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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民族的語言的道德準則就是要“言禮”“言仁”“言忠”“言信”。“言禮”就是要“正名”，合乎君臣、父子名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忠；刑罰不忠，則民無所措手足。”語言要合乎倫理角色規范。如天子的配偶叫“后”，諸侯的配偶叫“夫人”，而老百姓的配偶叫“妻”。“言仁”就是要“愛人”。判斷“仁”的標準就是要“忠恕”。孔子曾說：“剛、毅、木、訥，近仁。”就是指說話謹慎。這不僅是當時人對于語言行為的道德要求而且是當時人格道德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做君子，就是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語言行為要“忠”。首先“言忠”是治國的基礎，“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言忠也是立身之本，它反映在說話寫文章中真誠的態度，言語主體的忠心，對言語主體的道德責任。“言信”，《論語•陽貨》提出，“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從中可以看出“信”的人格道德力量。漢民族古代的言語道德思想，特別是先秦時期的思想，不僅是當時言語交際行為的參照，而且也是后世漢民族言語道德思想發展的基礎。先秦是我國歷史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重要階段。它奠定的文化基礎，筑就了中華民族千年輝煌文明的根基。

發展中的語言道德

美丑、善惡作為倫理道德標準是變動的、歷史的、而非永恒的。現代漢民族的道德倫理秩序包括兩個基本點：一是利國利民，二是利于本體。于是，語言美學的發展便圍繞著這種新道德觀來發展。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在新型社會制度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道德倫理秩序。人民大眾成了社會道德倫理的核心。社會主義民主成了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為人民服務”成了社會人際之間的基本道德原則。同時，任何個體的言行舉止道德規范還應該以不損害自身利益和形象為出發點。對于這一點，現代語言學者很多時候都避而不談，依然維護著不變的傳統語言道德觀。其實，在當今時代，傳統觀念已經受到巨大沖擊，新型的價值取向雖不成熟，但已初見端倪，維護語言道德本體、維護說話者自身，必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以前那種只管別人而不顧自己的標準已經不是標準，因此，連自身都已不存在了，何處來的社會群體？如果缺乏自身道德修養，在不需要的時候，他可以表現出對國家、對群體的“語言道德”，但絕不是發自內心的“仁義禮智信”，就會顯得虛假和言不由衷，往往被稱為偽君子。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必將是以崇尚謙謙君子的儒雅風度為標尺。

社會倫理道德對語言的規范要求

社會倫理道德對語言的規范要求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話語建構的道德要求，第二，對話語理解的道德要求。話語建構的道德要求就是要讓語言行為符合社會道德秩序，合乎倫理角色規范。例如，晚輩對長輩要用尊敬的語氣和詞語、句式，在話語的角色選擇方面要遵從自我角色所處的話語次序等。現代社會，人們在保留傳統道德規范的前提下大量注入新的時代氣息。首先，一些封建等級思想的詞匯逐漸消亡；另一方面，一些新興詞匯產生，如“賤內”、“拙荊”，而現代社會對配偶則一般稱為“愛人”、“媳婦兒”、“老婆”這就體現了對婦女———“半邊天”的尊重。古代對落后地區稱之為“蠻夷之地”，而今就沒有這樣的說法。以前，我們一般稱“少數民族”，現在我們稱“兄弟民族”，這種由修辭理解而產生的詞匯，就反應了人民群眾語言使用能力的提高。這就要求話語要真誠、真實，要言行一致。我國先民就提出過“修辭立其誠”的道德內涵，其實就是要言語誠實，它在現代社會的公眾言語交際中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言語真實顧名思義就是要信息與事實相符。王蒙在《聽同義反復萬無一失的演說》中曾形象的描述這種言語行為：“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努力工作，就是說一要努力，二要工作，三要努力工作，只努力不工作不行，只工作不努力也不行，既不努力又不工作更不行。”表面看，是說話不簡潔，實際上卻蘊涵著對聽眾的愚弄，是一種言語不實現象。這樣不僅是耗費聽話者的時間、生命，更是一種阻礙社會進步的不道德行為。對于言行一致有大量成語，如：“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等，它不僅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更是當代社會真切呼吁的誠信原則。在說寫行為中，人們需要考慮言語行為的道德原則，在話語理解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我們把話語理解的道德原則綜括為：言實統一、言人統一、言行統一、言境統一和言德統一五個方面。同時，還應該注意具體言語交際領域差異以及話語性質差異。比如：根據言語交際的領域和目的的差異，話語可分為實用性話語、藝術性話語以及兼有實用性和藝術性的話語三類。它們的交際目的、話語信息性質各不相同，所以在理解的道德準則上就會呈現出不同價值。如，我們不能把文學語言的真實當作應用文的客觀真實。

修辭可以使語言更加形象準確，更加接近道德

正是由于倫理道德對言語行為的影響，所以言語在使用中就采取了大量的修飾技巧，這就是修辭。巧妙的修辭好比美容師，使語言的表達更貼切、更完美，也更符合道德要求。許多辭格如：比喻、借代、留白、異語、異稱等都有這種效果。這一方面反應了語言的靈物崇拜，同時也反應了言語交際雙方文化素養的高低。一些語言只有經過深思才能理解其深刻含義，如朱慶余《閨意獻張水部》寫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詩中以新婦自喻，以夫婿比張籍，以舅姑比主考。這樣既表達了詩人希望張籍推薦他的愿望又使語言委婉妥帖。詩中詩人、張籍、主考之間關系的應用符合了道德關系中的“新婦”“夫婿”“舅姑”的關系。通篇是借喻，別開生面。再如《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說“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借代不僅起到諷刺的作用，而且也體現了對這些人的道德排斥。再如談到“死”的時候，如果是老人，我們一般說“去了”“老了”；如果是偉人我們要說“逝世”“離去”；如果是英雄則說“犧牲”等。這些諱飾就是以道德為準則。平日我們使用一些禮貌用語，如：“請”“謝謝”“再見”“對不起”“勞駕”等都是對語言的美化、整理。這種婉約的語言也在運用修辭。美的語言其實就是那些打動人情感、開啟人智慧、塑造人高尚人格的語言，而這樣的語言正是建構在一個傳統道德基礎之上的。首先，語言體系的形成過程貫穿著道德意識的影響，道德意識被符號化為語言意義的一部分。如“小姐”一詞，在古代，其所指為大家閨秀；民國時期，受西方文化影響，其所指為未婚女性；時期，其所指為資產階級女子；而當今社會，其含義就比過去廣泛得多。這里詞義的變化，就反應了社會道德標準的變化。其次，語言行為也與社會道德有關。在人際互動過程中，如何面對不同對象、場合，都要從道德觀念出發。

現代社會網絡文化十分發達，網絡文化對傳統的一些基本道德規定形成了沖擊。網絡的最大特點就是產生了龐大而虛擬的社群，給人虛擬化的身份。人只需考慮潛意識中想滿足什么就行。同時，一些違背傳統倫理道德的手機短信、影視作品、流行歌曲、文學作品等也有語言垃圾。這就要求我們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在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基礎上提高語言道德修養。讓我們用美的語言開啟人類心靈的窗戶，建設和諧的人際關系。這不僅是國家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本文作者：陳圓園單位：德宏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