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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杭州是一座歷史古城。千百年來，隨著時代的更替、歲月的演變，這座古城也歷經了幾番洗禮。以杭州為題材的日本文學研究在國內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以“筆部隊”作家的文學為中心為視角的杭州題材的日本文學研究，將同是“筆部隊”成員的小林秀雄、中谷孝雄、武田泰淳三位作家在侵華戰爭時期的杭州體驗與見聞，卻鮮有人寫。通過對“筆部隊”作家小林秀雄的《杭州》、中谷孝雄的《滬杭日記》相關章節以及武田泰淳《杭州之春》三部作品展開文本細讀，分析他們的異同及成因，從而進一步分析作家的思想根源以及對戰爭的思考。

關鍵詞：杭州題材；筆部隊作家；戰爭的思考；日本文學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分析

目前國內杭州題材的日本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孫立春老師主持的人文社科項目，孫老師的主要觀點是日本作家筆下的理想杭州與現實杭州是對立的，將杭州他者化、分裂化、對象化以此獲得自我滿足，從而導致對現實杭州產生了一種誤讀。而國內對于“筆部隊”的研究已經取得重大成果。王向遠教授在《“筆部隊”和侵華戰爭》一書中指出，日本作家在侵華戰爭期間，組成了一批聲勢浩大“筆部隊”前往中國，不遺余力地進行“筆征”。“筆部隊”與“槍部隊”緊密配合，雙管齊下，不停地為侵略戰爭吶喊助威，其筆下的日軍形象英勇高大、堅強勇敢、不畏困難，敵人是如此狡猾奸詐，中國百姓是那么的落后無知。“筆部隊”在日本的研究數量卻不足15篇論文。究其原因，戰時下的文學缺乏文學價值，對于日本文學史來說那是一段恥辱的經歷，所以在正統的日本文學史中幾乎沒有將“筆部隊”作家文學包含其中。日本文學史研究者總是習慣于將侵華時期的日本文學一筆帶過，亦或是模糊概念稱之為“侵華文學”。我們應辨清歷史，充分認識其錯誤之處。中日兩國自古以來就保持著頻繁的聯系。唐代以來，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者來中國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知識。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封建王權制度和閉關鎖國已經漸而衰落。1853年美國人培理叩開了日本的國門。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就已經如火如荼地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但由于自身國土限制，致使其不能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便制定了侵略朝鮮繼而侵入中國東北的“大陸政策”。為加緊侵略中國的步伐，戰時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團體“筆部隊”為侵略戰爭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本文以三名“筆部隊”作家在杭州的體驗為藍本書寫的作品為中心，通過參考大量文獻、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探求其問題點。

二、“筆部隊”的萌芽與正式形成

“七•七事變”之后，日本軍國政府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在大舉侵略中國的同時，鼓動全體日本民眾不惜一切代價舉國一致加入到侵華戰爭中去。隨后，7月11日，近衛首相召集了各大通訊社代表進行商談，要求他們協助戰爭。13日又召集各大著名雜志社如《文藝春秋》《中央公論》等代表要求他們一起協同作戰。25日負責宣傳戰爭的“陸軍情報委員會”升為“內閣情報部”。在這種事態下日本國內媒體也加足馬力向民眾宣傳戰爭，掀起了國民對戰爭的狂熱。本來不刊登文學性內容的報紙，為了鼓吹戰爭之風也大量登載了一系列戰爭詩歌、報告文學等。此外，《婦女之友》雜志還派吉屋信子以皇軍慰問特派員的身份前往中國天津，派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前往中國北方和上海，并在《中央公論》上刊載了“現地報告文學”。此后，各大雜志社陸續派評論家以及作家等前往中國內地，為侵略戰爭推波助瀾。雖然這時日本軍國政府沒有正式組織“筆部隊”，都是由各大雜志社派出的作家，但其性質與后來正式組建的“筆部隊”是一致的。小林秀雄就是在這時受到《文藝春秋》社的委派，給此前不知名的三流作家火野葦平現場頒發“芥川獎”，以示對戰場作家的鼓舞。小林秀雄就是在此時游覽了中國的杭州、南京、蘇州等地，并在回國后發表了《杭州》《蘇州》等作品。1938年8月23日下午3時，以菊池寬為首的12名東京作家來到了首相官邸內部情報部開會。會議的主要內容除了介紹武漢時局戰況以外，就是要派出一支作家隊伍，前往中國戰場前線。8月26日下午，日本內閣情報部門在首相官邸公布了確定派遣的從軍作家的名單，包括吉川英治、林芙美子、佐藤春夫、中谷孝雄、菊池寬等二十二名作家。自此之后，日本各大新聞媒體對這批從軍作家大肆宣傳，稱其為遠征中國大陸的“筆部隊”。入選“筆部隊”的作家也顯得十分興奮，紛紛在報紙上刊登自己的決心和報復。一時間，曾經默默無聞的作家也因這場聲勢浩大、史無前例的行動而備受關注。臨行前政府、軍部和媒體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然后分“海軍班”和“陸軍班”兩路乘飛機前往中國戰場。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軍部已經通過權力將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學拉入侵略戰爭的軌道。毋庸置疑，此時的日本文學是被污染的、不純粹的、毫無文學價值可言的。

三、小林秀雄與《杭州》

小林秀雄是日本著名作家、評論家，出生于東京神田，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系畢業。1938年3月，小林秀雄作為《文藝春秋》雜志社的侵華日軍從軍記者初到中國，途經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并為獲得第六屆芥川獎的從軍作家火野葦平頒獎，回國后便發表了《杭州》《從杭州到南京》等游記。3月26日小林秀雄抵達杭州，27日初見西湖為眼前的美景傾倒。期間還游覽了湖心亭、三潭印月、岳王廟、黃龍洞、玉泉寺等名勝，最后還參觀了杭州的二手市場等窮人聚集的地方。西湖里的魚兒在水藻間輕快地游動，天空湛藍，微波蕩漾的湖面，素以煙柳文明的白堤和蘇堤與盛開的白蓮花交相輝映，一幅幅優美風景畫卷映入眼簾。隨即小林秀雄便前往火野葦平的部隊為其頒發芥川獎。此處突出描寫了初見火野葦時他的“沉著、機智、勤儉”與日軍戰士的驍勇，并以自己面臨戰爭時的恐懼襯托士兵的臨危不亂。在三潭印月為小林秀雄和火野葦平兩人劃船的船夫，面黃肌瘦，偷喝兩人的酒還抵賴，由于偷酒喝醉致使船時時不能行進，看著這滑稽的一幕也就不生氣了。湖畔附近的公園長椅上，日本士兵和中國小孩親密地玩耍，還有小孩盤著腳模仿大人的樣子吸煙。第二天來到岳王廟，這里的禮節就是沖著銅像撒尿，香山洞的和尚都穿著臟衣服，面無表情地念經，黃龍洞的和尚面露淫色，拿著日文的小冊子強拉他們去喝茶。遠看建筑上的浮雕很精細，近看盡是人物花鳥亂雕亂畫。他看慣了日本的古寺，因此覺得這里的寺廟沒有絲毫美意。尤其是日本高僧們修行過的寺廟簡陋無比，連四大天王的修飾看上去都顯得淫猥不堪。杭州的防空壕盡是一些無用的裝飾，街頭上書寫的宣傳抗日的大字如此滑稽。作戰的士兵是如此的英勇無畏。在二手市場上混雜著各種下層百姓，兩側的街道上擺著各種貨品，散發著臭氣。一陣喧雜之聲傳來，街道兩旁的賣貨郎傻傻地站在那里，這或許是中國人特別之處吧。

四、中古孝雄與《滬杭日記》相關章節

中谷孝雄是日本小說家，出身于三重縣七栗村。1924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1925年與同校的梶井基次郎、外村茂等人創辦了《青空》，師從佐藤春夫；1935年與保田與重郎、木山捷平等創辦《日本浪漫派》。1937年發表第一部作品集《春之畫卷》，1938年9月作為“筆部隊”陸軍班的一員前往中國戰場。他隨軍到過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地，此后寫下了《滬杭日記》等作品。中谷孝雄作為日本軍部的派遣作家，沒有實際參與作戰的經驗，主要在部隊一邊“觀戰”，一邊“道聽途說”為自己的作品積累素材。《滬杭日記》是以日記的形式，記錄在杭州的見聞。9月18日，中古孝雄從上海出發去杭州，途經松江、嘉善、七里橋等地。一離開上海就看到了廣闊無垠的莊稼地，還有一條縱橫東西的大河，一個小孩騎在水牛上吹笛，一幅江南畫卷隨之展開，瞭望各處景物，倒有模仿日本風景之處。而且這一代浙江財閥眾多，物產豐富。明朝時期，嘉善附近倭寇出沒，為緬懷倭寇，不時還哼起倭寇殘留的歌。此處未經歷交戰，沿路中一種鄉村氣息撲面而來。特務機關就在西湖附近，因覺得風景宜人便順便游覽了岳王廟、玉泉寺、靈隱寺等地，大談中國時政并對岳飛廟前跪著的秦檜抱有憐憫之意。晚上受到萩原大佐的招待，并勒令生于斯長于斯的杭州少女唱《愛國進行曲》等日語歌來增進親近之感。9月19日游覽了林海亭、玉泉山、三潭印月等地。期間登上玉泉山的山頂，參觀了中國的寺廟，品嘗了中國的點心。并由此對中國的道教、杭州這一歷史都城大談特談。9月20日在返回上海的車上回憶著對杭州的片段印象。杭州的治安非常好，他們在車站受到了中國小學生的熱烈歡迎。小學生們一邊揮動著五色旗，一邊高亢地唱著日語歌，歡迎日本軍隊的到來。這都是由于鐵道守衛隊士兵宣扶工作做得好。回到上海夜里，吃完晚飯與朋友走散，在這滿是中國人的街道上，心中總有不快，于是不由得加快了腳步，想要盡快遠離悠閑漫步的人群。

五、武田泰淳與《杭州之春》

武田泰淳是日本戰后派小說家、日本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者的先驅。6歲就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高中時期常常逃課去圖書館閱讀大量的中國古典名著。16歲時還自創了漢詩20首，19歲（1931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中文系，并與竹內好、增田涉等人創立了“中國文學研究會”，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和翻譯工作，這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武田泰淳共五次來中國，除20世紀60年代三次作為文學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外，余下兩次均是在侵華戰爭期間。1937年10月，在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國策的驅使下，武田泰淳有以二等兵編入輜重兵正式入伍直到1939年9月的一段從軍經歷。在此期間，作為“從軍作家”的武田泰淳以自己的戰爭體驗為題材創作了大量的戰地紀行文學、日記等。另一次是1944年就職于中國文化協會來到上海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戰敗后，武田泰淳創作了大量對華戰爭題材的小說，反映了其對戰爭的痛惡與自我悔恨意識。《杭州之春》描寫的是武田泰淳作為輜重兵途徑杭州時的見聞和感受。作為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和和侵華日軍的雙重身份注定與同是“筆部隊”作家的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所思所感不同。從《杭州之春》可以看出，武田泰淳筆下的杭州不盡是骯臟、破敗，作者是有對杭州景色的喜愛和杭州民眾的同情。這或許與他自幼學習中國文化、多年研究中國文學，對中國有一種難以分說的情感有關吧。初見杭州風景的主色調是暗灰色的。倒塌的廢墟、枯死的行道樹、鉛灰色的西湖、錢塘江附近荒涼的茶褐色的禿山景象映入眼簾，所有的景物映襯在一起是如此有意思，來到這里倒給他一種新鮮之感，并即興在此創作了一首俳句“面白く枯木の曲り冬の湖”。最美之處還屬西湖。春天似乎是從圍繞著湖水的自然之中產生的，湖心亭已有春鳥來到，枯草與綠草、春水與枯葉交相輝映共同沐浴著春光生長。黑色的水草間游動的魚兒，西湖邊的小山上已開著桃色小花。湖心亭的墻壁上還留有過去中國游客所寫的各色詩句。由此可以看出，杭州當時雖飽受戰爭的摧殘，但從作者的字里行間仍給人一種勃勃生機的向上之感。在《杭州之春》中，作者描寫了杭州的兒童、年輕人、18歲姑娘、年輕的夫婦與鬼婆等。由于戰爭的摧殘，面黑肌瘦的鬼婆眼底透露著一絲令人害怕的冰冷與這春色盎然般的溫暖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讓作者想起了魯迅小說中的祥林嫂；作者還與三個中國人一起搬運面粉，他們都很賣力，休息的時候因為看到每個人臉上、手上、衣服上都是面粉而開懷大笑；在中國料理店吃饅頭時看到身材纖細的中國少女，實在不忍為其慷慨解囊；給他送魚的女人面色發青，就像陶瓷一樣容易破碎；中年婦女與丈夫吵架被打的頭破血流，一邊吵嚷，一邊哭訴，這使作者十分無奈。除以上內容，作者還描寫了中國兒童向日軍索要糖果、干面包和香煙，一些少男少女還吸他們丟棄的煙頭。與以上兩位“筆部隊”作家不同，武田泰淳并沒有歪曲丑化杭州人的形象，大部分都是基于同情和欣賞的態度去接觸他們，雖然文中有描述中國兒童吸煙的場景，但這不乏是當時杭州兒童的真實寫照。

六、結語

通過以上三篇文章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都是以高姿態、強者大國的身份，以及無上的優越感來俯視杭州的人和物，用帶著戲謔和鄙視的修辭來描寫著落后、愚昧的小丑般的杭州形象；用華麗的辭藻描寫了日軍的善良和備受中國百姓的愛戴；用不畏敵人、勇敢前進的精神來描寫戰場上驍勇的士兵團體。而兩者丑化和美化鮮明的對比更加突出了“勇敢不畏”的日軍高大形象。與他們不同的武田泰淳因自幼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并多年研究中國文學的緣故，他筆下的杭州不是丑陋的、破敗的，他反而將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杭州人和物上，體現自己對杭州的喜愛與對杭州人民的同情以及借上司之口表達對和平的渴望。從這三篇文學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們以東方主義的視角將杭州邊緣化、他者化了。但是從其他者視域中窺探的自我便衍生出了一種固有的小國主義。小林秀雄和中谷孝雄更是對中國的文化，文學歷史缺少了解和認識。他們盲目的優越感不過來源于日本的富國強兵和戰爭的勝利。從《杭州之春》以及武田泰淳在日本戰敗后發表的一系列與侵華戰爭相關的文學作品來看，他有一定的懺悔和反思意識，但在其文學作品中更多的是糾結于“個人道德”的喪失、面對時局不得已而為之以及沒有從深受迫害的現象看到本質中可以探究出他的反思是不深刻的、不徹底的。在侵華戰爭時期，“筆部隊”就是一個在戰時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團體，大多數的都是職業作家，趕赴前線，一邊“觀戰”，一邊走馬觀花式地或是道聽途說式地，亦或是肆意胡編亂造式將一些軼事寫進他們的文學作品里。這種戰時條件下催生出來的文學作品，其中是否有文學價值暫且不論，我們應從這種泛濫文學的表象探究分析其成因。另外，我們也應把作品中虛構的、肆意歪曲中國杭州形象，丑化、惡化中國人的內容挖掘出來，分辨其中的含義，從而剖析歷史真相，讓廣受蒙騙的世界人民了解真相，讓那些肆意用“筆刀子”丑化中國、丑化中國百姓的作家深刻檢討自己的行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這對研究杭州這座城市在戰爭中的形象、杭州這座城市的歷史研究以及探究戰爭中的歷史真相都有著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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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燕 單位：大連外國語大學日語語言文學方向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