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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之后，人們對于這份刊物已經不再停留于唯物與唯心、先進與反動的二元對立評價立場上，而是對其在近代中國報刊史上的意義、辦刊理念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程麗紅的《論〈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對中國近代報業和近代社會的影響》、《論〈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讀者觀念》，張茜的《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創辦報刊的發展趨勢及影響———〈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比較》，馬晉丹的《現代化視角下的傳教士在華辦報現象分析———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為例》等論文，分別從刊物的社會影響力、讀者觀念、發展趨勢與影響，以及刊物的辦刊思考點，對該刊進行了較為立體式的考察。程麗紅指出，盡管顯在的社會影響微乎其微，但是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對于促進中國近代報業的進步乃至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卻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它直接影響了近代洋人的辦報活動，還沖破限禁把報刊的近代化形式最早傳入中國。同時，作者還認為該刊首開“西學介紹”之風，并把基督教帶到東方，客觀上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張茜則撰文指出，在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創辦的報刊中，《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極具代表性，兩報在時代背景、產生的原因和任務宗旨、主辦者身份、內容、業務、讀者與發行等方面各有特點，同時在編輯和主筆、報刊的形式、編輯內容、宣傳策略、寫作手法上又有著一脈相承的發展趨勢，這一時期報刊的發展趨勢對近代洋人辦報、中國國人辦報在理論和實踐上有著深遠的影響。馬晉丹分析后發現，可以從史學研究中的現代化范式著手，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為例來分析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在華辦報的種種情況，由此來透視傳教士在華辦報給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帶來的正面的力量。此外，胡浩宇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刊載的科學知識述評》、楊勇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常見引文勘正與分析》等分別從刊物內容中的科學知識、引文與出處的錯誤，揭示出刊物對于西方科學知識的稔熟和對中國傳統典籍的相對生疏。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中外新報》、《華字日報》等也是學者們研究較多的刊物。王健的《西方政法知識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中心》將該刊視為19世紀前期西法東漸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階段，認為正是通過新教傳教士編印的中文書刊等途徑，中國人才得以了解和接受關于西方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大量信息，近代中國輸入西方法學的進路亦以此為嚆矢。姚遠、王睿則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科技傳播內容與特色》中，通過文獻考證并運用科技史方法，對該刊的科學技術傳播內容和特色進行論證，糾正了過去有關潛水器具報道、有關建議中國創設農會、有關中國第一個西醫醫院等錯誤論斷，使鴉片戰爭前夕經由期刊傳入西方科技知識的原委得以澄清。張瑜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與中國比較文學》認為該刊的內容豐富，很多內容對中國的新聞、出版、文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刊物雖有宗教背景，但編撰者卻是站在世界比較的視域來傳播西方文化，有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明確的比較目的，為比較文學在中國形成自覺的專業的比較意識并成為專門的學科提供了一種可能。許清茂將研究的重心轉到《〈遐邇貫珍•布告篇〉始末析》，對于1855年在我國中文報刊中率先刊登商業廣告的《遐邇貫珍》進行研究，指出除了政治經濟原因外，西方報刊廣告觀念和業務經驗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還與主持人的品格修養和報刊經營管理的內在規律有直接的關系。該刊中的奚禮爾商人出身，諳熟廣告經營;而黃勝則中英文俱佳，該刊廣告由他、代譯，文字簡明，編排清晰，該刊由此表現出來的廣告理念和運作經驗值得思考和借鑒。花實在《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對〈遐邇貫珍〉的分類研究》以該刊為研究對象，對其存世情況及所承載的宗教、新聞、科普、廣告等信息進行分類研究，考察了其在近代中國思想史、宗教史、科學史上的地位，分析了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李智君的《此岸與彼岸之間———由〈遐邇貫珍〉看19世紀中葉中國民眾的海上生活》立意巧妙，指出19世紀中葉的海洋是一個權力的公共地，沿海地區則是一個典型的邊際地帶。清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士紳、海盜、奸商等構成了在邊際地帶具有不同控制力的團體，《遐邇貫珍》的每月新聞信息“近日雜報”被連綴成一個空間過程和歷史事件，即中國民眾的海上生活。中國民眾海上生活之所以艱難，原因在于海外華人被清政府視為棄民、客居華人所采用的基層社會組織會館與西方市民法制社會之間的沖突，以及中國民眾的性別比例失衡引發出華洋之間嚴重對立。

1874年2月4日創刊于香港的《循環日報》是我國第一家宣揚資產階級政治改良主義思想的報紙，也是中國人創辦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報，因而引起了較多學者的關注。劉圣宜的《早期中西交流中的華文報紙———以〈循環日報〉為例》認為，在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觸的早期，由中國人創辦的華文報紙對中西溝通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循環日報》即致力于傳播和普及西方知識，推介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成就，反映世界大勢和時局變化，鼓吹學習西方變法圖強，對開通民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曾建雄的《〈循環日報〉的言論特色———讀部分原報(縮微膠卷)札記》則以該報創刊后頭10年中發表的數以千計的各類言論為研究對象，認為這些言論題材內容廣泛，思想內涵豐富，表現形式多樣，在當時的中文報刊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代表了當時中國報刊言論的最高水平。而蕭永宏在《〈循環日報〉之版面設置及其演變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滬華文報紙間的影響》當中，則通過細致地對比近代早期香港、上海報刊的版面設置，發現創辦初期的《循環日報》版面設置并不固定，與同期香港其它華文報紙相比明顯偏重新聞版面。只是到了1875年以后，《循環日報》的版面才基本固定在“選錄京報”、“羊城新聞”和“中外新聞”等欄目，且新聞版面整體縮小。作者從版面設置發現，《循環日報》主要是一份以刊登各類告白為主的報紙，因此以往人們通常認為《循環日報》以政論為主的看法不太確切。同時，《循環日報》的版面設置基本沿襲了《香港中外新報》的“香港版”模式，同時也受到以上?！渡陥蟆窞橹饕淼摹吧虾０妗蹦Ｊ降挠绊懀⑶摇堆h日報》在“中外新聞”欄內首置“論說”、大體維持每天1篇“論說”的做法也不是自己的首創，而是吸取和借鑒上?！渡陥蟆返慕Y果。蕭永宏的另一篇論文《〈循環日報〉之編輯與發行考略》發現現有各類新聞史著對有關《循環日報》編輯與發行情況的記述多有疏漏。經作者考證，《循環日報》編輯人員主要由“主筆”(分“正主筆”和一般主筆)、“總司理”和“譯員”等三部分人員組成?！堆h日報》自創刊日起，除在香港及附近地區出版日刊版的“日報”外，還一度在海外華人聚居地區發行日報的周刊縮編本?！堆h日報》發行地區主要分布于香港及周邊地區，同時中國內陸各主要通商口岸及日本、澳大利亞、東南亞、南北美洲等華人聚居地區也有數量不等的發售。為了擴大發行，《循環日報》在創辦初期采取免費贈送、廣告招徠、刊登廣告優惠、面向社會積極征稿等諸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循環日報》的影響?！吨袊鴧矆蟆肥敲啦繒鹘淌狂灾挝?832年5月在廣州創辦的大型英文期刊，其在近代廣府地區報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叢報》的研究者中，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吳義雄教授是其中的代表。吳義雄的《〈中國叢報〉關于中國社會信仰與風習的研究》以刊物發表的數以百計的中國研究作品為對象，指出其在西方學術界重新建構關于中國的知識體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吨袊鴧矆蟆钒l表的關于中國社會信仰與風習的作品，代表了19世紀中期來華西方人士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認識。

通過這些作品，作者們向西方讀者展示了古老、封閉的東方大國人民的性格，塑造了一個以偶像崇拜和迷信為主要精神特征的民族的形象，這一消極的形象反映了當時西方各界對中國人的基本看法。在《〈中國叢報〉與中國語言文字研究》一文中指出，該刊作者發表了一些關于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性論文值得加以注意。其中的一些文章從西方的語言學觀點和方法出發，就中國語言與西方相異之處進行了探討;還有一些文章對中國文字的構成規律和某些特點詞匯的具體用法，結合當時傳教士關心的譯名問題進行了討論。該刊關于中文語法的研究，可以作為當時傳教士出版的專門著作之補充，尤其是作者就漢字注音方案的討論和關于漢字拼音化的構想，則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了值得注意的發展，并為后世的相關工作提供了基礎。另外，在《〈中國叢報〉與中國歷史研究》一文中，吳義雄通過分析該刊所發表的關于中國歷史的文章，敏銳地發現了這些文章對中國傳統史學著作和19世紀中期以前天主教傳教士關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觀念提出的質疑。該刊發表了眾多評論中國史學著作和西方學術界的中國歷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張重寫中國史，就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觀點。另外一位學者張振明則在論文《跨文化解讀中的知識與權力———〈中國叢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法律形象》中，以該刊所登之大量論及中國法律的文章為對象，對這些文章中表現出的批評中國法律，如法令駁雜、法律難以執行、司法腐敗、上訴困難、歧視外國人等趨勢進行了分析，并指出該刊所建構的中國法律野蠻、落后的形象對于中國及國人形象存在著長期的負面影響。另外，對于不少不太常見的刊物，也有一些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入和富于創見的研究，如對于《中外新聞七日錄》、《述報》、《雜聞篇》等報刊的研究。蔣建國的《19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報紙的國際視野———以廣州〈中外新聞七日錄〉為例》一文認為，創辦于1865年的《中外新聞七日錄》是立足于廣州的地方性報紙，該報對歐美國家的時政要聞、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報道，不僅內容豐富、文字淺易，而且對開闊讀者的國際視野、傳播西方文化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另一文《廣州〈述報〉與地方新聞報道(1884—1885)》中，作者對作為地方性報紙的《述報》所關注的廣東地方新聞進行研究，分析其中對廣東時局、社會新聞和民俗風情等方面的報道，對研究當時的社會狀況有較為重要的文獻價值。林玉鳳的《中國境內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雜聞篇〉考》根據在英國發現的刊物原件進行考證，推斷1833年由馬禮遜創辦的中文期刊《雜聞篇》才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第一份用鉛活字排印的期刊、澳門歷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這些針對廣府地區的中英文報刊的研究，從不同層面分析了近代報刊對于南部中國所產生的社會、文化、思想沖擊，以及西學如何漸漸滲透至中國社會內部，并對民眾產生實際影響。這些研究多取材于新發現的史料，或是依據不同地區、性質的材料相互映照，得出了許多富于新意的見解。在中國由傳統社會步向近代化的歷史時刻，尚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思想、文化、社會問題可以從廣府地區的報刊資料中得到開掘。一些較少為人們所關注的報刊也保留了這一周邊歷史時期的文化烙印和思想遺跡，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從近代以來廣府地區的中英文報刊述評可以看出，近百年國內學術界對于近代廣府地區中英文報刊的研究雖經歷了一些曲折，但總體研究勢頭是向著不斷深入、逐漸系統化的方向發展著。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目前的近代廣府地區的中英文報刊研究狀況并不能夠令人樂觀。目前學界對于近代廣府報刊的研究尚在整體上處于較為淺層的階段，一些研究者缺乏對于近代廣府地區報刊的資料梳理、文獻閱讀和整體把握，僅僅依據零星的報刊資料或者別人的二手材料，進行簡單的概括與揣測。同時，現有的近代廣府地區報刊研究雖然也對一系列報刊進行了文本細讀，有的還進行了較為宏觀的整體勾勒，但卻未能夠將廣府地區視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存在，因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廣府地區作為16世紀以后西方列強東進的前站，以及由此形成的廣府文化語境和歷史發展階段，因而也就無法從廣府地區的宏觀大局上理解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涌動和巨變。偶爾有研究者涉及到了廣府地區的中英文近代報刊，也是以嶺南的地域性為觀照前提，強調的是地域文化對于報刊編撰、出版的影響，而沒有意識到中西方文化在報刊中所發生的互動與對話形態。而更致命的缺陷或許還在于，一些研究者僅僅將近代廣府地區中英文報刊視為可以隨意肢解的模塊，在既定目標的驅使下任意摘取所需的片面材料，而無法將研究對象以一個整體的形式與歷史背景融合，因而也就無法完整地還原出報刊的本來面貌。這些研究現狀既昭示著近代廣府地區報刊研究亟需新的視野和觀念的突破，也意味著這是一個值得大力開墾的富礦，亟待有志者進行更加精深、新穎、系統的研究。在世界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不斷趨于精細的狀態下，回溯近代以來中西雙方的報刊交流方式與效果，不僅可以幫助當代人們重新認識昔日的歷史進程與發生現場，更能夠給予人們經驗的借鑒和視野的拓展，從而使人們得以規避可能存在的文化沖突陷阱。近代廣府地區中英文報刊的研究之所以能夠發展迅速和深入，是有著多重原因的，除了契合時代趨勢和現實需要之外，研究視野的拓展、相關學科理論的引介、新史料的發現、新方法的運用以及研究者綜合素養的提高等，都是其中的有利條件。

作者：龍其林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