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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語國際教育是針對母語非漢語的外國學習者的漢語教學。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此國際漢語教學受到許多跨文化因素的影響,甚至關乎漢語教育的成敗。本文分別從歷時層面和共時層面共同探討跨文化交際的影響因素,分析得出跨文化交際理論對漢語教學的啟示。
關鍵詞:
跨文化交際;影響因素;漢語教學;啟示
跨文化交際活動是貫穿于人類歷史的普遍現象。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因此誕生了跨文化交際學。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因素在語言學習中有著重要的地位。第二語言學習者大多來自不同于目的語文化背景的國家和地區,在開展教學的過程當中,需要對目的語文化和學習者的文化進行對比,找出跨文化交際的適當方法,以更好地服務于教學活動。
1跨文化交際理論對漢語學習的意義
跨文化交際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交際。第二語言學習者大都來自與目的語國家不同的文化圈,因此學習者需要整體了解目的語所承載的文化。而教師也需要整體了解學習者的民族文化,以更好地開展教學。但是,每個人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都不盡相同,在整體討論民族文化的同時,也需要重視個體之間的差異。而整體了解目的語文化和學習者的民族文化是跨文化交際的基礎和前提。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之間得以相互了解和交流。目的語國家的人們和目的語學習者對于彼此都不再是抽象的、整體的存在,這一點對于當下的漢語國際教學十分重要也十分有利。但同時,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義依然存在,并對跨文化交際產生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開展漢語教學的過程中以跨文化的視角處理具體問題,達到漢語教學的最優效果。
2歷史上的中外跨文化交際及其啟示
刻板印象的存在對于漢語教學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對目的語國家的正面認識可以強化學習者的動機。不利的方面在于,對目的語國家的消極認識會使得學習者對語言學習產生抵觸情緒,甚至觸發文化休克,不利于學習者的身心健康。刻板印象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歷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十分明顯。我們將通過梳理中西方交流史上的典型案例,歸納出刻板印象及民族中心主義的成因,用以指導跨文化背景下的漢語教學。
2.1《馬可•波羅行記》及其影響:《馬可•波羅行記》展現了中國元朝社會的風貌,為歐洲和中國的相互交流打開了窗口。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莫里斯•科利思認為,馬可•波羅的游記不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啟蒙式作品,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的廣泛復興。事實上,當時的中國社會還有不為馬可•波羅所知的一面。元朝統治者將全體國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及南人。在政治方面,“長官皆其國人是用,至于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絕不預聞矣。”〔1〕在法律方面,“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于有司。”〔2〕馬可•波羅時代的歐洲處于文藝復興的前夜,人們急欲掙脫宗教神學的桎梏。而此時的元朝正處于歷史的巔峰,社會經濟繁榮,對外交流頻繁。因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時的西方人以仰慕和學習的態度對待中國文化,以實現自我革新和發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力量及自身狀況等決定著跨文化交際中的行為和思維方式。
2.2明清時代的中西方交流:從晚明開始,熱衷于傳播天主教的西方傳教士開始與中國接觸,利瑪竇就是其中的代表。利瑪竇在傳教的過程中,主張尊重中國的古老文明,在不與儒家思想沖突的前提下,發掘二者的共同性和互補性。同時他還熱衷于和中國知識分子探討儒家經典,介紹西方的科學成果,以此激發中國人對天主教及西方文化的興趣。利瑪竇的這些做法堪稱跨文化交際的典范,對于當今時代的跨文化交際和第二語言教學仍然有借鑒意義。西方傳教士的東來為中國和西方的交流打開了窗口,而這場交流對西方的影響遠大于對中國的影響。18世紀的歐洲正處于封建制度崩潰的啟蒙時代,傳教士有關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著述對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例如主張開明君主制的伏爾泰贊賞中國的皇帝和政治體制,而主張權力制約與平衡的孟德斯鳩則對中國態度冷峻。經歷了18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熱”之后,傳教士因中國與羅馬教廷關系交惡而遭驅逐,同時英國工業革命大大解放了西方社會的生產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評價趨于負面,轉而關注中國落后的科技狀況和普通民眾的貧困生活。英國使節馬噶爾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以跨文化視角來看,無論是爾泰還是孟德斯鳩,他們對中國的了解都只是來自傳教士的描述,都未能了解到一個真實而全面的中國。這就啟示我們在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民族時,應當選擇全面客觀的材料,這樣才能知道跨文化交際。而羅馬教廷與中國的“禮儀之爭”與利瑪竇所采取的歸化策略相比,則反映出異文化必須以受眾可接受的方式才能順利傳播。在國際漢語教學的過程中,帶有明顯的中國封建傳統的教學內容就需要根據學生的文化背景而做出調整。
2.3近代以來的中外交流近代以來,中國一度成為落后的代名詞,一直到二戰結束之前,中國在對外交流中大都處于弱勢地位。而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于意識形態原因,“紅色中國”長期被美蘇等國家敵視、封鎖,中國自身也獨立于兩大陣營之外,并嚴防來自美蘇的顛覆和滲透。7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和美國、日本等國家的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國自身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對外交流日益頻繁。而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以及冷戰的結束,全球化成為了可能。這使得跨文化交際的阻力越來越小,轉而進入一個新階段。
3共時層面的跨文化交際及其對語言教學的影響
進入21世紀,在刻板印象領域中最受矚目的當屬Fiske等人的刻板印象內容模型,它以熱情和能力為基礎建立二維模型,通過17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跨文化研究進一步驗證了熱情和能力兩個維度決定外群體的分布假設:對HW-HC群體的贊美情緒、對LW-HC群體的嫉妒情緒、HW-LC群體的可憐情緒和對LW-LC群體的輕視情緒。后來SCM模型被進一步拓展為BIASMap,即加入了由熱情和能力維度交互作用的情緒與行為結果,即包括主動助長(例如,幫助與保護)、主動傷害(例如,攻擊與反抗)、被動助長(例如,合作與關聯)與被動傷害(例如,忽略與漠視)。這就將刻板印象的研究具體到個體接觸及特定群體之間的接觸,適應了跨文化交際在個體接觸頻繁的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許多國家的文化也日益多元化。從漢語國際教學的角度來看,學習者在自己的國家已經對目的語國家的語言文化有所感知,這有利于學習者客觀地認識目的語國家的文化和國情,從而減少刻板印性給語言學習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在中華文化圈以外的西方國家,春節漸漸成為許多地方的節日慶典,其中的春聯、漢字及舞龍舞獅等中國元素有利于當地人感知中華文化,這對于學習中文無疑是有利的。再者,在互聯網時代,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共享相同的文化產品,例如日本動漫、好萊塢電影及中國的功夫影片等。社交軟件的發展也進一步拉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近年來,漢語國際教育的教學對象呈現低齡化的趨勢,而青少年對于不同文化的態度相對開放,這就要求漢語教師不能輕易以整體的文化背景去認識學生,而應當詳細了解學生的民族、宗教信仰及價值觀等情況。例如,隨著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不斷加深,一些歐美學生喜歡飲茶,并信奉東方宗教。在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上,他們會自覺修正一些中國元素的英文翻譯,比如道教、餃子及一些地名的翻譯。因此,漢語教師應該使漢語教學這一跨文化交際行為最終以個體接觸的方式進行,更多地關注具體的學生,大大降低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義的不利影響。這樣國際漢語教學才會更有針對性,更能適應全球化的時代背景,更加高效地達到教學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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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武 單位:四川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