敘說過程：
《數鉤隠圖》卷上：
太極第一（一○圖圓周邊五白點五黑點，表示1、2、3、4之和10）
圖說：太極無數與象，今以二儀之氣混而為一以畫之，蓋欲明二儀所從而生也。
太極生兩儀第二（黑白點圖，上一下二左四右三，天一天三為天儀，地二地四為地儀。卷下之《河圖天地數第五十》即此圖。）
圖說：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一氣所判是曰兩儀?！兑住凡辉坪跆斓囟苾蓛x者，何也？蓋以兩儀則二氣始分，天地則形象斯著，以其始分兩體之儀，故謂之兩儀也。何以明其然？略試論之。夫氣之上者輕清，氣之下者重濁，輕清而圓者天之象也，重濁而方者地之象也，茲乃上下未交之時，但分其儀象耳。若二氣交，則天一下而生水，地二上而生火，此則形之始也。五行既備而生動植焉，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知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兩儀之體爾。今畫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畫地右動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處者，蓋明上下未交之象也。
兩儀生四象第九（黑白點圖，上七，下六，左八，右九。卷下《河圖四象第五十一》即此圖。）
圖說：經曰“兩儀生四象”，孔氏疏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惟云四象也。且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為象哉？孔氏失之逺矣。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也。今于釋卦之處，已破之矣。何氏謂，天生神物，圣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圣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四也。今謂此四事，圣人《易》外別有其功，非専《易》內之物。稱“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象也，上“兩儀生四象”，
七、
八、
九、六之謂也。諸儒有謂
七、
八、
九、六，今則從以為義也。且疏家以
七、
八、
九、六之四象為“所以示之”四象，則駁雜之甚也，何哉？夫
七、
八、
九、六乃少陰、少陽、老陰、老陽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之所以示四象也，略試論之。且夫四象者，其義有二，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后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離震兊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無定位，舉其四則五可知矣。夫五上駕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駕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駕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駕地四而右生天九，斯則二儀所生之四象。
四象生八卦第十（十黑白點圖，八卦本《說卦》所言方位而布置，四正個各三點，四隅乾三點、坤六點、巽四點、艮五點。卷下《河圖八卦第五十二》即此圖。）
圖說：五行成數者，水數六，金數九，火數七，木數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兊而生坤，火居離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瑁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
這一敘說過程充分說明，一卷本《易數鉤隱圖》的作者是本《系辭》“易有太極”一節之義而闡明其“象由數設”意圖的。特別是謂“河出圖，洛出書”為“圣人《易》外別有其功，非専《易》內之物”之一語，道破彭城劉牧并不主張八卦之畫與“河出圖，洛出書”之間有什么關系。如果彭城劉牧主張八卦是圣人則“河出圖，洛出書”而畫，那就是說“河出圖，洛出書”應該為《易》內之物，他便不會有如此相反之說。
從《易數鉤隱圖》前兩卷的文字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后人把有關“河圖”、“洛書”、“龍圖”等詞竄入其中的痕跡。如《兩儀生四象第九》之圖說曰：“夫五上駕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駕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駕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駕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圖四十有五之數耳，斯則二儀所生之四象?！逼渲小按撕訄D四十有五之數耳”十字，顯然為后人竄入的文字?！八箘t”所指為
六、
七、
八、九四象數，合之為三十，與“四十有五之數”毫不相干。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彭城劉牧說“河出圖，洛出書”非《易》內之物，并不主張八卦是圣人則“河圖”（或“洛書”）而畫，而是主張八卦是由太極步步生出來的。
3、今見三卷本《易數鉤隱圖》并非全出于彭城劉牧之手
《中興書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劉牧撰《易數鉤隠圖》一卷，吳秘表進，田況序。牧字長民，彭城人，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所謂“言數者皆宗之”，并非謂“言河出圖者皆宗之”。從今見《易數鉤隱圖》卷上的內容看，彭城劉牧主張“象由數設”，自太極生兩儀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數“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的確在當時自成一家之言，慶厯初（1041）呉秘獻其書于朝，優詔奬之之后，言數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隠述其師胡瑗《周易口義》為例，仁宗時之胡瑗釋《易傳·系辭》“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時，則曰：“義曰，按此河圗，是天之大瑞也?！庇诖丝梢姾喜]有宗《易數鉤隱圖》下卷之說，以黑白點數之圖釋“河出圖，洛出書”。至釋“兩儀生四象”時則曰：“義曰，言天地之道隂陽之氣，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謂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類，是天地隂陽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蓋天地既判生為五行，然二氣既分，則自然生而為木金氷火，則地之道本於土而成，但言四象則土從可知矣?！奔搬尅耙子兴南笏允疽病眲t曰：“義曰，按此四象有二說，一說以謂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說吉兇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兇。疏荘氏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則非也。又何氏以為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圗洛出書聖人則之，亦非也。”于此我們卻從中見到胡氏“宗之”《易數鉤隱圖》卷上之說的痕跡。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劉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劉牧既為《鉤隱圖》以畫
象數，盡刋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語。此“近世劉牧”當指彭城劉牧而言，而三衢劉牧時當30歲，仍健在，宋咸不會針對三衢劉牧而有是語。又宋咸所辨是針對“《鉤隱圖》以畫象數”，并沒有辨什么“河洛”圖書。以此推之，宋咸所見《易數鉤隱圖》，似當為彭城劉牧著之一卷本，書中并沒有“河洛”圖書的內容。一年之后，慶厯初（1041）黃黎獻弟子呉秘獻《易數鉤隱圖》等書于朝，此時已經是彭城劉牧赴邊任武官15年之后（彭城劉牧是否健在，不可得而知之，以其再傳弟子上其書于朝推斷之，似乎有變）。為吳秘所獻書制序之田況，字符均，其先冀州信都人，舉進士甲科。趙元昊反，夏竦經畧陜西，辟為判官。按《宋史》，元昊反于仁宗寶元元年（1038），田況制序當在寶元與慶歷間。又歷六年，慶厯七年丁亥(1047)，李覯作《刪定劉牧易圖序》，存其易圖者三：河圖（“九宮數”戴九履一圖）、洛書（合生數、成數二圖為一）、八卦圖（《說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見，吳秘所進《易數鉤隱圖》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見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諸圖。這就是說，此時彭城劉牧原一卷本之《易數鉤隱圖》已經“頗增多誕謾”（李覯言，所見五十五圖的《易數鉤隱圖》有兩種版本，并謂有黃黎獻序者“頗增多誕謾”）。如此，我們可以推斷，彭城劉牧原本《易數鉤隱圖》只是有“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于復卦”的易圖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無“河圖”、“洛書”等圖，而今見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圖第四十九”、“河圖天地數第五十”、“河圖四象第五十一”、“河圖八卦第五十二”、“洛書五行生數第五十三”、“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圖，誠如李覯所言，的確是“觀之則甚復重”：“河圖天地數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數十有五第四”；“河圖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兩儀生四象第九”；“河圖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儀得十成變化第十一”。至謂“頗增多誕謾”，則“河圖第四十九”、“洛書五行生數第五十三”、“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三圖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圖。從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圖、洛書出于犧皇之世”、“龍圖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韞。且其圖縱橫皆合天地自然之數，則非后人能假偽而設之也。夫龍圖呈卦，非圣人不能畫之”、“河圖相傳于前代，其數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義，而兼五行之數，洛書則惟五行生成數也，然犧皇但畫卦以垂教，則五行之數未顯，故禹更陳五行而顯九類也”等說，顯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劉牧原一卷本之《易數鉤隱圖》，并加入所謂“河圖”與“洛書”之圖與圖說？以彭城劉牧弟子黃黎獻著有《續鉤隱圖》一卷的情況來看，似乎吳秘所進之書為合彭城劉牧原著與黃黎獻之續著為一書。倘若如此，則“河圖”與“洛書”（有“洛書五行生數”與“洛書五行成數”兩幅圖）的始作俑者，就是黃黎獻無疑了。無論如何，“河圖”與“洛書”諸圖不出自彭城劉牧之書，這是毫無疑問的。
4、三衢劉牧并沒有易學著作存世
三衢劉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進士榜，累官至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銘謂其“學《春秋》于孫復，與石介為友”，葉適謂其“當時號能古文”。今見其遺文有《待月亭記》、《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以上見《宋文鑒》）、五言排律《仙李洞》（見《廣西通志》）。雖三衢劉牧于《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中有“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為中國之陰，王者必卻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卻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后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于利，亦防奸之謂也”之“易說”，然卻沒有專門易學著作存留于世。因而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針對三衢劉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歐陽公序之《易數鉤隱圖》提出了疑問，曰：“其書三卷，與前本大同小異。案，敏士序稱伯祖屯田郎中，臨川先生志其墓。今觀志文所述，但言學《春秋》于孫復而已，當慶厯時，其易學盛行，不應畧無一語及之?！比绻閯⒛凉嬷小叭首跁r言數者皆宗之”頗有影響之《易數鉤隱圖》，那么深明易學之王安石怎么會作墓志時“無一語及之”呢？事實上，恰是從王安石所作《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志銘并序》中看出，《易數鉤隱圖》一書本不出自三衢劉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劉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數鉤隱圖》，并明注為其伯祖三衢劉牧撰，又偽造歐陽修之“序”，遂使見此書者誤將三衢劉牧當做彭城劉牧，此則劉敏士之徒，實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事者。前此《中興書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劉牧撰《易數鉤隠圖》一卷……牧字長民，彭城人，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至南宋陳振孫始見劉敏士之刻本，因而《直齋書錄解題》方有如此之疑問。
此誤之傳，愈傳愈真，愈傳愈廣。至明道士白云霽撰《道藏目録詳注》，除謂《易數鉤隱圖》三卷，《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一卷，皆為“三衢劉牧撰”而外，又謂《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亦“三衢劉牧撰”。實則此三書皆非“三衢劉牧撰”?！兑讛点^隱圖》一卷本為彭城劉牧撰，《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原名《先儒遺事》，南宋鄭樵《通志》記或謂陳純臣撰，是書中有《易數鉤隱圖》中數幅圖，劉牧豈能自稱“先儒”？“大易象數鉤深圖”為《六經圖》中之《易經》圖總名（其它五經亦各有總名，分別是：尚書軌范撮要圖，毛詩正變指南圖，周禮文物大全圖，禮記制度示掌圖，春秋筆削發微圖），是書即不是三衢劉牧撰，也不是元張理撰，本為南宋楊甲撰，毛邦翰增補，葉仲堪重編之《易經》圖版本。至清初，黃宗羲著《宋元學案》，于《泰山學案》中謂泰山孫復弟子三衢劉牧著有《易數鉤隱圖》及《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乾隆間四庫館臣亦深然白云霽之“詳注”，《四庫全書》提要中照樣謂《易數鉤隱圖》與《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二書，皆為“三衢劉牧撰”，而又誤考白云霽之注，謂《大易象數鉤深圖》為元張理撰。
凡此數個歷史之誤會，皆會因北宋兩劉牧之考定而有所澄清：三衢劉牧與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數鉤隱圖》毫無關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圖書的傳承代次，多是瞎說，不可再引以為據；華山陳摶及范諤昌所傳“象學”，并非“河洛”圖書之內容；黑白點“河圖”與“洛書”出現于彭城劉牧著一卷本《易數鉤隱圖》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所為。
三應當為彭城劉牧在“宋明理學史”中存留一席之地
元托克托修《宋史》，列傳中立“道學傳”，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李吁、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張栻、黃干、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等均為立傳。“道學”（后稱之為“理學”）一詞先見于《大學》第三章：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托克托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于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徳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讃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圣人之道，昭明于無窮，故曰夫子賢于堯舜逺矣?？鬃記]，曽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余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圣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論人性者了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徳之門，融會貫通，無復余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真真)錯于秦火，支離于漢儒，幽沉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于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闗系也。甚大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厲禁焉。后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徳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髙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后。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它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之所以被尊之為“理學開新晨
山”，是因其著有《太極圖易說》與《易通》，于“宇宙論”及“體用論”等方面均有論述，而最終歸結為義理之學與性命之學。其說以太極為萬物化生之本源，“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以誠善為本，約之為大道。北宋五子皆講“道”與“太極”（或“太虛”），或曰“道為太極”，或曰“太極一氣”，或曰“自無極而為太極”，或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或曰“一氣分而兩儀判”，或曰“道即性也”，或曰“道無真無假”等等。彭城劉牧有“太極無數與象”、“兩儀之氣混而為一”、“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一氣所判是曰兩儀”、“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兩儀之體”等論說，亦是典型的宇宙生成論，并且早在周敦頤之前就已有是說。如此，我們梳理“宋明理學”時，就應當有彭城劉牧的一席之地，以彰顯其先于“理學開山”周敦頤的啟蒙作用?？鬃铀^“吾道一以貫之”，當然包括“性與天道”。天道、地道、人道終歸入太極大道。今存宋代易學著作中，是彭城劉牧首言“太極”并有一○之圖（先于周敦頤一○太極之圖），堪稱有宋道學的先驅，我們講“宋明理學”，理應從彭城劉牧始。
通過我們的考證得知，彭城劉牧不是先把“河洛”圖書納入書中的始作俑者，而是有宋首先申明“太極一氣”，分而為兩儀（天地之體），進而生成四象、八卦的道學家。為此，在“宋明理學”的研究領域中，的確應該為彭城劉牧存留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