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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何種原因造成了國民黨當局缺乏摒棄官僚資本主義的意愿，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這就是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抗戰后期開始，國民黨政權和在內外壓力之下，曾試圖按照他們指定的方案，以政治方式完成國內社會整合。但對暴力權威的迷信、國民黨缺乏誠意的政治態度和其集團內部的分歧，最終導致了政治協商模式的失敗。這種“圖窮匕首見”式的暴力整合再次表明了國民黨的制度失敗，也將官僚資本主義與之捆綁共赴滅亡。

一、抗戰后期開始社會和國民黨內對官僚資本的批判與反思

在抗戰后期和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反對官僚資本”已成為社會的普遍訴求。曾出任南京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的馬寅初是對抗戰期間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擴張批評最猛烈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系統地揭露了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積累方式、對國民經濟的危害、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系和國家資本主義異化為“豪門經濟”的實質，并提出了征收“戰時過分利得稅”等建議。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的《論豪門資本必須鏟除》以辛辣的筆鋒直指官僚資本主義，他概括其為“無效率的罪惡的溫床和寡頭經濟的源頭”。作為國民政府戰時參政機關的“國民參政會”也提出了《國民參政會關于嚴厲清除官僚資本的建議》，目標指向了戰時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的個人經濟掠奪行為（即官僚私人資本非法積累問題）。

但在戰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國民黨當局以“戰時經濟特殊性”為由對上述非議置之不理，官僚資本主義的問題就這樣不斷惡化。到抗戰勝利后，官僚集團獲得了接受“敵產”的斂財良機，接收大員們以近乎癲狂的狀態享受著“五子登科”的尊榮。這種“喪失人心，莫此為甚”的行為，讓國民黨內部的“有識之士”和“清流”痛心疾首。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為他們興師問罪提供了再好不過的舞臺。在這次17天（1946年3月1日至3月17日）的會議上，宋子文、俞鴻鈞、翁文灝等政治、經濟官員受到了以CC系為主的黨務官僚的激烈攻擊。參與批評官僚資本主義的CC派官員大多是具有“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的高級黨務人員，他們認為，國民黨政權經濟政策失敗、官僚腐敗無能、豪門經濟橫行及外交和內政政策已失敗。會議通過的《黨務革新方案》將“官僚資本主義”視為“為全國所痛恨，亦為全黨所痛恨”的政治危機。陳立夫在匯編此案時甚至直陳“：黨無社會基礎，既不代表農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體官吏，而只代表少數人之利益。”這不能不說是推行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政權已經將自己與全社會的基本利益對立起來了，是其施政實踐的必然。但許紀霖認為，CC系此番“革新運動”的直接目的更多地出于遏制官僚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團”———“政學系”的進一步上升或保持“國民黨”的政治格局。因為，在得到“將中共排除于政權之外”的保證后，他們不僅繼續支持蔣的“總裁獨裁”，而且所謂“革新運動”也逐漸偃旗息鼓。派系利益重于國家利益、個人利益甚于派系利益，如此政治氛圍下，國民黨又怎能有能力回擊官僚資本主義的侵襲呢？

二、抗戰后社會期望與國民黨能力的巨大反差

抗戰的勝利曾被視為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難得的歷史機遇。雖然充滿矛盾和斗爭，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國內政治整合（改革）保留了基本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各派及廣大民眾熱切期盼國民黨當局履行其“和平建國”的政治承諾。在戰爭中被過度征發的社會底層民眾和經濟界更是向往和平穩定的生活。中小實業經營者還積極表達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意見。同時，戰后“世界兩大霸主”也不希望遠東爆發充滿“意識形態對抗意味”的新戰爭。在內外環境的客觀壓力下，以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必須考慮以何種方式繼續其在戰后中國的統治。對于已在抗戰中疲憊不堪的中國來說，和平是最寶貴的，通過“和平建國”的方式推動戰后重建，既符合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也有利于鞏固因抗戰而起的個人威望。但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進行社會政治整合，國民黨當局顯然缺乏足夠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自信。國民黨“抗戰建國”的政治綱領已為其惡劣的政治實踐所淘汰，毫無社會動員能力。同時，官僚集團腐敗和機構癱瘓，使之喪失政治競爭所需的威望和組織基礎。更關鍵的是國民黨在戰時形成的獨裁基礎上的脆弱派系平衡體制，使得它沒有能力迅速反應、達成共識，蔣本人也不愿個人權威受到絲毫限制。這就使國民黨和在政治協商中缺乏應有的政治彈性和妥協意愿，“一票之爭”所導致的政治僵局就是最好的力證（這是關于“是否給予中共和派在國府委員會中的否決權”的談判）。總之，對于政治解決，國民黨尚未做好充分準備。與政治準備不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即進行了“反共”的軍事準備，陳誠在1945年底即表示“國軍六個月內便足以消滅共軍。”既然軍事當局有如此自信，和軍方的暴力迷信就不難再次改變國民黨政府的政策選擇，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才是這個政權的真正主人。根據以往的經驗，戰爭機器一旦開動，作為軍事動員體制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都將因“戡亂”的需要而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并且，越是內戰沖突激烈的形勢，軍事獨裁政權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依賴就越強烈。

三、對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路徑依賴的原因分析

國民黨政權在抗戰勝利后繼續維持官僚資本主義的原因也并不難理解，這是其所面臨的“結構性因素”造成的，作為軍閥政治的延續，它本身完全無力克服。首先，戰后“民族主義”合法性消失，社會矛盾以階級矛盾為主要表現形式。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面入侵為中華民族國家認同提供了最好的民族主義動員。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日兩國民族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才第一次有效地動員全國力量。中國的軍事強人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攜手御辱，不僅軍閥分裂的政治格局大為改善，而且實現了國共兩黨的“既對立又統一”的政治整合。中國民眾也在民族主義的動員下為戰爭做出了空前巨大的犧牲。但伴隨抗戰的勝利，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矛盾地位迅速下降，民族戰爭掩蓋下的階級矛盾迅速凸顯，并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便失去了主要政治“合法性”來源的地位，國民黨政府必須尋求新的政治權威來源以鞏固政權。其次，意識形態和社會認同下降，政權的權威、組織結構趨向“單一的暴力化”。從1927年開始，國民黨的傳統意識形態認同就在衰敗，其在抗戰中對社會的過度動員和官僚腐敗更加劇了意識形態權威的喪失。如前所述，連國民黨最高層也承認國民黨的社會認同早在抗戰期間和戰后初期即已損耗殆盡。在沒有深刻政治變革的強力推動下，國民黨不僅無力整合其他社會力量，就是黨自身的政治動員都難以有效做到。因此，戰后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權威來源只能重返抗戰爆發前的過度依賴軍事暴力權威的局面。在美國武裝下的國民黨軍實力大增，這也強化了和黃埔系對軍事準備的過度自信。國民黨政權此時只能堅持其軍事獨裁政權的制度特色，頑固地投入到新的內戰中去。最后，官僚資本主義是其實施軍事獨裁的經濟基礎。既然再次選擇了以軍事手段作為政治權威重塑的主要手段，那么，保證軍事行動的順利展開就是政府的中心任務。

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對日抗戰，中國的經濟早已疲憊不堪，如何在政府動員能力有限、一般社會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開展軍事動員，成為國民黨政權首先要考慮的政治問題。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所推行的過度動員政策被繼承下來，并且戰后迅速壯大的國家壟斷資本更成為國民黨政權新的經濟資源。赤字財政和美國援助成為國民黨內戰政策的財政支柱。當不能通過社會改革發動社會資源的時候，飲鴆止渴式的通脹經濟就成為了軍費的主要來源。而糧食征集制度和保甲制是戰爭機器得以運行的制度保障。軍隊后勤、兵員的供給，完全仰賴地方封建主義勢力的強征暴斂。國民黨政權的金融和工業壟斷不啻為它掠取資本主義經濟資源的便捷手段。在寄希望于“速戰速決”的戰略幻想下，軍事動員型體制只會得到空前加強。而且這種經濟動員模式經與政權的高度融合，在制度權威失衡的條件下，將出現大量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少數豪門寡頭，而社會政治、經濟民主化進程卻被人為地終止。總之，官僚資本主義依賴是國民黨政權社會整合模式暴力化的產物。“制度缺陷”是官僚資本主義得以在戰前產生、戰后強化的直接原因。政治權力對軍隊的依賴使國家與社會連接的紐帶———政黨———淪落為軍隊征發社會的中介。軍政關系（抑或政黨與軍隊關系）的失衡，嚴重制約了“軍閥政治”向“政黨政治”的順利過渡。在國民黨內的崛起其實中斷了“黨軍”模式的運行。官僚集團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軍事當局的附庸。將暴力作為政權的主要權威來源和整合手段，使“以軍事動員為目的的政策取向”得到了官僚集團“經濟統制思想”和“集權主義思想”的極力迎合，這為塑造官僚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創造了條件，而“政治衰朽”增加了官僚集團的保守性，強化了他們對暴力的依賴性。軍隊充當政權的支柱，它的需要就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得以延續的充分理由。沒有軍閥政治的徹底終結，沒有向政黨政治的徹底過渡，民國社會就沒有能力擺脫官僚資本主義。這便是軍閥政治在近代官僚資本主義產生、發展中的作用表現，也是國民黨政權自身落后政治結構的真實寫照。

作者：李思聰 單位：廣東海洋大學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