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梁實秋自由主義文學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梁實秋身處的時代，中國社會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當時的文藝處于政治背景和時代環境的夾縫之中，必然要受到它們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是無法擺脫的，文藝作為社會生活的產物，自然要反映政治和時代的訴求，至少主流文藝是擔負著這樣的職責與使命的。而梁實秋的自由主義文學觀是從人道主義出發，融合了文人內心雍容典雅的美好理想，對美好人性的一種召喚，從本質上說，也是在解決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困境，而且不失為一劑良方，力求為文學發展尋找到一片純粹的天空，可以凈化和改良人性。只是這劑方子來得很慢，無法及時追趕和撫慰人們救亡圖存、尋找新發展道路的焦灼內心。因此，梁實秋的文學觀在當時并不能得到客觀評價也在情理之中，撇開政治因素，也應當看到其自由主義文學觀的獨特而深遠的價值，

一、政治與文藝關系的思想淵源

無論在何種歷史階段和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文學與政治歷來是密不可分的，人們談論文學的時候，其實都是將其置身在一種特定的社會和文化氛圍里，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來談論。而關于這兩者之間關系的探宄，從來都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文學作為一種人類精神和文明的成果，它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沒有純粹的“文學”這樣的說法，它被集中概括為“人文”，包括了政治和文學兩個部分，它在無形之中甚至成為了一種衡量中國古代文人的準繩。文人在參與文藝活動的同時自然也就背負上了家國天下的重任，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并無明確區分。這主要是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經世致用”的方法論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感召，因為儒家從一開始便把一切都置于政治理想之下，人生的修養之資都旨在達成和服務于政治，對文學的評價和審美也因此帶上了政治的眼光和色彩。首先，儒家文化強調“文以載道”，這就說明了文藝同時還具有教化的政治功能，文藝與政治是并行的，互為補充構成維持社會秩序的兩條軌道。儒家一直強調經世致用，具有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引導和感召人們積極投身于現世生活，這似乎成為了當時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信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里，成為了指導和形成他們人格與個性的最重要的理念。自然，這種影響也集中體現在文學創作上，使得他們的文學創作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李澤厚在《美學四講》里談到，文學是一種特定社會氛圍的生活積淀，是時代、問題和力量的具體呈現，也就是說，它是時代和社會的結晶，是對它們的髙度總結和概括。童慶炳指出，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宄的是文藝和其他革命工作的關系，在當時的語境下，文藝完全沒有被當作獨立的個體，它和整個革命工作是連為一體的，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理解為是黨所領導的另外一支軍隊。從中國現、當代史可以發現，每次國內的政治運動都以文藝作為突破口，通過對某種文藝思潮的批判或者追隨從而表達自己的政治觀，文藝似乎成為了政治的代言。毫無疑問，文藝在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即使文藝有其獨立、向人類精神生活縱深挖掘的部分，在不同的歷史進程階段，文藝難免受制于政治，并呈現出時代特色。包括曹雪芹的“凄涼之霧遍被華林”，托爾斯泰的“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折磨和苦難，卡夫卡的可怖的異化人生，都是一種特定社會氛圍的生活積淀，將一種特定“氛圍”滲入到了作品里。從古至今，文藝與政治都有著深厚的思想淵源。

二、梁實秋的自由主義文學觀

與傳統儒家文化一脈相承，20世紀中國文學上空也始終籠罩著懸壺濟世的氛圍，擁有明確的政治導向，文學發展之根本目的是要救社會于水火，救人民于涂炭。其發端可以追溯到梁啟超稱之為文學革命宣言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國之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透過梁啟超的這番話，可以看到，文學革命其實是擔負著救亡圖存的重要使命，在于啟蒙人的心智，促進人的覺醒，文學革命與社會改良是同呼吸、共命運的整體，文學革命也是一種變革社會的方法與手段，它甚至是政治的一部分。此時的社會正在經歷劇烈的變革與動蕩，文學也自然被當作了“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工具。這種巨大的使命感和壓迫感使得文學承載了太多不該承載的東西。因而，對文學的態度和觀點也不由自主地出現了偏頗，不僅僅只是一種單純站在文學的角度去評判和分析文學現象，而是帶著社會和時代的“有色”眼鏡去看待，包括對于梁實秋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想更是如此。梁實秋在留美學習期間廣泛地接觸到了西方現代文明，尤其是對自由主義的提倡和崇拜喚醒了他的個人意識，這也是他自由主義文學觀的根本來源。他的文學觀不單純只是一種在文學領域內的文藝思想，從本質上看更是一種解救和改良社會的根本思想。在他看來，自由和法制是能夠拯救整個民族的，文學只是實現它們的一個載體。因此，他極力推崇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價值觀，認為應“贊成各種主義的信仰者都有充分的出版言論自由。”w他對西方現代自由主義有一種切身的體認，認為就中國當前的情境而言，思想自由也是不可少之一端，他在《副刊與我》中公開聲明，國家是需要統一和團結的，但是思想卻不必要統一。由此可以看到他思想中理智與自由的部分。但是，梁實秋深受中國古典主義和文學思想的熏陶，在他的身上又流淌著自己民族的精神與傳統，這也使他形成了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理解，他的自由主義是古典的、節制的，帶著中庸和平和的理想氣質。作為白璧德教授的研究生，其老師白壁德所倡導的是這樣的人文主義．？以傳統古典主義補救現代文明給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在于重構社會秩序。梁實秋自然深受其老師的影響，當時的社會現狀更是令他意識到，我們的社會和時代需要這樣一種古典的回歸，需要通過自我人格的塑造來改良中國社會，他自詡“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一方面受到西方自由思想的感召，一方面骨子里又受到中國古典精神的滋養，懷有理性主義原則。因而，他又說，“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歡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歡專制獨裁；我酷愛自由，可是不喜歡違法亂紀。”［2］由于受到中西文化的雙重影響，也形成了梁實秋在面對政治制度、文學觀等精神向度上獨特的視角以及內部的沖突與矛盾。在文學上，他的內心一直堅守著這樣的理想，他認為作家應該是獨立的，并且只遵從于自己的內心，只向著真善美而書寫，只聽從文學的感召，而不應該受到別的什么影響。他也一直在忠實地踐行著這種文學理想，他的散文深受東西方文化的影響，他的雅舍筆法源于西方ESSAY（隨筆），而文章中談吐的氣度，正如他晚年曾不無感觸地說：“一個地道的中國人，大概就是儒道釋三教合流的產物。”處處透露出深受華夏文明滋養的中國文人雍容之氣，瀟灑而沉邁，大有自然通透的氣質。他批評左翼，批評“蘇俄的文藝政策”和“唯物史觀”，而他是主張“文學的性質在于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寫，并無所謂‘階級性’的。”［3］梁實秋歷來反對文藝的階級性而主張人性論，這也是他文藝觀的核心。本著“即以人的自主獨立為中心，以理性節制來調節制衡人的內心及人與外部之間的各種矛盾，使人在縱欲與滅欲、情感與理性之間獲得一種平衡，從而達到和諧適度的中庸境界，實現社會與人的和諧發展”［4］這樣的價值觀與文學觀，梁實秋在面對五四時期特殊的社會問題時，采取的是一種理性平和的態度，對社會改良之路擁有一種更加廣闊和深遠的視角，認為改良社會的真正良方在于人性的古典回歸，并不僅僅在于人對自身生存狀況的關注與對傳統的盲目排斥，在他那里，當時的社會問題并不僅僅在于解決當下的困境，而應當上升到對普遍人性的思考，文學在這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提倡文學是最基本人性的表現，“文學的根本性質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是一成不變的，換言之，人的根本情感不變，人性不變”。在他那里，人性是構成文學以及其他一切的根本，文學創作要表現人性，社會現狀也是人性的綜合和濃縮，只有人性得到了真正的改良，整個社會才能朝著人道主義的方向發展，而不是處在一種低級的飽受困擾的狀態，他一直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在他看來，“文學不能救國，更不能御侮，但健全的文學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養成正視人生之態度。”［6］對于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揸擊與交流，他既看到了其中應該學習的部分，也抱有一種客觀理智的態度，而沒有盲目崇洋，這和當時一味提倡推翻自己本國文化、學習西方文化與制度的潮流構成了矛盾，他似乎走在一條與主流思想和文學相悖而行的道路上。

三、文學與政治關系探究

在歷史上出現過許多觀點表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有“從屬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的，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獨立的藝術，實際上都是不存在的。”本雅明也提出“藝術政治化”的主張，他們認為，在階級社會里，作家都是一定階級的一員。因此，一定要站在一定階級的立場上寫作。盧那察爾斯基也認為“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馬克思文藝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將政治和文藝的關系視為重要議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關系是不能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是要適應物質發展的階段，生產方式決定著精神世界，在馬克思文藝理論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平等的、影響是相互的。”［7］關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還有一種極端的看法即“遠離論”，高行健認為“文學要超越政治的干擾，回到對人及生存困境的見證，首先要脫離意識形態，沒有主義，回到個人。”在梁實秋身處的年代，我們應該看到政治對文藝的過多介入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甚至可以說政治對文藝有一種統率作用，文學失去了為自己發聲的權力，而僅僅只是從屬于政治，文學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政治。當時出現了這樣的情形，由于政治的介入，在20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內鉗制了文學發展，許多知識分子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以及浪漫主義的影響，紛紛提出了“文藝自由論”的口號，認為“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藝術雖然不是‘至上’，然而絕不是‘至下’的東西，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奸文學，是對于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瀆。”［8］強烈表明了文藝堅決不能妥協與從屬于政治的文學立場，也就是說文學與政治是根本對立的關系。昆德拉也提出他選擇以作家的身份參與政治，遠離政治中心的漩渦，對政治堅持著一種“詩意的對抗”。到現代，可以看到很多文學作品實際上已經呈現出一種“去政治化”的傾向，詩人食指對余秀華的詩歌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一個詩人，對人類的命運、對祖國的未來考慮都不考慮，把農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對小康生活的向往，統統忘得一干二凈，評論界把她捧紅是什么意思？”他認為余秀華詩歌喪失了正統詩歌規訓中所包含的公共性與家國情懷，食指所認為的家國情懷，其中包含著一種政治立場，認為文學應當為政治“發聲”。對此也給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文學是否一定需要與大時代、大敘事緊密相連？文學的本質是否一定要在這樣的大時代描寫中才能得到體現？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時期，文學與政治的聯系也并不相同，但文學總是不能脫離政治而單獨存在。正如魯迅批評“超時代”文學家的那句話“身在現世，怎么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即使政治沒有以強勢的姿態介入文學，但它已經滲入到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里，滲入到我們的生活里。正所謂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本身已經包含了獨特的歷史語境，而這些都以政治環境作為它們的生存土壤。梁實秋的自由主義文學觀正說明了這一點，當時中華民族處于危亡關頭，梁實秋一直執著于恢復中西傳統的健全的人文精神，倡導一種和諧而全面的人性，以一種中西結合的古典審美原則以及現代文明的眼光來看待人性的轉變以及社會的進步，這種眼光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從人類文明的眼光來看，都是一種遠見卓識。他企圖以這樣的價值觀念來建構和影響中國的現代化文學，倡導文學應當遠離政治，文學應當聽從作家內心的召喚，然而，當時中國文學傳統的貫性和社會的巨大矛盾給了他當頭一棒；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他的文學觀也在為中國社會找到一條真正的改良道路，而且是更深層次上的思考與指引，只是這條道路需要漫長而艱辛的等待與積累，對當時亟待解決的社會矛盾來說，頗有“遠水不解近渴”的意味。50這使得文學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傾向已經成為了一種必然選擇，梁實秋對自由主義文學思想的堅守也就成為了一種歷史時空上的錯位。應該說，文學與政治上的親密關系是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所形成的，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面對梁實秋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想，也應當持有客觀公正的評價，看到其在改良人性和致力于文學發展上的遠見卓識，看到其背后蘊藏的深刻價值。

作者：田詩琪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