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學西漸中西文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揚中抑西、道德為先

對此，辜鴻銘對中西文化進行了系統(tǒng)比較:“今夫新學也、自由也、進步也，西人所欲輸入吾國者，皆戰(zhàn)爭之原也。我國之文明與歐洲之文明異:歐洲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利而后義，中國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義而后利。孟子曰:‘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列強以競利之故，互相吞噬，窮極其殘暴不仁之武力。”［1］(P212)在《中西文明異同論》中，他從個人生活、教育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文明五個方面對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加以細化梳理，歸納為西方的社會是一種金錢關(guān)系，崇尚強權(quán)，西方重物質(zhì)，搞“群氓”崇拜，“用法律取代道德標準”，［2］(P126)“如今的歐洲文明則是一種純粹的機械文明，而沒有任何精神的元素”;［2］(P144)東方社會則是建立在道德基礎(chǔ)上，把一種公認的道德責任感作為維系社會秩序的基礎(chǔ)，中國的社會制度為維護這種道德責任感而服務，以儒家學說的“名分大義”“君子之道”為主的“中國人的精神”，是“極富想象力的理性”，是“如今歐洲人民的現(xiàn)代精神因素”。［2］(P33)“歐洲文明的目的只是制作出更先進的機器，而東方文明的目的則是教育出更優(yōu)秀的人。”［2］(P144)而造成中西如此不同的原因，究根結(jié)底是中西的教育體制不同。中國的儒家是教育人們?nèi)绾纬蔀橐粋€好的良民，西方的基督教則是教育人們?nèi)绾纬蔀橐粋€公民。辜鴻銘認為，基督教的教義使西方社會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相信道德力量的虔誠耶穌教士，一種是一點也不相信道德力量的無政府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他們崇尚純粹的自然力量，信奉“強權(quán)就是真理”，政治無道德，“充滿了對武器的崇拜”，“這種耶穌會教義與無政府的軍國主義正是現(xiàn)在這種災難性變故出現(xiàn)的真正原因”，“基督教的這種含糊不明、缺失、無用，正是導致今日歐洲可怕災難的道德力量的根源”。［3］(P570)而制止這種政治罪惡的儒教辦法是“用中國的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的霹靂雷鳴”。在《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一書中，他寫道:“是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唯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xiàn)代歐洲民族的物質(zhì)實利主義文明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于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1］(P50)但是值得說明的是，辜鴻銘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攘夷”者或大漢族主義者，他肯定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歐美人在現(xiàn)代科學上的進步的確是值得讓稱道的”，“我討厭的并非是現(xiàn)代的西方文明，而是現(xiàn)代的西方人士濫用他們現(xiàn)代文明中的利器這一方面”。［2］(P125)“歐洲人曾經(jīng)犯過至今仍舊在犯的錯誤在于，他們將道德秩序拋在一旁而去追求進步。”［2］(P177)在《中西文明異同論》中，他也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了辯護，“實際上，我既非一個攘夷論者，也非那種排外的思想家。我只是希望東西方的有點可以結(jié)合在一塊，從而讓東西界限消除，并且將其作為我今后最大的奮斗目標”。

二、尊孔復古、張揚個性的新解讀

對于他的尊孔復古，時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認為其只是為了標新立異，追求自我的特殊性。“他的孔子學說，他的君主主義，和他的辮子，無非是用來裝飾一下消耗在純粹享樂上的生活。”“正如一個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裝一樣，辜鴻銘也是煞費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與別人判若鴻溝。”［1］(P235)若細究之，則不難發(fā)現(xiàn)，辜氏的尊孔復古絕非是什么“標新立異”，而是其所持有的傳統(tǒng)文化觀之使然。且歸結(jié)起來，辜氏的傳統(tǒng)文化觀有三個顯著特點:其一，只有忠于傳統(tǒng)文化，才能保存中國文明。他說:“只有走忠義一條路，才可以振興中國的政教，保存中國的文明。”［1］(P236)他尊重孔子，崇尚儒學，認為孔子所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是“搶救文明的設計圖紙”，取代周公禮法所建立的家庭信仰與西方社會的宗教信仰，使“中國人有了真正的國家觀念”，［2］(P13)“提供了一個社會的或者說是國家的信仰”，［2］(P15)孔子提倡的“春秋大義”“名教之大綱”是“東方文明之根本”。［2］(P173)其二，只有忠于君主制，才能維護社會穩(wěn)定。辜氏在北大任教期間曾說:“現(xiàn)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1］(P38)甚至認為，民主制和君主制并不沖突，他以古羅馬為例，在國家面臨危急存亡的時候，“羅馬的市民便像扔破鞋一樣將共和政體拋棄，毫不猶豫地將一切權(quán)利獻給當時的執(zhí)政官。由這里，我們就能夠看出，在民主制度下為了維持權(quán)力的穩(wěn)定就一定要有君主的存在”。［2］(P119)其三，忠于傳統(tǒng)文化，忠于君主制，而非忠于朝廷或君主個人。他曾解釋自己對清政府的“忠誠”，“吾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清室，而是忠于中國之政教，亦即忠于中國之文明。”可見，他并不是對清政府一味的愚忠。他還不遺余力的抨擊官僚政客，就其對袁世凱的抨擊力度上來看，“在清末民初，像他那樣執(zhí)著大膽地向西方世界毫無顧忌地抨擊袁世凱的人，實在是罕見的很”。［4］(P293)“袁世凱者，萬代不可赦之罪人也。以政客欺百姓惑人心，以叛兵脅朝廷讓國位，于是春秋大義亡”。［2］(P173)這其實表明袁世凱所復辟的帝制遠非是他想象或理解的君主制，并歸結(jié)為袁世凱一類的政客踐踏了中國文明，使中國民眾毫無文明可言，中國社會的腐敗正是由袁世凱一類重利忘義的政客造成的。有了以上文化觀的建構(gòu)，辜氏對他為何留辮子做出了解釋:“并非出于個人的愛好，而是出于對滿清朝廷的忠貞。”［2］(P145)也對他為何贊美中國裹小腳的陋習，提出維護多妻制的“茶杯茶壺論”說明了原因:把三從四德作為中國的女性觀念，同西方所喜歡的自己穿著華貴卻不關(guān)心丈夫冷暖的茶花女相比，茶花女更是一種“虛偽”“徒有其表的文明”，［2］(P182)而男權(quán)社會里的納妾，是因為中國婦女的無私精神使她不會對丈夫納妾感到傷心。這些看似過分愚忠迂腐的奇談怪論，如若放在他把君主制當作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得以維護的工具，把封建社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作中國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把這些都當作是中國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的文化觀念下加以仔細審視，其極具個性張揚的言行似更具有了廣闊的解讀空間。

三、獨自為營，中學西漸的推行者

辜鴻銘留學西方多年，精通并教授西學，卻沒有融入宣揚西方學說的社會洪流中，而是認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精髓，不應該亦步亦趨地學習西方。但不能將辜氏和當時盛行的“東方文化派”“中西調(diào)和論”以及孔教會中的任一思潮混為一談。以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吳宓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鼓吹東方儒家文化和“中西調(diào)和”，卻不主張政治復辟，反對新文化運動，反對西化。辜鴻銘和他們性質(zhì)不同，但可以互補，是新的時代背景下“中體西用”的再現(xiàn)。“在文化的發(fā)展程度上，辜鴻銘與梁漱溟認為東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質(zhì)上，辜鴻銘、杜亞泉、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重義，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學是宗教性上，辜鴻銘與梁漱溟認為，儒學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來走向上，辜鴻銘主張中西融合，杜亞泉主張中西調(diào)和，梁漱溟主張中國文化復興論。”［5］辜鴻銘和杜亞泉、梁漱溟都同屬于文化保守者，但辜鴻銘并沒有加入“東方文化派”的陣營中，和杜、梁共同為中國文化吶喊，而是獨自為營，闡述自己對中西文化以及時政的見解，并以西方報紙為陣地，將其觀點予以宣揚。以劉師培、章炳麟為代表的“國粹派”力圖從古老的中國文化中挖掘民主思想，引導人們向后看，辜鴻銘從道德的角度對中國古代存有民主因素也進行過論述，但是，辜氏更側(cè)重于用道德來維護社會秩序，著重強調(diào)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并沒有參與到當時的政治，更沒有對當時的政局造成影響，當然，他的思想被當時的人們所詬病，這也是造成辜鴻銘的思想沒有產(chǎn)生政治影響的一個原因。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孔教會反對共和制，以一個政治組織的形式主張復辟恢復清室，而辜鴻銘則沒有參與到任何政治團體，也沒有組成任何政治團體，他推崇古制，在各種外國報紙對慈禧肆意評論的時候肯定慈禧，但是他并非主張復辟腐朽的清朝封建統(tǒng)治，而是對這種存在中國上千年的君主制度的一種眷戀，“他的文化思想和道德理念與他的政治認同并不完全掛鉤，其實即使在政治上，他也不能等同于頑固守舊一派”。［6］同時辜鴻銘也并不贊成康有為的行為，他譏諷康有為是“靠賣文生活”的“藝人”，是“淺薄的舊學徒”，［2］(P197)稱他們是“吹牛黨”，他稱是“如同紙老虎一樣的脆弱膚淺的改革運動”，稱“五四”運動“也和這個相差無幾，盡管其勢頭非常猛”，［2］(P198)甚至是辛亥革命“在道德上不可能被認可，因此它在辜鴻銘的心目中就變成了一場暴亂而不是革命”。［7］雖然辜鴻銘對他自己也劃分過派別，他認為自己并不是像當時人們所認為的保守、反動，“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帶有舊中國的風氣”，［2］(P196)他既不屬于“舊黨”，也非“新黨”，而是“真中國黨”，即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清流黨。所以，在筆者看來，把辜鴻銘歸結(jié)到任一派都是不合適的，他應當是一個不涉及政治而學術(shù)自由的略有悲劇色彩的文人，只能算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同時還應該看到，辜鴻銘還是一位積極推行中學西漸的踐行者。“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2］(P175)辜氏根據(jù)自己對儒家思想的理解，英譯中國儒家經(jīng)典，將他所崇尚的名分大義、君子之道西傳，其《春秋大義》《中國民族的精神》流傳西方，揚名海外，西方學者把他的著作作為研究中國的參考資料，他對《論語》的翻譯成為外國讀《論語》的經(jīng)典教材，甚至在“一戰(zhàn)”戰(zhàn)敗的德國，更是作為研究社會問題的資料，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總之，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辜鴻銘的“中國文化優(yōu)越論”是對“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發(fā)出的不同聲音，是對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明被西方同化的一種焦慮，亦是對西方“繁華世象下的重重危機”［8］的思考，同時，他的英譯行動也是促進“中學西漸”的一大創(chuàng)舉。在中國道路選擇的關(guān)鍵時代，辜氏堅持了他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并不在乎世人的眼光。他的一生都在堅守自己的信念，他可以短發(fā)回國，卻帶著他的長發(fā)辮離世，帶著滿腹的歐洲貴族文化，卻僅殘留幾篇推崇中國文化的文章給后人。辜鴻銘的矛盾正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的產(chǎn)物，從他身上折射出中國在與西方文明融合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擔憂，而這種擔憂并不是多余的。辜鴻銘說中國和日本的青年“都是通過望遠鏡去對西方文明進行觀察的”，而對自身觀察時“卻把望遠鏡倒了過來”。［2］(P115)這個比喻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現(xiàn)狀來說，無疑是貼切中肯的。回顧歷史，反思現(xiàn)在，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不應停滯于“五四”或辜氏的水平之上，對任意一方文化的過分推崇都是對另一種文化的完全摒棄，應該在兩者之中有所取舍，進行文化的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造，融入世界文化中。胡適曾說過，任何文化只有成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只有不斷的“造新因”，形成“百家爭鳴”之勢，社會的前進才不至于僅僅停留在過分發(fā)展物質(zhì)之上，單純的發(fā)展物質(zhì)上的進步，只能造成社會的焦慮感與不和諧因素，雖“衣食足”卻不知“榮辱”。當然，又不能脫離物質(zhì)而空談文化，否則“不異于持半升沙土而阻黃河之潰決一樣”，［1］(P187)就像批評中國文化維護者所說“指摘西方物質(zhì)文明之疲窮，不自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9］(P219)歷史留給我們的不應當只是沉痛的教訓與無望的深思，而是應該結(jié)合對現(xiàn)實的思考與對過去的分析，得出一個更理性的解釋。

作者：智爍單位：河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