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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經濟實現了蓬勃發展,已經成為經濟生產總值全球排名第二的國家。但是,與之相對應的貧富差距問題也越來越明顯,深化改革分配制度,縮小貧富差距,已顯得越來越重要。文章從所有制和社會保障制度這兩個方面去分析中國貧富差距巨大的原因,通過分析后發現,要縮小中國的貧富差距,就必須要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舉的措施。用計劃經濟控制宏觀總量,市場經濟輔助運行,另外,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民感到幸福,這樣才能縮小中國的貧富差距。
關鍵詞:貧富差距;所有制;社會保障制度
一、引言
目前,中國貧富差距現狀主要表現在基尼系數過高,中國少數家庭掌握社會大量財富,導致窮人越窮,富人越富,東西部地區收入差距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等。學術界對中國貧富差距原因的分析文章有很多,從制度層面上分析,熊光清(2012)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分析中國貧富差距的原因;從經濟層面上分析,葉秀娟(2014)通過分析比較中國少數家庭占有社會大部分財富的數據來揭露中國貧富差距巨大化背后的原因;從馬克思社會公平理論上分析,王學瑋(2016)通過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社會公平思想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公平思想,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社會公平思想來凸顯社會公平的重要性,從不同階段,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來分析中國貧富差距的原因。大部分學者都是從分配制度、政策措施等方面去研究中國的貧富差距,卻忽視了最根本的原因。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貧富差距很小,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貧富差距逐漸拉大,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比如精準扶貧,促進就業等,但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并沒有減小,反而每年都在擴大,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那些精準扶貧,保障制度,就業政策沒有落實到位嗎?是那些政策措施無效嗎?主要原因并不是這些政策措施的問題,而是現階段,我國經濟體制存在一些問題,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已經發生了變化,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分配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發生變化了必然導致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從而加劇貧富差距。本文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保障制度這兩個方面去解釋我國貧富差距巨大化的原因。
二、中國貧富差距現狀
(一)基尼系數過高,超過了許多發達
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宏觀經濟指標,一般而言,基尼系數0≦G≦1,基尼系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基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1978年前,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16,這是由于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是絕對平均主義造成的。改革開放后中國歷年基尼系數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1994年之前,基尼系數都在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以下,并且基尼系數總體上呈現遞增的趨勢。1994~2018年,除去1999年,基尼系數一直在0.4以上,一直處于警戒線以上,并且在2008年,基尼系數達到最大值0.491。這些數據說明了我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已經呈現出不可逆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的任務已經迫在眉睫。根據每日財經網(2018)報道,瑞典成功當選全球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而排名前十的國家都來自歐洲,這些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排名第十一位,也是唯一一個進入前二十的亞洲國家,美國排名第二十三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許多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來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資本家能夠通過榨取勞動力的剩余價值增加自己的財富,資本家與勞動者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資本家能夠通過不斷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價值來迅速實現資本積累,然后通過生產,擴大再生產的方式,不斷擴大自己的財富,逐漸拉大與勞動者的收入差距,久而久之,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社會矛盾尖銳,由此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矛盾,以及由這個矛盾所產生的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產出產品的相對過剩之間的矛盾,是導致資本主義消失的根本矛盾。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人民是當家做主的主人,應該是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應該是不存在兩極分化特別嚴重的狀況。為什么如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尼系數比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低,貧富差距比中國小?背后的原因值得去研究探討。
(二)中國少數家庭掌握社會大量財富,導致窮人越窮,富人越富
中國財富的集中速度和集中程度在世界上是極其罕見的。根據《2017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已達到158萬人,人均持有可投資資產約3100萬人民幣,即這158萬人共持有49萬億人民幣的個人可投資資產。中國總人口已超過14億人,這158萬高凈值人群只占國內總人口是0.1128%,但這158萬人持有的49萬億可投資資產卻占了全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規模165萬億的30%。換句話說,0.1%的人掌握了全國30%的個人可投資資產。另外,根據中評社報道的《2018億萬富翁觀察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億萬富翁的總財富增長了19%,達到8.9萬億美元,當年新增億萬富翁199位,其中89位來自中國,使得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增加到了373人。而2006年,該數字尚且為16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創造財富速度最快的國家。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社會財富向富人集中速度越來越快,集中程度越來越高,富人越來越富。富人在加速集聚他們財富的同時,貧窮也在加速積累。截至2017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已經減少至3046萬人,低收入人群占總收入的比重低,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為2.71,城鄉貧富差距仍然很大。
(三)分配制度不公平
《2017年社會藍皮書》顯示,我國勞動要素所得占國民收入比重在逐年下降。而資本要素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卻持續上升。按資分配比按勞分配比重大,說明如今的社會,資本積累的財富要比勞動積累的財富速度快,這樣就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目前,許多國有企業高管年薪大多上百萬,甚至年薪上千萬,而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只有四五萬。高管的工資比職工的工資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這樣的工資分配不是在拉大貧富差距嗎?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甚至會導致社會不和諧,不利于社會長期穩定發展。
三、導致我國貧富差距所有制原因分析
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是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社會的經濟體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所以他們國家的性質是資本主義,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追求的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以中國是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追求的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不同也決定著兩種社會性質不同的國家實行不同的政策。1992年,黨的十四大通過了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決議,廢除了計劃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其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提出,要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市場的作用,越來越重視效率。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自從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了經濟生產總值全球排名第二的國家,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不在經濟發展中占主體地位,那么意味著這個國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然而,根據趙華荃《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評價》,從資產優勢上看,公有制經濟資產占全社會總資產比重,2003年占57%,2006年占48.6%,2008年占35.2%,2010年占26.9%。非公有制經濟資產占全社會總資產比重,2003年占42.8%,2006年占51.2%,2008年占64.2%,2010年占73%,截至2017年,就內資企業而言,私營企業注冊資本已達165.38萬億,而非私營企業注冊資本只有85.55萬億。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公有制經濟并不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從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上看,2010年屬于國家經濟命脈領域的16個重要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國有資本所占比重直線下降,2004年為60.4%,2006年降為56%,2008年降為44%,2010年再降為35%,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在2010年,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已經減弱了很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動搖了。而且,按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資產所占比重推算,全國從業人員總數中有60%~70%是受剝削的雇傭勞動者。如今,私營企業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控制著大部分雇傭勞動者,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私營企業占據主體,意味著許多資本家占有了社會大量資產,控制著社會大部分財富,勞動者只能憑借雇傭關系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這樣就導致了貧富差距拉大。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運行,隨著我國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那一刻起,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已經發生了變化。因而,無論我們實行什么樣的分配制度,實行什么樣高效的改革措施,都解決不了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的問題,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已經發生了變化,生產資料所有制又決定了分配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公平必然導致分配制度不公平,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正如陳紅太所言,把市場經濟看作是沒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應該認識到,從西方資本主義照搬照抄來的市場經濟是一款“全套設備”。它內涵著一整套由資本主導的價值觀、組織和制度體制機制,不僅是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并可轉化為一種難于逆轉的制度力量和社會價值主導力量。為什么現在醫藥費這么貴?為什么現在住房價格這么高?難道不是那些資本家們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棄群眾利益所導致的嗎?一味地追求效率,不重視公平,人民群眾的生活得不到保障。這樣的社會貧富差距能不大嗎?這樣的社會人民能幸福嗎?社會性質一旦發生變化,黨和國家就會處在危急時刻,認清現實,刻不容緩。
四、導致我國貧富差距的的社會保障制度原因分析
自從我國實行城鄉戶籍制度開始,由于戶籍與利益掛鉤,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所享受的權利和利益也不一樣,一般而言,城市居民往往享受的權益比農村居民多。比如,在醫保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的報銷比例要比農村居民高,在教育方面,城市居民能夠享受的教育資源也比農村居民多,而農村居民要獲得較好的教育資源就必須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在就業方面,城市居民就業渠道廣,就業方向多元化,就業信息較容易獲得,而農村居民就業會受到很多社會因素限制。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會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五、解決我國貧富差距的建議與對策
(一)要把市場經濟鎖在“鳥籠”里
正如陳云同志所說,計劃經濟是鳥籠,市場經濟是鳥。如果越來越重視市場的作用,越來越重視效率第一,忽略了公平,把公平置于不平等地位,那么這只鳥只會越飛越高,會脫離它的家。正如市場經濟一樣,如果一味的將經濟交給市場運行,而不去套上一個鳥籠,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會一步步被資本主義給侵蝕,社會主義也會偏離它原有的性質,人民不再是國家的主人,最終社會成為一個名存實亡的社會主義社會。目前,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已經改變了,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舉,宏觀上實行計劃經濟,微觀上實行市場經濟,只有把生產產品的宏觀總量控制住,才不至于像資本主義一樣盲目生產導致生產過剩。要認清這個現實,不能盲目的一味交給市場調節,雖說政府能干預市場,能進行宏觀調控,但是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市場所能發揮的力量比政府大,如果不加以控制,依舊會產生產能過剩的問題。不改變市場的地位,不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我國的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社會問題也會越來越多,最終導致社會不和諧不穩定。
(二)加快恢復我國公有制經濟地位
目前,民營企業貢獻了50%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國有企業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我國是以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如今私營企業發展壯大的力量比國有企業還強大,這不符合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加快恢復我國公有制經濟地位迫在眉睫。具體來說,要擴大國有企業在外資企業所占的比重,要加強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力量,要在農村實行集體經濟,促進農村經濟繁榮。
(三)深化改革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中國收入分配不合理突出表現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過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目前,許多企業高管的工資都比普通員工高很多倍,這樣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不管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都應提高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不應該出現過高的收入和過低的收入,這樣才能縮小貧富差距。另外,在再分配過程中,政府更加應該注重公平。針對高收入人群,應該征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針對低收入人群,應該征收低額的個人所得稅甚至是不交稅。另外,政府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要擴大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不應該搞戶籍、地域歧視,要使城市和農村居民都能享受到一樣的社會福利待遇,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
(四)加強扶貧工作建設,促進城鄉貧困人口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減少城鄉貧困人口、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途徑。只有促進就業,才能使貧困人口脫貧,才能使貧困人口增加自己的收入,才能縮小貧富差距。具體來說,可以加強貧困人口的技能培訓,使他們提高就業素質;鼓勵貧困人口進行創業,并給予一定的補貼;完善就業信息化建設,拓寬貧困人口了解就業信息的渠道.
作者:張展 李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