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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的發展使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人口大量流動，各種語言頻繁接觸，城市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環境結構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作為一種寶貴的社會資源，語言不僅為社會成員使用，產生重要的社會價值，還能靈敏地發現社會問題，及時反映社會動態。為全面了解中原城市化進程中公民語言生態狀況，了解城市發展過程中公民的語言使用能力、語言變異以及使用者的語言行為和語言態度，“中原城市化進程中公民語言能力問題及對策研究”于2011年8月立項，項目組成員從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采用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的方式，歷經樣卷設計、調查培訓、實地調查和數據匯總等階段，進行了較為翔實細致的調研工作。從中原城市群包含的18個地級市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鄭州、洛陽、新鄉、平頂山4個地市，共發放問卷2000份，回收問卷1878份，有效問卷1797份，有效率89.85%。河南是全國人口大省，2010年底常住人口9405萬，其中城鎮人口3651萬，占總人口的38.8%;農村人口5754萬，占總人口的61.2%。河南境內的方言主要包括中原官話和晉語，黃河以南及以北的部分地區都屬于中原官話區，只有黃河以北的新鄉、鶴壁、焦作、安陽等屬于晉語或晉語與中原官話的過渡區(表1)。針對河南方言的具體狀況，本次調研的樣本最終確定為鄭州、洛陽、新鄉、平頂山四地。

(一)中原城市公民語言使用狀況

1.公民語言變化狀況

語言是一個逐漸演變的動態系統，隨著中原城市化水平大幅度快速提升，城鄉之間聯系日益密切，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外出求學、就業等途徑融入城市，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移民雜居使得人們交流范圍日益擴大，交流程度日益加深，方言區原有的語言現狀受到巨大的沖擊和改變。調查數據(表2)顯示，2011年河南能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的人數比例達到65.80%，比2000年上升23.69%。雖然有18.3%的人選擇了“會說一些”，但經過調查人員進一步確認，這部分人大多只具備“聽”的能力，在“說”上并不具備基本的交際能力，課題組沒有把這部分人納入會使用普通話的比例中。90.21%的人依然使用本地方言作為交際語言，雖出現了5.8%的小幅下降，但方言勢力和影響還是比較頑固。河南是全國散居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除漢族外還有55個少數民族，但少數民族占全省總人口的比例僅為1.36%，多數人都在雜居、移民、通婚中被漢化，只有小部分的少數民族公民還會說本民族的語言，而且人數還在逐年遞減。數據表明，在城市化進程中，河南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成效顯著，會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的公民比例大幅提升，公民運用普通話交際的語言能力已經基本具備。人口流動日趨活躍，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遷移成為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最顯著的人口現象。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21億人，占全國人口總量的16.5%。④河南是勞務輸出大省，大批農民涌向城市，城鄉之間聯系日益緊密，表3的數據顯示，農村群體的語言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普通話水平比2000年上升了22個百分點。但由于諸多因素，城鄉使用普通話的人數比例還存在13.64%的差距，普通話推廣普及工作必須向農村拓展、延伸，從而全面提升農村群體的語言能力，實現勞動力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順利對接。普通話水平與被調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成正比關系，與年齡則呈反比關系，與行業、職業的性質和要求有密切關系，呈現出較大的不均衡性。全面提升公民語言文字應用能力，關鍵在于公民能否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看到推普工作成績斐然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公民語言能力存在著薄弱環節，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予以加強。公民語言能力是社會發展的晴雨表，體現的是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發展水平，代表社會整體的文化層次，是社會發展力和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雖然河南的普通話水平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圖1的對比數據⑤顯示，河南的普通話使用率不僅低于北方的河北，而且低于處于南方方言區的江蘇，甚至低于少數民族較多的廣西，數據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河南的普通話水平與周邊各省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一是方言情結。中原地區長期以來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正是由于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優勢，許多人還固守著傳統的語言習慣，不愿改變自己的方言鄉音。二是缺乏主動。普通話與河南方言都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在歷史上北方官話區曾長期以河南方言為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詞匯和語法系統;推普以及城市化進程也使河南話逐步向普通話靠攏，一些重要的鄉音特征變得越來越不明顯，全國各地的人基本上都能聽懂河南方言，交流上的無障礙讓許多人缺乏使用普通話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導致河南普通話使用比例略低于其他各省。

2.公民語言的習得狀況

兒童在0～5歲處于大腦高速發育的時期，對語言信息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極高的熱情，能快速地攝入語言信息并與之發生生化反應。(屈社明，2003)如果此時習得的第一語言是普通話，則有利于提高我國語言規范化的整體水平。普通話作為最先習得語言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教授語言的一方是以普通話為主要的交際語言，也就是家庭成員中父母必須有一方以普通話作為與孩子交流的語言;二是家庭中有意識地培養孩子說普通話的能力。兒童語言習得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但最重要的是語言環境的影響。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繁榮、人口的流動使更多的人認識到普通話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從小營造普通話環境，已經成為許多家庭很普遍的現象，許多上了年紀的老人平時幾乎不說普通話，但是在與幼小的孫輩們交流時也盡量使用普通話。因此與2000年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的結果對比，無論城鎮還是農村，最先說普通話的比例都有顯著提高，城鎮提高了11.49%，農村提高了6.5%;說本地方言的比例則大幅下降，城鎮下降了28.85%，農村下降了12.90%。這說明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已經成為推廣普通話的強大動力，伴隨大量外來人口，普通話、外地方言同本地方言相互碰撞，使得原來封閉的語言環境受到強有力的沖擊。不同年齡組的數據顯示，年齡越小，最先習得普通話的比例越高;年齡越大;最先習得普通話的比例越低，其中變化顯著的是18～29歲年齡組，比2000年上升了9.70%，這與他們從小就有學習普通話的語言環境有很大的關系，其他年齡段的變化不甚明顯。習得語言中出現明顯的雙語現象，城鎮占15.42%，農村占5.92%。有些國家的孩子從小就學兩種不同的語言，在中國同時學習方言和普通話并不沖突，0～5歲是孩子學習語言的最佳年齡，可以同時掌握方言和普通話兩種不同的發音系統。根據年齡段數據的分布可以看出，年齡越小，雙語習得的比例越高，18～29歲雙語習得的比例達到23.35%。習得語言中出現雙語現象說明語言環境的復雜性，也說明語言學習途徑的多樣性，除了父母(長輩)是最先習得語言的教授者，當今社會廣播、電視、電影、周圍接觸人群等也是影響語言學習的因素。

(二)中原城市公民語言能力狀況

1.公民語言的能力現狀

由圖2、圖3可見，公務員、知識分子、學生和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群體選擇使用普通話的能力大于本地方言，而工人、農民、進城務工者和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群體使用本地方言的能力則大于普通話，這說明在不同的群體中選擇何種語言跟他們的身份、地位、職業、受教育程度都有密切的關系。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公民語言應用能力的提升有了客觀和內在的雙重動力，雙語和多語能力成為衡量人才的標志之一。國際地位的提升、對外貿易的增多、信息高速公路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對外語的學習，同時也表現出濃厚的外語學習興趣。城市化進程中公民的外語能力怎樣呢?問卷以簡單的英語生活對話為題進行調查:(1)Hello，Iamgladtoseeyou!(2)Whatisyourname?(3)IsthisZHENGZHOU?Thankyou!Thankyou，verymuch!外語能力排名前三的分別是學生(95.19%)，知識分子(84.30%)，公務員(79.35%)。第二語言的習得不同于母語的習得，必須依賴后天的教育和學習，受教育程度高，使用外語的能力顯著就高(見圖3)，高職位高學歷的群體在外語能力上明顯占據優勢。數據中農民、進城務工者也具備一定的外語能力，中原是對外勞務輸出的重要地區，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者開始重視外語學習，體現了中原農民已脫離傳統封閉的農耕生活，不斷用知識武裝自己，以一種嶄新的姿態迎接并適應社會變革的需求。

2.公民語言的交際狀況

語言是重要的交際工具，數據顯示，有74.8%的人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既使用普通話，又使用方言，屬于雙語使用者。為了適應不同的言語交際場合，達到有效交流溝通的目的，人們會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根據交際內容、交際對象和交際空間的轉換選擇不同的語碼進行交際，這也凸顯了普通話和方言所體現的不同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內涵。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賦予知識、素質、文明的內涵;方言是地方母語，在情感表達、邏輯思維上更勝一籌。由于語境的不同，人們在不同的交際情景中使用不同的語用策略，從本次對中原城市的語言使用調查結果可知，城鎮和農村兩種語碼交替使用者都占有一定比例，在家庭、集貿市場這些非正式場合，與家人、朋友交流喜歡用家鄉話，在一些正規場合(單位、公共場合)對陌生人和同事則使用普通話，呈現出普通話和家鄉話交叉并用的局面，使用場合和使用功能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和分工(見圖4)。根據與交際對象的情感關系、身份地位的差別，人們會選擇和轉換不同的語碼，在正式場合或是陌生人之間，普通話使用頻率較高，順序依次為陌生人之間(67.47%)→公共場合(61.68%)→工作單位(51.11%)→集貿市場(26.68%)→朋友之間(20.72%)→家庭(12.54%);在非正式場合或是親戚朋友之間，方言使用頻率高，順序依次為:在家庭(83.13%)→朋友之間(76.35%)→集貿市場(73.46%)→工作單位(61.25%)→公共場合(45.34%)→陌生人之間(35.62%)，呈現出普通話和家鄉話交替使用的局面。由此可見，社交場合的語言選用、語碼轉換顯示了公民交際能力和對話語適應能力的提升。雙語多語能力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便利與和諧，在交際過程中，人們只有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靈活地選擇表達方式，才能更好地實現交際目的。隨著國家對中原崛起戰略的實施，河南與其他地區的交流日益加深與擴大，語碼轉換現象也日趨頻繁，不同語碼的使用和選擇說明了人們交際能力的提升。

3.交際語言自評狀況

交際語言能力是公民語言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今公民的必備能力。語言能力是交際能力的基礎，但是有了語言能力并不一定具備交際能力，還需具備語用策略、背景知識、文化素養等，只有這樣才可以從一系列范圍不定的可能性中進行可協商的語言選擇，以便最大限度地接近交際需要達到的最滿意的點(Verschueren，2000)。圖5顯示，每個行業在語言交際能力上都存在一定的障礙，公務員、知識分子、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較強，有交流障礙的人數為16.5%;農民、工人語言交際能力相對較弱，有交流障礙的占21.6%，另外每個群體中都有超過30%的人認為自己在交流上存在一定的障礙。圖5與表3相對比，普通話程度高的群體人際交際水平明顯偏高，恰恰說明語言表達能力與普通話水平、受教育程度成正比關系。溝通和交流能力大多是通過后天學習和實踐鍛煉得到提高的，普通話與方言相比不僅具有無法比擬的實用價值，還能提高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能力———交際表達能力，讓更多的人具有文明和諧的交流素養，這也是城市化進程中公民文化意識提升的一個重要表現。

(三)中原城市公民語言態度狀況

語言態度是指個人對某種語言或方言的價值評價和行為傾向(游汝杰、鄒嘉彥，2004)。人們對于某種語言變體(語言或方言)的態度，反映該語言變體的社會地位以及使用該種語言變體的人在人們心中的固有看法(王德春，1995)。作為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在各年齡組都是占據絕對的重要位置，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幾種語言，可見在這一點上人們的語言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而18～29歲年輕人對普通話的認可更是高達79.56%，認為說普通話的人優雅大方、魅力自信、文化程度高，普通話更適合正式場合跟上司、同事、陌生人交流。外語的重要性排在第二，超過本地方言，對于外語的評價和認可，大多是從實用或功利的角度出發。隨著留學、出國、四六級考試、考研、托福、雅思等各種英語等級考試的要求，整個社會對外語的熱情也持續升溫。旅游、外貿經濟和科學文化的推動和發展，讓英語的地位越來越高，外語的使用價值和社會地位的理性評價，多取決于這種語言在使用中帶給人們的社會價值。60歲以上的群體在情感態度上還是偏愛本地方言，占到38.05%，這跟他們成長的語言環境、文化傳統乃至個人生活經歷都有密切的關系，口耳相傳，世代相承，鄉音難改，親情難斷。外地方言所占比例不高，但也有一定的認可度，說明一些強勢的外地方言，隨著經濟和文化的滲透，也會對本地語言產生一定沖擊，比如粵方言、上海話等。

語言態度影響人們對語言的應用，包括語言的選擇、教學、規范、規劃和發展等(勁松，1999)。根據不同年齡對不同語言的認可度可以看出，年輕人在語言選擇上功能因素大于情感因素，由于普通話和外語在升學、就業和主流社會中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顯性威望，所以都能理性地認識到學習使用普通話、外語對自身的重要意義。而年齡偏大的人則以情感因素為前提，最先習得的母語方言和長期的方言情結所產生的語言忠誠，在短時間內是很難被改變的。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語言對經濟的促進作用，68.49%的人認為有作用，只有4.22%的人認為沒有。人們的語言認知態度，說明人們語言意識和語言能力都在不斷地進步和提高。語言本身是一種人力資本，是在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同其他資源一樣的經濟特性。語言技巧同其他技巧一樣，可以看成是個人和社會通過投資能夠獲利的經濟資源(Marschak，1965)。人們意識到，城市化進程中語言的經濟價值一方面體現在個人價值上，語言能力的培養是個人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體現在社會價值上，一個國家公民語言能力的整體提高，可以為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公民語言能力提高了，國家語言能力才能提高，才能增強國家軟實力，增強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語言態度決定了語言行為，語言行為是語言態度的外在表現。表7數據顯示，50.90%的被調查者表現出提升自身語言能力的強烈愿望，30歲以下的人群更是高達74.82%。城市化進程中許多人會面臨職業、身份、地位、環境的變遷，只有不斷地提高自身的語言能力，才能快速地適應新的群體和新的語言環境。語言是群體成員身份和社會認同的一個顯著標志，表7說明了大多數人希望通過語言的調整和提升，提高語言交際能力，減少交際障礙，提高認知安全，滿足歸屬感或個性的需要，找到自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大力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不僅事關中原經濟社會的發展，事關科技進步和公民素質提高，對于展現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蘊、促進中原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城市化進程離不開語言文字的參與，公民語言文字能力是加強城市文化建設的現實和必然要求，要建成一個高品位的現代化城市群，必須全面提升公民的語言素養，加強語言文字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否則城市化進程就將成為一紙空談。從本項目的調查結果來看，中原城市化進程十年間，公民語言能力得到了廣泛重視和快速提高，主要表現在:

(一)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縮短了城鄉之間的差距

城市化建設讓更多的人通過求學、就業、做生意等途徑融入城市，人們交流范圍擴大、交流程度加深，方言區原有的語言狀況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和提高。2000年調查結果顯示，河南城鎮與農村使用普通話比例分別是52.79%和36.62%，相差16.17%。本次調查中分別是72.64%和58.98%，僅相差13.64%，說明方言區人們的語言正在逐漸由方言到地方普通話進而向標準普通話靠攏。但語言忠誠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特征，同樣也維系著一個群體的人際情感，方言鄉音的認同和語言能力的提升所形成的矛盾還是推普的工作重點。

(二)雙語多語的使用成為公民語言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現

雙語多語的使用是文化融合、文明程度提高過程中一種有效的交際策略。普通話、本地方言、外語等多種語言的選擇，并不是隨意、機械的語碼轉換，而是為了適應不同的交際目的和動機而采取的有效調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語碼轉換這種語言現象將會越來越普遍，尤其在會話交際中表現非常明顯。語碼轉換作為一種具備多種不同交際功能的語用策略，要求說話人能夠隨著交際內容、交際對象、交際語境的不同，靈活地選擇、調整、運用、傳達相互間的信息，進行有效的人際溝通。

(三)具有和諧交際的意識，用科學的交際范式進行有效交際

語言是交際工具，但絕不僅僅是交際工具，它還是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的角度看，公民語言能力的提升可以保證交際各方交流的一致性，從而提高交際效率，進而提高生產效能，促進國家語言能力的提升;從文化現象的角度看，語言能力是人類族群認同的重要標志，語言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競爭力，才能更好地傳承、弘揚并發展國家和民族文化，提升國家的軟實力(文化競爭力和影響力)，進而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和諧交際的意識，用科學的交際范式進行有效交際，才能不斷適應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本文作者：王生龍、王勁松單位：新鄉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