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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傳統封建道德規范體系仍舊影響著當代社會及公眾的思想狀態，其原因是未完成世俗化階段，中國近現代沒有哲學家及社會經濟發展過快。這一狀態的危害是當前中國社會大眾不快樂，影響社會經濟發展進程。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是當前文化領域對中國社會世俗化進程的一次探索。
【論文關鍵詞】社會道德規范體系世俗化電影
自宋明以來，程朱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與陸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學為核心的道德規范體系統治了中國社會一千年。其核心是“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禁欲主義。
其后自明朝中葉起，先后有顧炎武、戴震．龔自珍、魏源等啟蒙主義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改良主義思想家中山、章太炎等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先驅，紛紛舉起“釋放人性”的大旗，對這種極端禁欲的封建倫理道德進行揭露、批判與斗爭。其后更經的滌蕩，這一長達千年的道德規范體系終告瓦解，但殘余尚存。
一、封建道德規范體系殘余的原因分析
1、未完成世俗化階段
從文藝復興的歷程看，重構一種道德規范體系，世俗化是一個必經階段。甚至“文藝復興的內在精神其實就是一種世俗精神”；甚至“文藝復興的動機就是追求世俗享樂”。只有經過世俗化階段，才能從思想與文化上瓦解與替代前一道德規范體系，消除最后一絲殘余。而且相類似，中國近現代反的不是道德，文藝復興運動反的也不是宗教，而都是極端禁欲的道德規范體系。
但是中能國的世俗化階段一直未完成原因有二：一是之前反極端禁欲的道德規范體系的運動的主力是上層文化精英與知識分子，而普通社會大眾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識與教育，不能充分參與這一文化運動。二是中國長期處于積弱積貧的狀態，普通社會大眾沒有必要的財富來催生與消費世俗化的成果。而世俗化的主體是普通社會大眾。
2、中國近現代沒有哲學家
這里不是指哲學學家，而是指能夠先于社會歷史發展為中國社會與社會大眾提供發展方向與道德規范的哲學家。這是一千年來思想禁錮的必然結果，也是必須引入與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
上層建筑的范疇可以引入外部哲學，但是組成下層基礎的中國社會大眾的思想、文化與道德規范則是必須“依靠這一塊土地這一個國度”及“這一處水、這一條河、這一日泉”的。但由于中國缺乏哲學家來提供這規范，所以改革開放后處于二千年未有變局中的中國社會大眾就表現“失范”了。
3、社會經濟發展過快
依靠自我調適，改革開放后一千年來首次掌握了財富且擺脫了人身束縛的中國社會大眾也可以慢慢摸索、借鑒、試驗從而建立適應新形勢的道德規范體系。但是社會經濟發展太快。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走完了歐洲
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而在社會財富快速增長支撐下的中國社會大眾對思想、文化與道德的巨大剛性需求則急不可待了。
二、封建道德規范體系殘余的危害
1、中國社會大眾不快樂
已經掌握了財富，但是卻沒有與之相匹配的進行消費與享樂的道德規范體系，或者通俗地講，已經每頓可以吃三碗飯了，但是現行的卻是殘余的道德規范體系卻認為一頓吃一碗甚至更少才是道德的，才是一個高尚的人應該做的。可是人欲是特質主導的，所以中國社會大眾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一邊一頓吃三碗另一邊卻受著一頓只能吃一碗的據制約，所以很不快樂，進而形成了社會性的不快樂。
2、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與封建社會土地創造財富的財富生成機制不同，現代社會的財富生成機制是消費創造財富。而享樂欲望催生消費，但是現行的卻是殘余的道德規范體系壓制了中國社會大眾的享樂欲望，進而也壓制了消費，進而也必然制約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歷史地看，道德規范體系是有工具屬性的，對社會經濟發展有明顯的杠桿效應，或者說道德可能是一種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工具，合理運用會極大地刺激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電影《三槍拍案驚奇》世俗化的標志性意涵
中國社會大眾的這種思想空洞化在文化領域催生了巨大的社會需求，也催生了巨大的商機。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開始了既能夠滿足社會需求，又能夠為自己帶來巨大財富的積極探索。
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是這一探索的標志性體現。之所以稱之為標志性，或者之所以由且只能由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來實現這種標志性體現，是因為《三槍》具有三個特殊因素。
首先是張藝謀的巨大象征意義。奧運會開幕式的巨大成功張藝謀具有了國家與民族層面上的象征意義與巨大的文化影響力：屢獲國際大獎形成的外部認可使張藝謀具備了足以以一已之身與從上往下與國內雖所謂精英但仍處“井底”的話語權掌握者相斗爭的資本與支撐：長期的社會性話題糾紛使張藝謀具備了能夠吸引社會各領域、各階層的注意力與吸引力。這三個有利條件，放眼中國尚只有張藝謀一人具備.其次是張偉平的體制外思維方式。張偉平與張藝謀的結合用當下的任何一種規范來考察都是一件怪事，只做張藝謀一個人的電影，張藝謀去做奧運會開幕式新畫面就停業三年，這不是～種體制內的思維方式，更不是體制內的獲利方式。但是對任何一種新規范體系的探索其前提是對1日規范體系的逾越，而且從結果看，這種逾越、這種體制外思維方式不僅開創了一種新的獲利方式與獲利路徑，也使張藝謀獲利了堅強的資金支持，更使張偉平獲得了巨大的資金回報。歷史地看，這一結果是一種新規范體系替代舊規范體系的前期典型特征。
第三是趙本山先前的有效突破與實踐基礎。趙本山十幾年的春晚小品與二人轉的火爆，反映了中國社會大眾對世俗化表演形式的巨大需求，在產生巨大財富示范效應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這為《三槍》的出臺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與市場基礎。
因此，雖然沒有成熟的理論支撐與主導思想．但是三種特殊因素的交匯，在影片中強烈地體現出了工具性、導向性與規范性意涵。可以用俗、艷、義三個字來概括。
俗，二人轉與小品都是俗的文化形式，但是并不庸俗。電影中既無暴露性鏡頭也無性的描繪與表達，因此對這種俗的準確定位是世俗。而世俗化是建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的必由階段。這種世俗化表達了世俗的享樂需求，是對人的本性的回歸。
艷，根植于自然界絢麗色彩的鏡頭中的絢麗色彩，很動人心神。用張藝謀的話說，這樣“生理上讓人愉悅”。但這種艷不是單純的色彩調度與感官刺激，而是一種來自于自然界的，最根本、最樸實也最真實的色彩的挖掘與提煉，因此帶給人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生理上的愉悅”。對掌握了財富的中國社會大眾來說，起到了激發享樂追求與消費欲望的社會性功用，是對人的天性的激發。
義，小沈陽在片中扮演的李四，雖然有很懦弱的性格，但是既然與老板娘“好了”，就在關鍵時候挺身而出，非常敢擔當，體現了當前社會急需的責任感與契約精神。這不僅是作為人的本質性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性要求，是對人性的規范。
中國社會大眾雖然不掌握話語權，但是潛意識里在強烈地呼喚回歸本性、激發天性，而社會經濟發展又強烈地呼喚規范人性。這些是《三槍》能夠獲得高票房的非張藝謀因素。
但是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們的這一探索必不為所謂文化精英所認同，甚至不為部分中國社會大眾所認同。其一是因為這些所謂文化精英正是在現行的卻是殘余的道德規范體系中獲得了財富、地位與話語權，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的探索使他們強烈感受到了財富獲得路徑將要轉換的現實可能，進而使他們產生了強烈地危機感與恐慌心理，進而進行強烈反擊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了。其二是中國社會大眾都是在舊道德規范體系殘余中成長起來的，當前還受著一定的制約，而思想意識的轉變需要一定的時間與空間。
但是在中國社會大眾巨大需求與財富回報支持下的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及更多的后張藝謀、張偉平、趙本山們的探索，中國社會的世俗化進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的建立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