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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蘭”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符號，曾被塑造成性格鮮明的文學形象。也是國人耳熟能詳的傳奇女子的故事，被迪斯尼公司加以改編拍成了動畫片，被塑造成歐美人眼中的花木蘭形象，并贏得了巨額的票房收入。國人觀后，有贊嘆，有指責，也不乏理性的反思。其實，這就是創意產業的一個成功案例，它揭示了信息社會的一個特質:文化資源全球共享。要之，“花木蘭的故事”實為非物質文化，藉由動畫產業而“化腐朽為神奇”，實因創意。此一案例激發了我們去思考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間的關系。

一、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

文化創意產業是20世紀9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在全球化和消費社會的背景中提出并進行的一種理念、思潮和經濟實踐。英國根據其國情率先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1998年，英國“創意產業工作組”在《創意產業專題報告》中首次闡釋了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它是“源于個人創造力和技能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和取用、具有創造財富并增加就業潛力的產業”。［1］在外延上，英國將廣告、建筑、藝術、古董市場、工藝品、設計、時裝、電影、互動休閑軟件、電視廣播、音樂、表演藝術、出版和軟件等13個行業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門類。繼英國之后，這一定義被許多國家和地區沿用。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是最早使用文化創意產業概念的地區，大陸各地區也根據其自身發展重點的不同，制定出符合本地實際的文化創意產業概念。①雖然各國(地區)界定的名稱、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但在強調文化藝術對經濟的推動、推崇創新和個人創造力上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創意產業關系的探討，使用的是上述英國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概念。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于2003年10月通過，2006年3月生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2］“非遺”主要包括:各種形式的口頭表達和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以及節慶，有關自然界的知識和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等。鑒于上述，我們發現文化創意產業與“非遺”在門類上有部分重疊或交叉。如“非遺”中的表演藝術(音樂、舞蹈、歌舞、戲曲、戲劇、木偶戲、皮影戲等)與文化創意產業中的“音樂”、“表演藝術”重疊，又如“非遺”中的傳統手工藝技能與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建筑”、“設計”、“工藝品”重疊。而“非遺”中的各種形式的口頭表達(語言、民間文學、神話等)則與文化創意產業中的“電影”、“互動休閑軟件”、“電視廣播”等交叉，即載體不同而傳播實質同。換言之，文化創意產業與“非遺”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因此，在當前國際和國內背景下，如何促進中國創意產業發展與如何“活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轉化為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與“非遺”間關系的探討。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創意產業的互攝關系及轉化措施

首先，“非遺”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寶貴創意素材。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掘取非物質文化②素材而進行創意的成功案例不勝枚舉。如《哈利•波特》、《怪物史萊克》、《達芬奇密碼》等，其創意路數皆為發掘、解構和重構傳統非物質文化因子，以現代傳媒形式這個“新瓶子”來裝“舊酒”。這種嘗試不僅聯系了歷史文脈，也將非物質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展示出來，對當今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前文中動畫片《花木蘭》也是這樣。此外，臺灣大宇公司電腦游戲《軒轅劍》，也是按照這種路子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現代轉化，化腐朽為神奇。中國地處歐亞大陸板塊的東端，高原、沙漠、丘陵、平原等地質環境豐富，境內氣候跨寒、溫、熱帶，豐富的地貌、生物資源和多樣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五彩斑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縱向發展上來看，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并發展至今的古文明形態。由漁獵采集而入農耕社會，由近代工業化而交疊進入信息化社會，中華文化一脈相承，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源遠流長。這份富足而厚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意素材。以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設計為例，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在兩個方面進入設計體系并發揮創意素材的作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與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態及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并飽含造物智慧和情感因子，特別是形態豐富的民族民間工藝。以編扎工藝為例，四川的棕編、山東的草編、浙江的竹編以及廣東的葵編等精彩紛呈;又如織染，苗族的蠟染、壯族的壯錦、土家織錦以及江蘇南通漢族的藍印花布等爭奇斗艷。此外，各地還有民間燒造、服飾、木藝、漆藝、金屬工藝等。我們可在產品設計方面發揮創意智慧，將其用于現代的手工藝品、紡織品、電器產品、交通工具、家居與建筑等領域中去，開發出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產品服務體系，以滿足當地居民的生活和生產需要。這就要求我們的設計師要把目光轉向地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利用上，在充分與當地居民交流的基礎上，共同開發適宜于該地域生活的必需品、流通商品，甚至實施走出去的文化戰略，開發具有高附加值的國際化設計產品。在運作模式上，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民間工藝“造鄉運動”，［3］對于當前中國“非遺”中的民族民間工藝品的創意開發，依然具有借鑒意義。這種基于實體的產品設計不僅可以延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也在無形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向一種新的轉化。除了產品設計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可在其他具有傳媒性質的設計領域(非物質設計領域)中大展身手。我們可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運用于平面設計、展示設計、電影及視頻短片、動畫設計、多媒體設計等領域，通過創意加工，為非物質文化素材插上現代技術的載體翅膀，使其獲得更有力更全面的傳播優勢。這必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數字化保護與傳承之外的又一條大道。

其次，文化創意產業是“非遺”進入現代生活方式的途徑之一。21世紀，全球必須面臨這樣一個新局面:除了使自己的國民經濟加入到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進程中來外，更重要的是，也必須使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適應新世紀世界性文化的發展。這就涉及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協調發展的問題。現實情形是，西方國家面對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物質文明引發的問題措手不及時，更需要面臨與發展中國家相互協調、避免沖突對立，以使各國家和平共處的問題;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國家則面臨著如何使自己的非物質文化(傳統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發展以及保存自身非物質文化獨特性的問題。因此，中華民族須面臨“文化自覺”問題，即如何認識民族自身文化。［4］值得慶幸的是，聯合國已將人類文化多樣性保護提高到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同等重要地位上。但現實的情形仍然相當嚴峻，雖然已有學者專家敏銳地注意到:人類現代的物質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樣性減少為代價的，而人類現代的精神文明則是以文化的多樣性遞減為代價的。但認識民族文化，特別是非物質文化，既要站在全球化與人類文化的角度，又需要有宏觀的文化視野與強烈的歷史責任感，還需要大批的人力物力投入。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價值體系的重建，是一個宏大的文化課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只是其中一部分，這是我們思考和探尋非物質文化遺產梳理與研究、保護和開發、繼承與創新的大背景。

另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使得農業文化在工業文明面前節節敗退(即使在偏遠的疆域村寨，現代商品文化也已深入到閉塞的角落)，生長于斯的非物質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很有可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悄無聲息地自滅而去。非物質文化遺產成長的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從根本上導致了其不斷走向萎縮和消亡。如果不采取及時有效的保護措施進行轉化，必然還留下巨大的遺憾，造成一種文化遺產的缺失。歐美發達國家已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如何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上，國內的努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保護，以博物館、民俗館(村)為其歸宿;二是開發，以旅游開發為多。當然，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確實無法融入現代生活，因其賴以生長的土壤環境已不復存在，將之整理入檔入館，也算盡了一份文化義務;有的開發旅游，也算盤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不錯選擇。但是人為的過度開發，帶來了“失真”的弊端和商業味壓倒文化味的無奈。那么，面臨來自全球化和工業化的嚴峻挑戰，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走出文獻式記錄、封存式“民俗村”保護、過度商業旅游開發的模式呢?如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走出展覽館融入當下的生活是我們的當務之急。筆者以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將是激活非物質文化遺產、使其融入后現代語境的一條佳徑。以文化創意產業中設計為例，在實施文化創意時，需要研究非物質文化資源的地域性特點，提煉出適當的“文化符號”，洞見其價值，體會該文化的深刻內在意涵，以現代創意產業的角度重新詮釋非物質文化的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世界性，設計出真正符合地域文化并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的設計。如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很多創意素材，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應用于現代的手工藝品、服裝設計、室內裝飾、數字媒體設計與建筑設計等領域中來。當然，在運用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設計創意時，已經涌現了一批優秀的設計，但整體情況依然令人堪憂:許多所謂的“本土設計”僅是簡單地移植、拼湊非物質文化中的造型元素(包括二維的圖案和三維的器物形態)符號，采用硬折中的設計作品也頻頻出現。究其原因，設計師被非物質文化中的“表面美感”所迷惑了，未能抓住藝術設計的根本目的(為人造物)。結語綜上所述，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外延上存在諾多的交叉和重疊，這是我們將二者聯系起來的內在依據。在相互關系上，二者呈現出一種“互攝”③的狀態，相互汲取，可協調并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寶貴創意素材，文化創意產業則是“非遺”進入現代生活方式的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