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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入發展，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發展方位也發生了歷史性變遷。中國文化在迎來重大發展機遇的同時，在文化安全領域也面臨著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何根據實際情況更好地推動文化體制改革，探索更加合理的文化發展模式，形成更加有效的發展動力組合以提升文化實力，從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這是應該積極思考的問題。

一、文化發展環境的變化與文化安全的挑戰

當前，我國文化發展面臨的環境正在發生較大改變，這些變化對于我國的文化安全產生了極大影響。從外部發展環境來看，中國文化已經實現由封閉型文化向開放型文化的發展，全球化態勢對我國文化戰略及國民文化心態的影響十分明顯。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文化基本處于封閉發展狀態，我們一方面看到“外邊的世界很精彩”，另一方面也感到“外邊的世界很無奈”。對外開放之初，我們一方面堅持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明確提出要抵御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侵蝕，既要“打開窗子”又要“關上紗窗”。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中國文化發展的空間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完全處于全球交融的格局當中，我們不僅明確提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而且大膽向世界宣稱“我家大門常打開”。顯然，全球化態勢對我國文化戰略及國民文化心態的影響十分明顯。全球化浪潮已經波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形成了顛覆性改造，文明之間的融合與沖突、同質化與地方性的紛爭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化矛盾。從一方面看，全球性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趨勢不可阻擋。信息和交通的全球性網絡將不同空間的人們卷入新的時空序列中，“世界性”已經成為全球化時代地球居民的基本特征，人類生活方式和內容的趨同化成為潮流，統一性的趣味越來越加強，而地方性的色彩逐漸被淡化。從另一方面看，文化和文明之間的沖突日漸突出。從產生根源而言，文化與具體的民族生活方式相聯，主張文化本土化的理論家們對全球化抱以強烈的懷疑和抵制態度，這就形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民族之間文化整合運動與文化分離趨勢并存的局面。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的文化力量決不是對等的，當代全球化實際上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而文化趨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西方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強勢力量支撐下，正將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觀推向全世界。正如雅克•阿達所說：全球化就意味著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對世界空間的主宰。以全球化為平臺進行文化和價值觀滲透，越來越成為一些西方國家的自覺行動。

長期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始終未變，他們以媒介霸權為技術基礎，通過話語控制疏通文化滲透的關鍵環節，將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向我國滲透，這種文化滲透通過精英文化、主導文化和大眾文化等層面展開，以實現其文化殖民的目的。隨著時代特征和國際文化發展形勢的變化，境外文化勢力在滲透方式、途徑和特點等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是注重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滲透手段更加具有欺騙性、隱蔽性與虛偽性；二是核心價值觀由幕后走向臺前，更加注重滲透效果的現實化、具體化與應用化；三是傳統途徑與新興媒介并行，注重滲透渠道的立體化、深入化與平民化；四是借助熱點、焦點問題炒作，注重滲透時機的準確性、集中性與針對性。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滲透、國家文化安全、國際間文化競爭以及文化軟實力較量等問題日益凸顯，如果不注重提升文化自覺，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就有可能在全球文化激蕩中處于下風，導致國家文化安全面臨嚴重危機。從內部發展環境來看，中國社會正經歷全方位的社會轉型，思想文化領域的復雜性不斷加劇。新時期改革開放帶動我國社會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中國社會經歷著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鄉村社會向都市社會、由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這種系統性的社會轉型對于中國的社會結構、管理體制、發展模式以及國民心態，都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一方面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結構和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另一方面則是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正確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信。具體而言，這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的，是在一個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而不是對此制度本身的顛覆和中斷；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機結合，是需要采取循序漸進、穩步推進的方式進行的，而不是離開黨的領導搞“休克式”的改革；這是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導下進行的，是在科學把握和深入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基礎上，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的有機結合，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完善。

中國社會轉型的這些特點，引發了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些突出問題。一些人將轉型時期出現的各種矛盾歸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歸結為黨和政府的“不作為”，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靈”，從而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信仰，對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失去信念，對黨和政府失去信任，對改革開放失去信心。由此，顛覆優秀傳統價值觀、消解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現象開始出現，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在社會上流行甚至泛濫。一些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大加贊賞并奉為圭臬，引進“意識形態終結論”“歷史終結論”“民主社會主義”等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理論體系，以此作為標準來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一些人對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大加嘲諷，按照西方價值觀理論框架提出一系列所謂“理論”或“主義”，企圖“替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改造”中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等就是其代表，、極端個人主義、極端享樂主義、形形色色的實用主義等也頗有陣地。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給信仰領域帶來了嚴峻挑戰，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信仰體系在市場化沖擊下迅速潰退，初步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受到了巨大沖擊，社會誠信體系出現危機。市場化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但是，市場決不是萬能的，在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不加限制地推行市場化，會給整個社會生活帶來嚴重不良后果。然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一些經濟學家從西方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實用主義倫理學作為理論基礎，忽略了人的社會性存在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將經濟社會發展演變成為單純的經濟增長，離開了科學的可持續發展觀而走向片面的發展觀。發展觀中出現的失誤與偏差將價值判斷帶入誤區，單純以物質積累作為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以財富多少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這勢必導致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實用主義等思想獲得發酵的土壤，給整個社會信仰體系帶來諸多不穩定因素。社會的物質化往往導致人們精神世界的枯竭，信仰往往由此而失去其存在的空間。物質主義不斷膨脹并逐漸演變成一些人信奉的價值觀，而缺乏信仰規約的物質主義很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精神根源。與此同時，西方一些敵對勢力通過對資本的控制和思想上的誘導，力圖控制我國文化領域中的一些機構和新媒體。由此，我國的文化安全形勢更加復雜。

二、文化方位的歷史性變遷與文化體制的制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大力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不斷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并擴大文化對外開放，探索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我國的文化發展方位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從文化類型上看，我國文化正在由鄉村型文化向都市型文化轉變。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總體上屬于鄉村社會，鄉村社會是一種建立在生存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結構形態，其中的個人身份是家庭成員，是人格依附、宗法依賴、關系本位的人。中國鄉村社會文化倫理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精神，它起源于父權制社會條件下家庭倫理的基本邏輯，展開為社會道德體系、政治倫理體系和社會控制體系，構成了鄉村社會的意識形態，其根本特征是宗法依賴、等級名分、穩定秩序、服從整體。這種核心文化倫理之外則是形式多樣的民間通俗文化，它們反映廣大勞動群眾的生產實踐和日常生活，產生并流行于民間，具有日常生活性、直接生動性、淺顯易懂性和通俗趣味性等特點，鄉村、農民、儒家文化倫理和民間通俗文化，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啟動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生活方式正成為主導型生活方式，從鄉村社會向都市社會的轉變開始發生，這是中國社會一次強烈的社會轉型運動。都市社會是一種以居住區為組織基礎、以利益為紐帶、以工業化勞動和商品經濟為支撐、以現代都市為主要范圍的社會結構形態，都市社會中個人身份是城市居民，是具有人格獨立、能力本位、利益依賴等特征的人。都市社會所帶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具體表現為多方面的社會軸心轉換：從血緣紐帶轉換為利益紐帶，從生存自足轉換為利益攫取，從受動控制轉換為參與合作，從教化和監管轉換為消費和服務。由此，城市文化正成為主要文化類型，引導全社會文化發展方向。建立在鄉村生活方式基礎上的傳統民間文化日益縮減，而現代都市娛樂文化大為流行，張揚個性、開拓創新、獨立自信等文化取向日益突出，文化民主化、大眾化、市場化、娛樂化、消費化在成為新的發展趨勢。由此，深入研究和把握現代文化發展規律和發展方式，確立文化發展的正確導向，引導文化沿著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正確方向健康發展，成為一項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從文化層次上看，中國文化也正經歷從溫飽型向小康型邁進的過程中。鄉村社會時代中的社會文化是貴族化的，由文化精英掌控和監護并在其內部傳播和欣賞，社會大眾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只能被動地接受文化精英的教化。一元化的文化作為政治社會的統治機器，單向度地從政治上層和文化精英向社會大眾傳遞，其目的是教化和控制社會大眾的思想，使其同現存社會秩序保持一致。可以說，鄉村社會時代社會文化發展的軸心基本是教化和控制。進入都市社會后的文化軸心發生了重大轉變，社會大眾的自主性文化消費和文化精英的文化服務成為該時代的文化發展軸心。一方面，社會大眾的文化參與、文化創造、文化享受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主動選擇而不是單純被動接受，文化創造和傳播不再是單向度從創造者到接受者的過程，而是在創造者、傳播者、消費者之間的多元互動過程；另一方面，文化功能超出了單純的教化控制功能，其娛樂、消費、享受等多方面功能日益凸顯，文化貴族化格局的打破也促使文化精英逐漸從“文化牧師”轉變為“文化服務者”的角色，文化民主化正成為當今時代文化發展的趨勢。人民群眾不僅需要富足的物質生活，更需要豐富的文化生活。由于人們對高質量文化的欲求日益增強，文化需求正從有沒有向好不好、優不優轉換，文化單一性格局被打破而多樣性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我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存在公共文化產品匱乏的問題，不能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求。由此，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全面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任務迫在眉睫。

從發展方式上看，我國文化正從數量擴展型向數量擴展與質量提升并存發展轉變。處于大都市圈中的一些城市距離文化強市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而一些相對落后的地方尚未完成文化數量擴展的任務，基礎文化設施建設仍然任重道遠。文化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亟待提高，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貢獻率遠沒有達到支柱型產業的水平，文化作為城市發展引擎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總體而言，我國文化體制改革仍然比較滯后，與我國各方面發展要求與發展趨勢還不相適應，文化管理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尚未徹底完成，尚未完全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運行機制。文化管理體制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導致管理機構設置重復，職能交叉，有的文化部門職能不明確，兼有文化行業管理、發展文化事業和促進文化產業的三重職能，存在政資、政事、政企不分等現象，有悖于市場經濟原則和運行規律。文化管理體制銜接不暢、工作機構不對接，存在條塊分割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作效率，也使一些文化市場主體沒有完全納入政府文化管理的范圍。因此，只有不斷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創新，加快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才能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三、文化國際化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當今時代，文化的國際化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否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推進國家文化產品和品牌走向國際舞臺，不僅影響著文化品牌建設而且直接影響到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然而，就目前情況而言，中國文化在國際化發展方面還面臨一系列問題與挑戰，這主要體現在內在性制約、西方標準壟斷和文化交流不對稱三個方面。中國文化國際化發展存在內在制約性因素，主要包括主體動力不足、創新能力不強和國際化意識不足等方面，其主要表現：一是人才短缺，缺乏發展的主體動力。文化人才的培養和積累嚴重缺乏，現有高水平生產人員和從業人員與實際需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嚴重制約了中國文化對外發展的能力；由于沒有形成完善的人才使用和發展機制，中國本土培養和產生的少數優秀文化制作和生產人員，也都希望到國外發展，以便能夠獲得更多機會和更高收入，從而造成原本就嚴重缺乏的人才大量外流。二是觀念陳舊，缺乏內在的創新力量。我國文化在參與國際文化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不足，過分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色彩往往限制了文化自身發展，包含了太多道德戒律因素限制了文化走出去之路，傳統文化的限制因素也阻礙其走向國際文化市場。三是長期封閉，造成國際化意識不強。由于封閉，中國文化人缺乏對國際文化發展趨勢的把握，缺乏對國際文化市場規則的了解，限制了中國文化的國際化發展思路，使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缺乏國際化發展意識。中國文化國際化發展存在的外在制約性因素，主要是面臨西方國家文化標準壟斷與中國文化標準權缺乏的嚴重問題。現在的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全球化，他們在全球化中處于主動與決定性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往往被動接受發達國家制定的規則。不平等的國際交往所帶來的結果，就是落后國家必須獲得西方發達國家認可才能實現國際化發展，這是無法逃避的現實。當今文化“全球化”，并不代表全世界的認可或全人類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強勢文化操控下的一種主觀審視。中國文化向外發展的過程中，首先遇到了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文化標準、文化觀念的制約，不得不陷入西方標準的限制當中，不得不應對西方強勢媒體效應下的話語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文化國際化發展的成功是以對西方文化標準被動迎合與自身主動轉型為代價換取的。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文化與中國文化在國際化發展中是不對稱的，這更增加了中國文化在對外發展中的困難。一是發展時間上的不對稱。中國文化真正走上國際化發展之路只有短短30多年的時間，當中國文化開始謀求國際化發展之時，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國際化發展已經走向成熟，造成兩者在發展時間方面的不對稱。二是文化資源上的不對稱。在當今世界，發達國家一般主導著文化的傳播工具和途徑，這就導致我國的文化產品必須和西方發達國家操控的媒介進行合作，其中當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三是社會制度上的不對稱。社會制度方面的影響也是必須考慮的，尤其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制度不同，意識形態方向也不同，我國文化走向世界必然會遭遇更多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方面的壓力與阻力。文化標準權是國際文化交流以及意識形態碰撞中的核心權力，中國擴大文化開放必須確立文化的自主標準權意識，在文化走出去和引進來兩方面都要加強標準管理，以標準權帶動主動權。一方面，可以借助、承認和接受西方文化標準中的合理性內容，適應這些標準擴大進入世界文化市場的機會；另一方面，對西方文化標準中的有關歧視性內容必須予以反對，不能為了進入西方文化領域而喪失民族尊嚴，一味地去迎合西方文化霸權。如果忽視了文化標準權，就極有可能在文化安全領域中出現嚴重問題。

四、文化發展模式與文化發展合力

文化是人類精神的創造性活動及其成果，文化生產方式決定著文化發展的內在機制、發展模式和時代特征。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就是要通過對諸多因素之間關系的調整，形成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和時代特征的文化發展模式。一是政府主導模式。政府在文化發展諸因素中起著關鍵作用，文化發展方向的確定、重大決策的實施、設施的建設及活動的舉辦等，主要依靠政府推動，而市場、文化生產主體、文化消費主體等因素則起配角作用。政府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實現付出了積極的努力。然而，政府作用過于強大也給文化發展主體、文化產品內容、文化管理體制等帶來了諸多限制性因素。政府對文化包辦過多會成為文化保姆，對文化部門的指令性任務過多會成為文化工頭，從而導致文化部門缺乏競爭力和自我生產機制。政府包辦文化的體制顯然不符合現代文化發展的規律和時代要求。二是精英引導模式。文化精英在文化發展中發揮著規范、引導作用，政府、市場、受眾等都受到文化精英的引導和制約。這種模式在發揮文化精英主體創造性的同時，卻限制了群眾文化的發展，無法更好地滿足現代人日益增長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甚至由于強調少數文化人對文化創造、欣賞、參與的壟斷權而剝奪了社會大眾的文化權利。精英引導模式不符合現代文化民主化發展的趨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的發展，精英文化的邊緣化使得精英引導模式也逐漸失去了地位。三是市場驅動模式。作為隨著市場經濟不斷完善而興起的文化發展模式，市場驅動模式在文化發展的諸因素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生產主體、發展資金、消費受眾等各種要素配置的基礎平臺，對文化發展起著導向、調控和制約的作用。市場驅動模式適應了文化與經濟密切聯系的發展趨勢，推動了文化產業的資本運營，促進了文化人才的合理流動，為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這種模式過度渲染商業化取向，沖擊了高雅藝術和人文科學的發展，對其人文精神和文化品位構成很大威脅。

無論是政府主導模式、精英引導模式還是市場驅動模式，都各有側重，各有優勢，也各有不足，必須加以整合形成更加合理的文化發展體制和模式，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因此，應該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結合時代的特征與發展實際，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吸納各種發展模式優勢，探索一條“多種要素合理組合、多元動力良性互動”的模式，實現“目標一致、各有側重、要素聯動、優勢互補”的動力組合。首先，公民文化權利實現應該作為核心任務和根本目標，把民眾的文化創造、參與和享受程度作為衡量尺度，一切文化活動都要圍繞著這個目標展開。其次，發揮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務及意識形態發展方面的職能，為文化發展提供方向指導。再次，突出文化精英在高雅藝術、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方面的作用。最后，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文化資源、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方面的作用。多種要素合理組合、多元動力良性互動的文化發展模式，就是要求文化發展的各種要素都圍繞公民文化權利實現的中心目標展開，真正使政府成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文化方向的把握者以及公共文化設施的服務者，文化精英成為文化精神的引導者和精英文化的創造者，市場成為文化產業的推動者、公益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參與者，產生文化發展的強大合力。

五、文化軟實力與國家文化安全

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發展模式探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增強文化的綜合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國家文化軟實力首先體現在先進的文化價值觀中，這是一個國家文化的精神引導力。文化價值觀是國家和民族的靈魂，蘊含著國家發展的未來方向，能夠產生巨大的精神引導力。能否形成積極向上、科學合理的核心價值觀，反映著國家文化發展的程度，同時也體現著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當前，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執政興國的思想武器，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作為中國人民團結奮進的價值寄托，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以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指導個人道德實踐的明確標準，形成整個社會的精神引導力量。

國家的文化實力體現在深厚的思想積淀當中，這是國家文化的思想凝聚力。文化特色是國家文化的魅力所在，一個有文化力的國家必然要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品性，根據自身的特點形成文化感召力。國家的文化特色和品性來自于國家自身的歷史，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思想元素，這些元素已經浸潤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當中，成為當代中國人潛在的“集體無意識”或“性格結構”。如今，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過程中，我們應該把這種思想文化積淀轉化為思想創造力和當代中國發展的內在張力。國家的文化實力體現在較高的國民素質當中，這是國家文化的主體創造力。文化從根本上說是人改造自然和自身精神的成果，文化的功能從根本上說是為人自身服務的，離開了人自身的文化既不可能存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文化為人服務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提高人的素質，人的文化品位主要反映在素質和修養上，而國家的文化品位通過國家民眾的總體素質體現出來。現代化盡管可以從不同的指標上來界定，但是如果民眾文化素質都非常低下的話，無論如何是談不上什么現代化的。由此，文化建設至關重要的任務是全面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建設學習型社會，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質。

國家的文化實力體現在合理的文化結構中，這是國家文化結構的整合力。文化力與文化結構緊密相關，科學合理的文化結構是文化功能充分發揮的重要前提。依據當前人們多樣化的文化需求，我國文化在功能上應形成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之間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格局。其中，主導意識形態文化體現著國家的總體形象，領導著國家文化發展的總體方向，具有決定和支配地位，當前我國主導文化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它能夠產生巨大的信仰導引力量；大眾文化因其通俗性與大眾化滿足了人民群眾普及知識、娛樂消遣的需要，規范發展健康有益的大眾文化，能夠起到寓教于樂的作用并產生巨大能量；精英文化主要包括學術文化、科技文化、高雅藝術等，它適應人民群眾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個人素質、增強實踐能力、陶冶道德情操、強化審美修養的需要，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關鍵所在。

國家的文化實力還體現在文化產業發展當中，這是國家文化的產業發展力。文化力反映了國家的文化檔次和發展程度，必須建立在一定的文化數量和規模基礎上，必須依托生產、商貿、鑒賞、娛樂、消費等人類生產、生活實踐。國家文化軟實力一方面依托于豐富多彩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另一方面依托于文化產業的興旺發達。文化精品和文化品牌都是文化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文化精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和高尚的藝術品位，文化品牌以其較強影響力對文化的發展具有強大的促進和帶動效應，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質量提升和文化形象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國家文化軟實力體現在世界性文化交往中，這是國家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文化發展必須適應全球化基本趨勢，具備全球性視野與國際化發展意識，積極參與全球文化競爭和各種國際性文化活動以擴大影響力，從而確立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并形成與自身國際地位相稱的文化軟實力。文化自信就是一個國家及其國民對自身文化價值和文化實力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發展力的堅定信心。堅定的文化自信是文化走出去的思想基礎和精神動力，要樹立一種“拿來主義”與“送去主義”相結合的文化觀，既豐富本國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積極參與全世界的文化交流，在兩者互動中提升國家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基于文化軟實力的這種基本構成，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必須抓住幾個關鍵環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并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一是通過發展主導性文化壯大國家先進文化牽引力。主體的創造力是國家發展的根本，要不斷培育更多高素質的現代勞動者并充分發揮其創造能力。國家凝聚力的源泉在于文化，人們之間能夠通過文化獲得溝通與認同，能夠在認知、心理、情感上得到交流、共識與互動，這種凝聚力離不開先進文化及其在對國家、民族精神引導中所產生的強大的牽引力。由此，必須發展主導文化形成巨大的引導力量、塑造民族精神產生強大的凝聚力、提升國家品牌帶來深厚的認同力量。二是通過發展公益性文化形成國家公共文化牽引力。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文化越來越成為社會大眾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參與、文化創造和文化消費構成了大眾文化權利的核心內容，而文化權利的實現離不開公益性文化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它們共同構成了現代國家的公共文化牽引力。由此，必須發展公益性文化以推動公民文化權利的實現；必須要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強化政府的文化引領作用；必須要推進體制改革以激發文化創新力的釋放。三是通過發展經營性文化形成國家文化產業的牽引力。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也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為此，必須把文化產業打造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

作者：金民卿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