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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嘉學派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文學是一個涵蓋意義很廣的詞語，中國古代對文學的定義很寬泛，一切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統稱為文學。現代，雖然對文學進行了細分，但是詩詞歌賦、古文、傳史等大的方向并沒有改變，文學內容所涵蓋的知識是博而雜的，是各方面的知識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綜合反映。現代文學其實是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在此基礎上的發展，所以乾嘉學派對現代文學的影響體現在多個方面。清代乾嘉學派涉獵的范圍很廣，如歷史考證、學術研究、算學以及詞學、藝術等。理性訴求貫穿于所進行的所有研究，以“護古惠后”為立足點，堅持實事求是的理念，以及“辟持風氣”的精神，這對于我國詞學、音韻學、藝術思維等方面的發展都產生巨大的影響。其成就不但表現在史學、學術等方面，對現代中國文學建設也具有明顯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乾嘉學派的史學成就為現代文學提供了豐富翔實的史料

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在乾嘉考據興盛之前，很多文獻典籍史據無考、不實、零散的情況常有存在。乾嘉時期乾嘉學派大規模的整理，使遺留的文獻相對完整、豐富，后人可以更好地閱讀，學習和借鑒。考據作為歷史文獻著作中常用的方法，到了乾嘉時期更加嚴謹，考據的成果更加豐富和充實。可以這樣說，沒有乾嘉學者的皓首窮經，我們現在對古書的閱讀就不可能這么容易。

讀古書不讀他們的箋注，要多走很多彎路。文學和史學一直以來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文史不分家是人們一貫的認識。一部經典的歷史巨著可能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學作品，而文學作品中的很多素材就有可能來自于史料的記載，同時良好的文學功底也可以增加史料的可讀性。乾嘉學派對于近代史學的影響是巨大的，為了保證論點精確和論證有力，在史料的收集過程中取材范圍廣、態度嚴謹，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可信度高、文采紛呈的書籍就是他們的功勞。學者們精于考辨、嚴于取舍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在史料校勘中反映出學者們語言的功力，豐富的語言表達使文章內容翔實而又不枯燥，為現代文學提供可用資料的同時也豐富了語言文化。

在史料的保存方面，遠史和近史在保存完整度上有很大的差異。遠古史的很多結論都是來自于推斷，這是因為時間久遠，留下的證據和反證材料都很少，無法給出準確的定義。乾嘉學派的考據、校準工作彌補了多年之后史料不實或者無據可考的情況，使后人的研究相對容易。《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異》《二十二史札記》等史學巨著，都是乾嘉學者們下了一番功夫整理出來的。他們為古籍訂正錯誤、補苴罅漏，大大提高了我國古代文獻史料的可信度，施惠后人，功在千秋。這種學風和旨趣，對后代學者影響很大。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人之所以成為一代宗師，在文學和史學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們都對乾嘉學風進行了合理揚棄，繼承了其精華部分。

(二)乾嘉學派對于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整理奠定了現代文學的發展基礎

清代古文經學興盛，系統地梳理和校勘了中國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在清代乾嘉年間，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從其他學科里獨立了出來，語言文字學就此創立。它的創立于樸學家對經學的研究有很大的關系，他們推崇的從最基本處研究使得文字、音韻、訓詁部分豐富并向縱深發展，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因而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階段。乾嘉學者將語言文字上存在的古今差異認為是造成對經典文本理解差異的根源，語言文字在形音義方面的古今差異，直接造成人們對于作品理解的差別，對語言文字的精確闡釋成為填平古今文學鴻溝的最佳途徑。古今字形之變的文字學、古今字音之變的聲韻學、古今字義之變的訓詁學這三方面造成對語言文字意義的演變和引申。乾嘉學者解決了因年代久遠而造成的字形變化和訛誤的問題，奠定了文本正確理解的基礎。聲韻學清儒根據“去古未遠”的原則，在恢復漢代的語音系統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訓詁其實就是語義學，是對字詞的本義或古義考察。在古書中“余義”“引申義”“假借義”等的運用很普遍，特別是“假借”，乾嘉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通過可替換詞語判斷字詞的假借義，使很多疑難的字義迎刃而解，保證了理解經典文本原義和解釋的正確性，使現代人對于古代書籍的理解更容易，現代文學中很多詞語的運用仍然采取了這些方法。作為文學語言的最小構成單位，這種研究成為跨越文字時間距離的重要橋梁，為現代的文學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三)乾嘉學派對詞學的影響

詞學又稱為樂曲學，其主張韻律之美，不但能體現文學之美，也能體現藝術之靈性。詞是現代很多文學人士的最愛，吟詩誦詞是文學欣賞中最美好之事，現代文學作品中經常對古典詩詞加以引用，其中的語言美、意境美以及藝術思維也經常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現代文學，增加了文學作品的韻味，對詞學的研究更進一步推進了古典詩詞的發展。清代乾嘉學派對于唐宋詞學進行了全方位的搜集、整理和考訂，同時展開了對詞學中復雅、重情、協律等問題的詞學研究。詞籍整理、詞韻修訂、詞律編纂和詞樂研討等多方面的研究為文學的構建提供了豐富的方法和資源。清代乾嘉年間對詞學研究的各支派中，以莊存與、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學派影響最大，作為地域性流派，與吳派、皖派在乾嘉學派中處于并列的地位，該學派推崇的是今文經學，學者們將經學與治經方法運用到詞學的研究中，梁啟超曾這樣說:“常州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后來漸合為一。”

可見今文經學對詞學的影響。大家所熟知的龔自珍、康有為都是常州學派后期的知名人物，他們的思想也多受今文經學的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張惠言，他首先是一位經學家，研究其留存的46首詞作，詞學思想與經學思想完全一致，他將詞學的地位與詩賦放在了同一水平，他的詞作風格對當時的詞風起了扭轉和指導作用。清代乾嘉學派中王昶、王鳴盛、程瑤田、吳錫麒、凌廷堪、焦循等學者的貢獻也很大，他們將“復雅”、論詞必論其人、重情、協律等新觀念貫穿進了詞學，同時在詞學中融入漢儒的文學思想，對詞學思想的構建起了很大的作用。學者們認為詞有助于宣泄人之性情、舒展人的“柔委之氣”，詩、古文能表露人的“清勁之氣”。他們對于詞學中“柔委之氣”“清勁之氣”的認識意識與現代我們對于古詩詞的理解完全相同，亦或說我們的認識沿襲乾嘉學派時期對于詩詞的認識。其中，焦循對于文學和經學內在邏輯關系的認識，對于現代文學同樣適用。他指出，文學具有“移情”的特性，當然人在對某個觀點百思不得其解時，“移情”可以令人思維開闊，性情(性靈)在經學與文學的互相連通方面起了樞紐作用，“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這種思想“移情”“性情(性靈)”的認知觀現代文學一直在沿襲使用。

二、從郭沫若等人的成就談乾嘉學派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乾嘉學派對現代文學的意義是很深遠的，梁啟超、胡適、郭沫若、范文瀾等多位現代學者都從中受益。在這里我們主要談談乾嘉學派對郭沫若的影響。作為現代馬克思主義學術文化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中國文壇占有相當的地位。郭沫若作為知名的文學家，留下了《棠棣之花》《孔雀膽》《鳳凰涅槃》《星空》《反正前后》《新月與白云》等不朽的作品，很多知名作品不僅吸收了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對于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批判地繼承也使其文學作品增添了特有的色彩。在郭沫若的文、史、甲骨、金文及考古學等多部作品中，文字、音韻、校勘、訓詁、辨偽等乾嘉考據學的方法和手段都被成熟地應用。四書五經是郭沫若童年時代的主要背誦內容，他的兄長在其十歲時就教他學習段玉裁的《說文》及《群經音韻表》。對《皇清經解》中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產生興趣是在高中時，郭沫若通過自學了解其中的知識，后來對于乾嘉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的著述也很感興趣，并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中加以運用。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更是研讀了乾嘉學派整理的所有文獻，“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徹底剿翻了，考古學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范圍，我都做了盡可能的準備和耕耘。”

之后在他的名著《青銅時代》中，乾嘉考據學的應用隨處可見。郭沫若在隨后的諸多作品中，都對乾嘉學派的學術思想和考據方法進行了批判的吸收，在古籍整理方面也不無成就，有《管子集校》《鹽鐵論讀本》等書籍出版。“要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知其所以然’。”郭沫若的話集中反映了自己所有創作中遵循的思想，在批判的基礎上繼承和超越成為其思想的顯著特點，科學利用辯證唯物主義的銳利武器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開拓者。

三、結語

乾嘉學派主張言之有據，凡立一說必得旁征博引，對于所需資料也會精心選取。梁啟超認為這種搜集和考辨的方法與西方的邏輯歸納法具有異曲同工之處，雖然這種認識在現在看來并不全面，但也是對乾嘉學派所做貢獻的再一次肯定。文學是各種學科知識的綜合反映，乾嘉學派在歷史科學和文學以及其他學術方面的成就，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的發展造成影響。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在對傳統文學繼承的基礎上進一步的引申和升華，批判地繼承乾嘉文化對今天的中國文學走出虛無主義的認識困境會有很大幫助，在21世紀，重新認識乾嘉學派的意義，會讓今天的中國文學煥發出別樣的光彩。

作者：林茂森單位：寧德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