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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傳統中醫漢英詞典研究受語言工具論影響,注重語言形式和翻譯文本的對等描寫,但卻弱化了社會政治、歷史文化及認知傾向等因素在詞典編纂過程中的作用,因而無法全面闡述中醫英譯的語言歷史演變及特點。批評語言學關注語言在建構社會權力中的作用,強調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系,為中醫漢英詞典學開辟了宏觀歷時的研究視角,其研究路徑則圍繞中醫英譯話語的歷史演變與關聯、語言政策與權力以及語言與文化關系三個方面。中醫漢英詞典的批評語言學研究路徑,梳理詞典譜系,追根溯源,揭示詞典發展歷史軌跡的同時也為后續詞典的修訂完善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依據。
中醫漢英詞典收集、汲取了前人中醫英譯活動的成果,加速了中醫名詞術語英譯標準化與規范化進程,也為異域學習者提供了重要的術語參考來源,對中醫學的對外傳播和國際地位提升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詞典學(lexicography)是研究詞典編纂實踐和理論的語言學學科,執行重要的社會功能[1]。目前,對于中醫漢英詞典研究所秉持的依然是應用語言學“脫政治”(apolitical)的研究慣例,研究注重語言形式和翻譯文本對等的描寫,弱化了社會政治、歷史、意識形態等因素在編纂過程中的作用,無法客觀、全面地闡述中醫英譯歷史和詞典編纂的本質。批評語言學關注語言在建構社會權力關系中的作用,強調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系。將批評語言學引入到中醫漢英詞典的研究中,從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維度開展詞典學研究,開辟新的思路和視角,豐富研究內涵,有利于“提高詞典編纂者……立足歷史、文化與社會政治視角理性、客觀而有目的地規劃、評析或從事詞典及相關語言或社會活動”[2]。
1批評語言學視角下的詞典研究
批評語言學(criticallinguistics)堅持以語言分析為手段,以透過表面語言形式,揭示語篇中隱含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和反作用關系,從而解釋語言與權力分布、語言與社會控制之間的聯系[3]。批評語言學強調語言、意識形態、權力和文化四位一體的關系,反對唯語言本體和描寫主義研究傳統和路徑,加速了語言學研究從“純粹語法理論”到“關注社會與指涉意義”的過度轉變。詞典是語言和語詞的標準和權威。批評語言學認為,“詞典表面上是一種客觀而中性的語言產品,深層次則承載有特定的文化基因與社會屬性,表征了特定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價值或偏見。[2]”而Ezquerra更是明示“詞典向來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工具”[4]。20世紀80年代,語言學研究者將詞典文本看為一種特殊的語篇,指出了詞典的語篇屬性。批評語言學框架內的詞典研究目的則是通過詞典文本的語篇分析,闡述詞典語言背后所隱藏的意識形態意義、社會結構和權力控制的關系。正如Reagan所說:“根本上,只有關注語言使用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語境,且在該語境中只能用作元語言與元認知理解時,語言意識才是批評性的。[5]”那么,詞典批評性研究內容該如何界定呢?從詞典研究歷史來看,部分學者從社會學角度剖析詞典語篇與政治、權力和主流價值體系的關系;少數通過實證研究探討意識形態在詞典語篇中的滲透,但研究內容仍然局限在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性別、年齡等變量的分析。2014年天津外國語大學陳偉和趙彥春在論文“現代詞典學:一個批評性視角”中,創新性完整總結了詞典批評性研究的目標域,主要包括對社會發展和矛盾在詞典及其編纂、出版和傳播中的表現進行剖析;權力關系在詞典語篇或話語中的體現;剖析詞典話語的意識形態工具功能;剖析詞典話語的歷史關聯性;關注不同讀者對同一詞典語篇的不同態度和理解等[2]。詞典話語在文化解構和重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醫漢英詞典在規范中醫英譯術語、傳播中醫文化和鞏固中醫學的國際舞臺地位等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批評語言學為中醫雙語詞典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和路徑。
2批評語言學框架內中醫漢英詞典研究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中醫漢英詞典批評性研究不同于中醫漢英詞典評論。中醫漢英詞典語篇文本是話語符號系統的存在形式之一,是“囊括道德思考、知識和科學、談論、文本乃至傾向在內的符號系統”[6]。因此,批評性研究所關注的是中醫漢英語言使用的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和意識形態等語境,揭示的是語言使用背后有關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方面的問題;而詞典批評則主要對辭書的編纂質量、術語翻譯質量、內容囊括范圍及編排體例等文本材料進行評價,并向讀者推薦好辭書。批評語言學框架內的中醫漢英詞典研究涉及到三個方面,即話語的歷史演變與關聯、社會發展和權力變化在中醫漢英詞典語篇中的體現以及雙語詞典與文化間的辯證關系。
2.1中醫漢英詞典話語歷史演變與關聯的研究路徑
哈特曼(ReinhardR.K.Hartmann)和詹姆斯(GregoryJames)豐富了“詞典考古”的內涵:“通過研究不同詞典的內容、歷史和基因聯系,揭示彼此之間的關系。[7]”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楊慧玲在“19世紀漢英詞典傳統———馬禮遜、衛三畏、翟理斯漢英詞典的譜系研究”一文中,認為“詞典考古”包含三個層次,為中醫漢英詞典話語歷史演變與關聯研究指明了思路。一是中醫漢英詞典書目、文獻信息的考古,二是中醫漢英詞典譜系考古和藍本考古,三是中醫漢英詞典的解釋與評價[8]。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中醫漢英詞典共出版幾十部,組織編寫的有各中醫院校和科研院所(如北京中醫藥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和中醫科學院),也有國家機關(如衛生部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以及國內外有志于中醫世界傳播的專家和中醫愛好者(如NigelWiseman和NanielBensky)。因此,研究話語的歷史演變和關聯需要梳理歸納30多年來國內外中醫漢英詞典的書目,整理出《三十年來中醫漢英詞典目錄》,為第二和第三層次研究奠定了基礎。研究的第二個層次通過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分析,從中醫詞典詞目編排、檢索方法、術語囊括范圍、英譯標準和策略等方面歸納出詞典之間的單向繼承關系,進而確定它們之間的譜系關系。如1982年廣東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漢英常用中醫詞匯》[9],1986年又出版了《漢英中醫辭典》[10],可以說后續出版的《漢英中醫辭典》在體例、檢索和英譯等方面與前者一脈相承,二者屬于同一譜系,在中醫名詞術語英譯方法上音譯、意譯(含喻義譯)和半音半意譯并存。如“風、寒、暑、濕、燥、火”六邪合稱為“六淫”,在上述兩部詞典中致病的“邪”都被譯為“evil”,這就有別于李照國在《簡明漢英中醫詞典》[11]中的譯法“pathogenic”。研究的第三個層次以中醫漢英詞典文獻信息和歷史演變為基礎,從歷史語境和縱向視角解釋、描述并評價構建中醫漢英詞典學研究的目標域。“從歷史原點出發的縱向視角一方面糾正了以往孤立評價缺乏歷史連續性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更能體現詞典(包括中醫漢英詞典)的歷史發展軌跡和在每個歷史階段的代表性特征”[8]。
2.2中醫漢英詞典話語背后社會學研究路徑
語言政策和規劃一般由國家或政府機構制定,對社會中人們的語言交際進行干預和控制,常常受社會發展、意識形態、經濟動力和綜合國力等因素和變量的影響。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上世紀80年代之前,眾多中醫研究者對于中醫名詞術語的英譯標準和規范未能達成一致,影響了中醫國際化的步伐。面對國際間醫學學術交流、中醫對外教學、新聞媒體及出版的需要,中醫名詞術語的英譯標準化問題亟待解決,也必將受到政府機構(國家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各級學術委員會)的重視。1987年衛生部組織編寫的《漢英醫學大詞典》[12]出版,收錄中醫各科術語11000多條。該詞典收集了多位前人譯法,給出多種英譯對應,是早期術語英譯的總結。隨著中醫與各民族醫學和外來醫學的交流互動,加之中醫學自身的發展,一些新名詞、概念和術語相繼出現,客觀變化的社會發展現狀與醫學自身的不斷交融進步,是中醫漢英詞典持續更新的動力來源和推手。2004年該詞典第二版出版,而2010年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第三版與讀者見面,收錄新詞6萬多條,極大地滿足了讀者的需求。由此看來,中醫術語英譯事業可以說是一種政府干預和導向行為,由國家和政府機構組織制定、編寫的中醫漢英詞典,避免了各家分歧,很大程度上規范和統一了術語譯法,大大加速了中醫國際化進程。話語是權力的外在表象之一,而意識形態和認知傾向更是通過權力得以體現。中醫漢英詞典社會學研究的另一個路徑就是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探討。李照國在論文“中醫對外翻譯三百年析”中,將中醫翻譯歷史分成5個階段,即拉丁語時期(1640~1899年);英語開始主導時期(1900~1949年);英語主導、廢止拉丁語時期(1950~1976年);翻譯理論出現時期(1977~1989年);中醫漢英詞典不斷問世,術語英譯標準化最終實現(1990~2003年)[13]。從宏觀來看,中醫最早是由歐洲傳教士譯介走出國門,譯者傾向使用拉丁語選譯部分中醫學基礎,原因正是基于所處時期歐洲政治經濟實力以及拉丁語在世界舞臺的影響。而隨著近代英美等英語為母語國家經濟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拉丁語被英語取而代之,但英譯標準眾說紛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不斷提高,大國地位持續攀升,中醫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國內外幾部權威中醫漢英詞典出版最終實現了術語英譯的標準化。從微觀看,中醫雙語詞典中有關術語英譯的策略也深深帶有權力時代特點,是研究的重點之一。譯者起初根據自己對中醫的理解對已有詞匯作出選擇,對中醫的各個概念在翻譯形式上比較隨意,翻譯有很大的不同。直到1987年,《漢英醫學大辭典》[12]出版,對于難譯的名詞不再局限于搜尋西醫中的對應語,而是使用音譯,如穴位名稱、地名、朝代、人名以及經絡均采用音譯,對于方劑名稱則使用音譯加意譯雙重表達。翻譯策略的改變基于中國綜合國力和中醫地位不斷提升的背景,中醫有實力與西醫爭奪話語權,打破西醫霸權的格局,采用音譯以及音譯加意譯的譯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醫文化的特色,主觀意識上與西醫劃清界限,彰顯了新時期中醫的魅力,也帶給詞典學習者別樣的異域醫學體驗。
2.3中醫漢英詞典的文化傳播研究路徑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和表現形式,語言所反映出的是特定文化中語言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觀、思維方式、社會特性等無形遺產。中醫漢英詞典中完整收錄了中醫藥學各科術語詞目,這些話語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帶有濃厚的傳統思維模式和民族文化積淀。如方廷鈺主編的《新漢英中醫學詞典》[14](第二版)由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該部詞典不僅提供了中醫詞條的英語對應詞,還附有例語和例句,詞目、例語和例句構成的中醫話語語篇,體現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自發的辯證統一思想、區域民俗以及歷史建構等特色。從文化本體的角度研究就是要揭示中醫漢英詞典中語構、語義及語用文化,探討文化語詞,揭示詞源文化信息,并整理歸類詞條和例語,開展介紹文化專題。
3結語
批評語言學關注語言在建構社會權力中的作用,強調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系,為中醫漢英詞典學開辟了宏觀歷史研究視角,其研究路徑則圍繞話語的歷史演變與關聯、語言政策與權力以及語言與文化關系3個方面。目前,中醫漢英詞典學研究受結構主義和實證主義影響,堅持詞典本體研究,崇尚詞典工具論思維,忽略了社會發展、權力操控、主觀意識、歷史演變和文化傳播等方面對于詞典編纂的影響。而中醫漢英詞典的批評語言學研究路徑,梳理詞典譜系,追根溯源,揭示詞典發展歷史軌跡的同時也為后續詞典的修訂完善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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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偉,趙彥春.現代詞典學———一個批評性視角[J].現代外語,2014,37(2):18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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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楊慧玲.19世紀漢英詞典傳統———馬禮遜、衛三畏、翟理斯漢英詞典的譜系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328.
[9]廣州中醫學院.漢英常用中醫詞匯[M].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82.
[10]歐明.漢英中醫辭典[M].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86.
[11]李照國.簡明漢英中醫詞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12]金魁和.漢英醫學大詞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
[13]李照國.中醫對外翻譯三百年析[J].上海科技翻譯,1997,12(4):39-40.
[14]方廷鈺.新漢英中醫學詞典[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3.
作者:李振 張宗明 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文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