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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沃爾特·李普曼是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新聞記者之一，曾兩度獲得新聞界最高獎項普利策獎。在《美好社會》一書中，李普曼痛陳自由放任主義的泛濫使自由主義失去了在西方社會思想領域領導權，控訴極權主義在美國的發展帶來了社會撕裂，反對羅斯福濫用行政權力。他追溯“自由主義”一詞在過去的發展歷程，對它進行新的闡釋，目的是為了重新凝聚社會共識，從思想上引領大家走出大蕭條的泥潭。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①；自由主義；極權主義；沃爾特·李普曼

沃爾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時事評論員、專欄作家、報刊編輯、政論家。他為美國新聞業界服務超過50年，素以深刻的洞察力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聞名于世，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朝野一致推崇，稱其為“白宮的謀士”、“首屈一指的無冕之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華社的論述中，也將其稱為“資產階級政論家”、“《紐約先驅論壇報》評論員”，可見我國官方對李普曼這個對手還是相當尊重的。②1966年，他在接受《新聞周刊》采訪中提到，《輿論》(1922)、《道德序論》(1929)、《美好社會》(1937)和《公共哲學》(1955)是他認真思考社會問題的四大結晶。本文就以《美好社會》為中心，著重闡述李普曼為改革內外交困的美國而提出的新自由主義體系的社會改造方案。

不同于許多人的“事后諸葛亮”，面對大蕭條帶來的社會衰敗，李普曼針貶時弊，奮筆疾書發表自己的見解，卻由于他的社會改造方案試圖尋找中間道路，不偏向激進也不趨于保守，在文章面世后，多遭到來自不同派別的人士攻擊。在他發表《美好社會》一書時，美國社會的動蕩不安在此刻達到了頂峰：外有德國、意大利等法西斯主義不斷擴張的危險，蘇聯“一五”計劃的成功反襯了資本主義的混亂與失敗；內有大蕭條以來經濟持續低迷，“新政”在羅斯福的第一個任期后被證明不能有效挽救蕭條的市場，再加上社會黨人呼吁“不愿做奴隸的美國人”站起來，實行徹底的社會變革，法西斯極權主義和3K黨陰魂不散，民主、共和兩黨又無法提出有效的辦法應對這場深刻的社會危機，使得美國原有的共識和精神紐帶徹底破裂。社會撕裂帶來的混亂使人們呼喚一個無所不能的政府，讓李普曼預感到極權主義有可能在美國生根發芽。而在種種的混亂背后，他意識到要重建共識，才能推動社會穩步前進，于是他便通過追溯“自由”這一詞的誕生、發展和各個時期不同的意義所在，試圖使已經僵化的精神紐帶重新煥發出光芒，繼續引領人們前進。

李普曼在《美好社會》一開篇就提出了“自由即權利”這一概念，認為這一概念是從國際勞動分工的深入發展和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中發展的，是工業革命生產力大發展后的思想結晶。③這一觀點貫穿文章始終。他既不認同自由放任主義所說的絕對自由，即自由不受政府干預，政府只作為“守夜人”維護國家安全，其余事項一概不管；他也反對極權主義管控一切、包攬一切的做法，認為這樣剝奪了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的應有權利，使每個個體矛盾都聚集到政治層面，導致國家為了轉移矛盾只能對外擴張。他提出的新自由主義的設想，就是在國家進行一定的積極調控之下，把部分權利留給社會和個人支配，并且受國家管理。國家要做的就是不斷調試法律中權利與義務的平衡，使社會力量壯大，成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緩沖器，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本文將從自由主義信仰的崩潰、對極權主義的控訴和李普曼的新自由主義設想三方面展開論述，最后客觀分析李普曼的觀點。

1自由主義信仰的崩潰

在《美好社會》(1937)出版的24年前，李普曼寫了一本名為《政治序論》(1913)的書，這本書是他初出茅廬的第一本書，書中混雜著各種思潮的思想。但那時，他對人類未來的總體規劃似乎相當清楚，對未來充滿了信心。他是在西奧多·羅斯福的新民族主義和伍德羅·威爾遜的“新自由主義”的鼎盛時期寫作的，他并不預感自滑鐵盧戰爭以來持續的長期和平即將結束。他不理解他的老師格雷厄姆·沃拉斯的警告說可能會有一場戰爭動搖社會的基礎。④事實上，他也無法想象有這樣一場戰爭，和這場戰爭到底會動搖社會的什么根基。

因為和平在美國人心中已成為常態，美國人因厭惡內戰時的兄弟鬩墻和遵守國父們定下的不干涉原則，在外交中長期遵從中立原則，從不干涉歐洲列強之間的紛爭。這使得以李普曼為代表的廣大知識分子和民眾，都忘記了和平是戰斗勝利換來的、自由是通過斗爭獲得的和社會的繁榮來自他們辛勤的勞動。他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就像他們呼吸的氧氣和腳下堅實的土地一樣，這是西方文明從一開始就賦予他們子民的東西。因此，在他寫《政治序言》時，毫無疑問地假定，在充分發揮個人自由的制度引領下，每個國家都可以通過日益行使人民主權，逐步創造一種計劃宏大和智慧指導型的社會秩序。他十分肯定這就是未來的計劃，于是他又匆匆寫了另一本書，在書的抬頭中宣稱，“我們已經走到了漂泊時代的盡頭，正在進入社會秩序井然的時代?！雹?/p>

大約一年以后，世界大戰爆發了，從那時起，他對未來規劃的信心逐漸消失。二十多年后，他發現自己所寫的關于重大事件的文章，除了是一個相當困惑的人在每周指定的時間匆忙作出的概括外，并沒有適當的思想指導來幫我挖掘其中的深層次含義。很多時候，他想放下筆桿、避世沉思，找出其真正相信的東西是什么。⑥因為戰爭對他以前認為是確切無疑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對于那些能夠全身心地投身于某一學派的人他非常羨慕，他很想要一種確定的學說來支撐自己將要崩潰的精神大廈。但是，他在任何一個現行的學派中都找不到一種使他可以沉醉其中的學說。⑦

這對他來說并不是一個愉快的困境。因為在這24年間，他與其他美國人民一道，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挑戰：一戰、蘇俄建國、威爾遜推行十四點建議失敗和美國不參與國聯、意大利法西斯上臺、德國超級通貨膨脹、經濟大蕭條、各國相繼脫離金本位制和大打關稅貿易戰、德國法西斯上臺等。在沒有堅定可行的主導思想的指導下，要求一個人以平心靜氣的心態來觀察外界的滔天巨浪，在描述事件和進行分析中保持中立和超然物外，是絕對不可能的。他慢慢察覺到在日?！案≡昙磁d”創作過程中，為什么會惴惴不安了。他的困惑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現在社會中出現了巨大的思想對立：那些尋求改善人類命運的人認為，他們必須全盤否定前人的工作。

李普曼認為，現在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兩股水火不容的勢力，要么自由放任、維持現狀；要么接受極權主義的統治、人民失去所有的個人權利。極權主義方案處處與自由主義傳統格格不入。人們被要求在安全和自由之間做出選擇。為了增加他們的財富，他們被告知必須放棄自己的權利；要使他們的工作條件得到保障，就必須把他們組織起來。為了獲得更大的平等，他們必須擁有更少的自由。為了提高他們的尊嚴，他們必須奉承暴君。為了實現科學的承諾，他們必須摧毀自由探索。為了宣揚真理，他們不能讓真理被實踐所檢驗。

這些選擇對他而言是不能接受的。然而，這些都是當代有影響力的人物提出的選擇。那些忠于過去成就的人，像接受命運降臨一樣傾向于維護現狀；而那些致力于改善生活的人，則準備拋棄光輝的過去，另立爐灶。這是一個惡性的困境，相互之間的對立使得溝通和改革的空間日益縮小，“要么…要么…”的對立思維不可避免的將政治的影響擴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將當時的改革共識撕得粉碎，造成社會持續動蕩不安。李普曼覺得，如果社會的前進方向一定是這兩種路徑之一，國家前途將會十分暗淡。因為在極權與放任之間，應該還有很多選擇可供大家思考?！案踩焙汀案杂伞钡倪x擇是一個偽命題，李普曼認為有社會改造方案可以同時實現兩種目標。他對極權主義興起的探究中重新發現，一個和平繁榮的社會必須是自由的；而自由主義在美國內戰后的長時期發展受到阻礙，在西方失去思想指導的地位，其關鍵原因在于：自由主義者未能兌現自由主義發展所承諾的社會藍圖，他們不再能總結經驗教訓繼續引領民眾前進。

2對極權主義的控訴

李普曼在極權主義政權一章提到，法西斯當局的政權是由武裝力量支撐，他們以武力或陰謀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奪取了國家的強制機構。他們利用這種權力監禁、恐嚇、流放或殺害那些可能持不同意見的人。⑧他們消滅了所有表達不同意見的手段，例如選舉、新聞自由、自愿集會。對外國的民眾和觀察家，當局會解釋說這雖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要的:比如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地震后可能宣布的戒嚴令，這只是個緊急情況下的臨時措施。這一論點的含義是，他們最終將恢復憲政，并恢復民眾持不同意見的權利。然而，盡管這種解釋是針對那些必須安撫情緒的外國人，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過渡”時期會被無限延長，而且在政權存續期間也永遠不會完成。

而不同意見的表達，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相互交織。因此，所有極權主義主義制度都必須確實而含蓄地假定，實際上無處不在的利益多元化是邪惡的，必須予以消除。他們會提及現在資本主義政體的混亂和困頓，用自由的混亂和強制的和平作對比，據此要消除地方和地方共同體中個人、團體和階級的“所有眾多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極權主義者的生活觀念是深刻的一元論的，因為他們認為多樣性和競爭是邪惡的。他們并不把國家看作是人類各種利益之間的正義分配者，而是把國家看作萬物的創造者，除官方承認的利益之外，不能兼容其他各項的社會利益。因為正義的概念是公平地評價各種事物，里面包含著對多樣性的承認。因此，盡管在現行的社會制度下，反對是一項憲法功能，但在極權主義社會，這是叛國行為。因此，正如墨索里尼所正確認識到的那樣，極權主義理想在一個地方最徹底地實現了，不是在家庭中，不是在伙伴關系中，不是在市場上，不是在大學里，不是在教堂里，而是在紀律嚴明的部隊中。因為在效忠元首的軍隊組織中，每個人的勞動，每個人的時間，甚至每個人的生命，都由最高統帥支配。

因此，如何消除人類固有的多樣性和矛盾性，是擺在極權主義理論家面前的關鍵問題。他們認識到，恐怖高壓統治，無論在一段時間內多么有效，都是令人反感的，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任何政權都不可能永遠保持足夠的警惕，隨時隨地粉碎反對派。過去曾存在著像羅馬帝國一樣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專制統治。但這個實驗從未在一個了解自由、習慣高生活水平的人群中進行過。此外，古代的專制制度是靠征服建立起來的，而新的專制制度，只有在人民全體改變信仰的情況下方能延續。因此，集體主義學說有義務提供某種似是而非的公式，承諾消除社會上的沖突。

為了消除社會上的沖突，極權主義者開始制造官方的學說，希特勒的人種改良計劃“生命之源”就是其中的關鍵一步。希特勒宣稱雅利安人至上，迫害猶太人，但當時很多人不明白統一人種對希特勒有什么意義，統一人種為了什么，為什么屠殺的是猶太人而不是其他人。李普曼說，“大家視法西斯主義為一種社會改造學說看不懂時，不妨換個角度。我來進行一個簡單的假設：他們的政策源于缺乏物資資源來維持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在準備對外擴張。”⑨“到1900年，猶太人中已有80%上升到中、上層資產者的納稅階層之中，其中50%以上是獨立經營者，這是非猶太人比率的2倍。而在1914年，六成猶太人居住在大城市中，這是非猶太人比率的3倍。100個最富有的普魯士人中有30個是猶太人”。“到1895年，猶太人學生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已上升到10%”⑩猶太人又只占全國人口1%，所以很容易將其與“權貴階層”、“剝削者”等可用于污名化的詞匯掛上鉤。消滅他們，在希特勒看來，是他能煽動民眾、統一思想，克服人民不同訴求所帶來的矛盾，同時又將社會損失降到最低，并可以一舉奪取猶太人控制的資產資金，一石多鳥的“好方法”。

同時，李普曼分析道：“正是大家沒有把法西斯主義視為一種國家動員令，這種整體才顯得新奇或難以理解。”width=17,height=17,dpi=110一個處于戰爭狀態的國家的所有現象都重現了。罷工和停工被無情地鎮壓，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背叛。仇恨被煽動成白熱化。冷酷無情是值得贊賞的。希特勒認為“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是愚蠢、懦弱和傲慢的混合物”。width=17,height=17,dpi=110只有軍事美德會得到官方認可,人們也只會被教導這些東西。墨索里尼曾說“戰爭會激發人們身上的最大潛力，要賦予那些勇于參與其中的人莫大的榮耀?！眞idth=17,height=17,dpi=110在戰爭時期，一些殺戮是“必要的”，它使非戰斗人員感到他們正在與某人交戰；它使人們的心變硬，就像刺刀一樣，直到他們覺得把冰冷的鋼鐵刺進鄰居的肚子里也是正義的。他們把一切學問用于宣傳，把科學用于提高軍事效率，這在戰爭的進行中是不可分割的。此外，還有一種迷人的理想主義，即在戰壕和墓地之外，都是他們的應許之地。

李普曼認為，不論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抑或是極權主義，可能最終追求的目標都是社會和平和生產力的發展。但是他們手段的正確與否，即是否以人為本，決定了他們掌握的是真理還是詭辯的學說，是否順應人民的期盼和歷史的潮流。

3新自由主義設想

3.1重拾經濟信條

在李普曼提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設想之前，威爾遜曾在其總統任上提出“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兩者有什么不同?首先，威爾遜版本的新自由主義可以看為是自由放任主義在新時期的新表現。因為它提倡自由貿易和公開競爭，不抑兼并，上任總統老羅斯福大力提倡的反托拉斯運動在他任上逐漸停了下來。第二，運用美聯儲的力量保護金融、工業巨頭，推進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經營模式的現代化增強了巨頭們的實力。第三，人們要求改善工人的待遇，威爾遜立法將婦女、兒童送回家中，限制其工作的機會，保障了男性的工作崗位。這使得婦女的社會從屬地位合法化。威爾遜也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某個程度而言，他只是復辟了19世紀的自由放任主義，不能有效解決現存的社會難題。

李普曼新自由主義設想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是發現勞動分工的重要性；而它尚未完成的任務是如何使法律和公共政策能夠適應這種大規模專業化的生產方式，讓世界各地的人民和地區之間建立一種日益精細的相互依賴關系。李普曼指出，從各地人民的自給自足過渡到在世界經濟相互依賴，是人們有記錄以來最具革命性的體驗。它迫使全體人類融入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從而改變了原有的風俗習慣、制度和傳統，改變了整個人類的世界觀。許多人不得不重新調整自己，不僅要適應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要不斷在新的環境中適應更新的生活方式。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精神上的困惑、沮喪和不安感已經滲透到所有現代文化中，真實地反映了重新適應新生活節奏帶來的痛苦和困難。

人們不知道該祝福新秩序還是詛咒新秩序，這取決于他們選擇站在這場革命的支持側還是反對側。對大多數人來說，它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對其他人來說，這是對他們習慣的殘酷顛覆。因此，對一些人來說，19世紀似乎是一個進步的世紀，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一個退化的世紀。兩種觀點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證據加以支持。因為勞動分工創造了更多的財富，但它也產生了無產階級。勞動分工使人類相互依存，因此，人類的繁榮建立在和平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則之上。但這也讓那些抗拒合作、試圖維持原樣的人產生了危險的不安全感。

極權主義其實就是保守的人們運用各種手段來抵制日漸加深的專業化分工的苦果。width=17,height=17,dpi=110因為今天的市場還無法準確回答人們未來的年輕人可以從事哪些行業，進行投資并獲利。從廣義上講，市場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調節了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但是存在很大的誤差。從個人的角度出發，選擇職業和投資個人儲蓄是長期的承諾，“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入錯行對個人而言會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然而，市場勞動力短期價格波動往往具有誤導性，而且在人們能夠自我調整之前，其劇烈程度足以毀掉許多人的生活。

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幾乎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必須逃離市場無形之手的控制，青睞于轉向政府的有形之手的調控。width=17,height=17,dpi=110李普曼認為，極權主義運動的許多表現形式恰恰是對市場經濟的反叛，可能就是出自于人們自我保護的需要。但是，極權主義之下的經濟形式，會由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為指令性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只有當一個國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服務某一特定的任務之上，比如戰爭動員時，才可能在沒有市場調控的情況下指導生產。因為假設在社會的和平狀態下，人會趨向于擁有無限的需求，而指令性經濟是不可能預測并滿足人民的各項需求的。只有在戰爭的緊急動員中，才能通過強征標準化勞工和配給標準化商品來壓制這種無限的需求。

李普曼重新認識到，現代世界不斷取得進步的思想根源在于亞當·斯密發現了國家財富的增長來源于不斷加深的全球市場勞動分工，因此，市場需要在開放中不斷加以完善，這樣才能消除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由于各國互建關稅壁壘，釀造出經濟大蕭條的惡劣影響。

3.2改進法律體系

既然通過更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可以更加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這一指導思想一直都未遭到拋棄，那又是什么阻礙了它的實施?李普曼寫道，“正如亞當·斯密在1776年所定義的那樣，調查的目的是確定‘提高勞動的生產能力，使勞動成果自然地分配給不同的階級的條件和秩序。但自李嘉圖后的經濟學家們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第二部分(分配)上?！眞idth=17,height=17,dpi=110斯密關注新經濟的前景，到了法國大革命期間，馬爾薩斯關注的是新經濟的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落差；直到李嘉圖的時代，新經濟模式已在英國成功建立。李嘉圖并不關心財富的增長，因為當時財富確實在不斷地增長，經濟學家根本不需要為此擔心，他甚至說服自己，探究增加財富總量的原因是“徒勞和虛幻的”。于是他們構想了一個空想的社會秩序，他們認為所有人生來都是自由的，都有平等的機會發展和必定會利用他們自身不同的天賦。他們認為工人、經理和企業家能夠實現高度專業化，同時能在不同時期投身于不同行業。他們認為社會沒有法律特權，沒有自然壟斷，沒有限制貿易的陰謀，只有同樣聰明、同樣了解情況、地位平等、具有普遍適應性的人之間的完美和公平競爭。

這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只是看到了海市辰樓便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了理想的國度。但在他們筆下描繪的不是真實世界的圖景，而是需要重新塑造的世界藍圖。他們忽略了，要在實踐中取得成效，就必須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改革。而他們卻沒有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批判性研究和改革，而只是不停在對如何遵循現有制度提出各種想法。這些故步自封、阻礙發展的自由放任經濟理念上升到法律層面，便認為存在一種自由領域，在這種自由領域中，一邊是市場經濟在發揮支配性作用，另外一邊則是國家擁有管轄權的法律領域，兩者運行良好，互不干涉。

李普曼認識到，這個錯誤的后果是災難性的。為了建立這個假設的和不存在的自由王國，自由主義者成為了現存法律不加批判的捍衛者，而捍衛者們在這個領域占了絕對性上風，使所有對這個領域帶來的虐待和苦難的控訴都是無用的。他們認為在市場中沒有法律，只有天賜的自然秩序，所以他們教導人們要不假思索地順從這種帶有神意一般的市場體系。實際上，他們是在捍衛一個由過去的法律殘骸和社會上強勢階層為保護自己利益所作的修訂混合而成的法律體系。同時，他們假定先天已經存在一套管理財產權利、契約和公司的人造法律體系，當然，他們是不會關心這套法律體系是好是壞，或者如何加以改革或改進?，F代的自由主義者不可能提出“現有的法律是否良好，以及如何進行改革”這個問題，更不用說找到答案了。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失去了在各進步主義國家思想領域的領導權，為什么進步主義運動背棄了自由主義。李普曼剖析到，正是自由主義者的不思進取，導致了現在極權主義泛濫成災的困境。

他提出了以下幾條法律修改意見：

1.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力和資本都要在市場中自由流動，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人類雖然不像農耕時代世代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但人們還是傾向于長時間穩定地在某一區域內活動。因為資本比勞動力更具流動性，所以必須加大其流動性，以補償人類對遷徙不可避免和一定程度上的抗拒。法律和社會政策的目標必須是促進和鼓勵資本的流動。當資金轉移到遙遠的地方，并在遙遠的管理者控制之下時，必須給予資金安全保障。因此，必須要求發起人對其發行的證券的價值和誠信承擔主要責任，并要求經營者對其管理股東資本承擔連帶責任。

2.基于存在單個農民對中間商、經銷商缺乏議價能力，消費者不能辨別所購買的商品品質是否符合需要的普遍問題，法律有責任保證其市場是有效和誠實的。由于一個法律不能在議價能力弱者和議價能力強者兩方中不斷進行調和，所以應鼓勵和保護生產者采用多種辦法直銷市場，減少市場的中間環節。也有必要讓賣方承擔不誠實描述商品的責任，將售賣有害商品的行為視為非法行為，規定同一產品標簽標示的貨物要達到同一合格標準，人們只需要根據價錢就可以判斷他們是否買到了最好的產品。width=17,height=17,dpi=110

3.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印象：所有企業都趨向于壟斷。但如果人們認真審視所有公司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根本沒有公司在公平競爭中取得過真正的壟斷地位。除非存在著法律特權，否則沒有任何壟斷能長期存在。法律特權可能是特許經營，或者獨占某一自然產品，也可能擁有某一領域專利或有關稅傾斜保護。既然現代公司制度是在現代法律的基礎上建立的，壟斷源自于法律承認的特權，那就修改那些壟斷公司賴以生存的條款，從根上破除壟斷。

4.國家應被賦予保障財產安全和執行合同的權力，因為法律是國家頒布和執行的，所以也理應有權對任何特定的權利進行適當的審查。自由主義先驅者將法律置于超然地位，更把現存的財產權當作絕對理性在法律中的化身，抑制了社會對法律的公正性、適用性和便利性的探究。為使法律適應充滿活力的經濟所作的努力都是暗中進行的，一直無法上升到法律層面，它被排除在日常的科學探究和理性辯論之外。但財產權是一種極其復雜而又具有思維差別的權利綜合體，在經歷了這么多年發展后，它的內涵理應有所改變，法律的適時修訂不但有利于破除財產權不可更改的神話，而且有利于促進新時期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3.3恢復社會共識

政府作為法律的執行者，當它采取行動時，它尋求的是對爭議作出判斷，而不是制定行動方案。李普曼據此認為，社會為政府提出的考驗可以簡化為下面一系列關于正義的問題:在與他人交往時，是否有人被人為地賦予特權，而另一些人則被人為地限制；人們是否信守承諾；是否利用欺詐、暴力或腐敗(不擇手段)來達到目的。width=17,height=17,dpi=110在這類問題上，普通人能夠通過聽取倡導者的意見得出結論，并能與主流價值體系達成共識。但是，當人民及法律被要求解決的不是或多或少具體而現實的正義問題，而是有關未來社會的秩序、目的、規劃和管理問題時，他們的意見沒有合理的評判標準，他們就像漂流在一片未知的海洋上，頓失方向。普通人有可能決定個人之間是否公正地對待彼此；他們甚至有可能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說正在行使的權利，例如在開發土地或雇用童工方面，是否損害了子孫后代的利益。但是誰能說這個人管理社會秩序的計劃比那個人的好呢?沒有人能證明他說的是否屬實，每個人都只能作相應的承諾。因為沒有一個主張可以被證實，所以要執行某一主張就就只能依靠強制手段。導致原來可以通過協商達成相對一致的意見，最后只能降級成各種無法解決的特殊利益相互沖突。但是，在個人的利益沖突中追求公正，一定要保持輿論的健全，使它接近問題的實質；而極權主義的目的，就是無形中鼓勵一種集體瘋狂，在這種瘋狂中，由于缺乏判斷利益訴求是否合理的標準，最黑暗和最原始的欲望被攪動，誰的拳頭硬誰說了算，結果是邁向戰爭。

所以，一個由有限能力的人們組成的社會不能有比伸張正義更宏偉的目標。當它把自己的功能局限于此時，就不會使人們產生錯誤的期待。人們受到法律的普遍保護，雖然這里不存在完美的司法系統，但它的判決是以公正的意圖為指導的，是在雙方當事人出庭后作出的，判決并不代表某些反復無常權威的意志，是可以重新考慮和推翻決定的人作出的判決。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雙方必須進行生死搏斗的問題，矛盾不會被激化，這樣就能作出最佳的判決。不要求國家的決定每一個都十分明智，這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圍，國家只需要在人民心中樹立一個真誠的信仰，即它的決定意味著公平，而政府要作出最大的努力來維護公平和正義。

4結語

在《美好社會》中，李普曼論述極權主義如何控制社會，可以部分解釋為何羅斯福新政并沒有解決大蕭條帶來的經濟衰退、但二戰的到來解決了社會問題：因為羅斯福新政只是在分配層面進行努力，一系列的法規都是有關如何保證人民的基本福祉、降低某些行業“過剩的”產能，和大興土木進行大型社會公益性工程。殊不知，經過了20世紀20年代的柯立芝繁榮，人們習慣于提前消費，不再愿意進入工廠進行繁重的勞動，美國經濟早已脫實入虛。美國在應對大蕭條危機時正是缺乏足夠的產能來支撐人民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限定農業、工業產品數量等降低產能的行動和更大程度上進行的全民福利政策在生產力沒有充足發展的條件下，只能導致人民從小康生活退回到為生存而戰，只能導致普遍貧窮。到了1939年，由于龐大的公共支出計劃，導致政府國債比胡佛在任時期翻了一番，達400億美元。width=17,height=17,dpi=110政府在1931年財政還略有盈余，到了1939年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赤字，無力再推行各項計劃。李普曼認為，當時羅斯福新政不能解決“造蛋糕”的問題，只能解決如何“切蛋糕”的問題，即國家實際上并不能自行創造出生產力，而只能在再分配方面行使自己的職責，所以大規模的建設工程在他看來也只是在進行再分配的努力，并沒有切實增加社會的總體財富，無助于解決經濟蕭條的危機。

因為生產和分配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比如原來的社會能生產10個雞蛋，富人要3個，窮人要7個，能各自過好自己的生活，富人只需2個雞蛋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還能拿出1個雞蛋進行投資；但由于“生產過?！保u蛋在市場上不能賣出好價錢，所以下令減產，現在只能生產8個。那么按原有分配，窮人要7個雞蛋，國家為了社會穩定，便勸富人只要1個雞蛋，這時富人不夠資本用于投資，產品的產量便會進一步縮小，造成惡性循環。而投入二戰之后，美國為了戰爭需要，消除了人民生活的多樣性，放棄了回應人民的不同訴求，一切為了戰斗，產生戰時經濟，強求人民適應戰爭體系，才在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基本解決了就業問題和維持一定經濟水平的發展難題。而在戰后解除美式的戰時體系后，如何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難題又再次出現，但這次他們吸取教訓，不只在分配層面進行政策調整，而且下大力氣在生產領域進行“供給側改革”：利用馬歇爾計劃的資金在國外購買服務，吸引外國工廠投資美國，美國的實體經濟得到了回復，再加上大量戰時軍用科技進入民生領域，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造就了50、60年代的經濟繁榮。正因為運用于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的解釋也同樣能套用于美國身上，李普曼才不禁為美國的將來捏了一把汗。

李普曼的思想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李普曼本人早年在政府任職，而后當報紙主編時又周游各國、交友廣泛，所以其政治和社會論述十分扎實。但他非經濟專業出身，其理論的弱點一般在其經濟論述上，在本書表現甚為明顯。

第一，他認為“通過對不勞而獲的收入加征重稅，可以使收入分配平等，使一些人生活水平提高，另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中產階層。按照這個標準，消費將增加，過剩儲蓄將減少?！边@個論述有以下幾個問題：其一，如何界定“不勞而獲”、“中產收入水平”?沒有清晰的界限，只會導致如蘇聯的余糧征集制一樣，在收繳過程中，把農民必要的口糧都會被收走；而對于論述中的富裕階層，則有可能把他們正常生活的錢都被拿走。width=17,height=17,dpi=110其二，這項舉措有導致平均主義和集體貧窮之嫌。如果富裕階層辛苦掙來的錢過多被征收作為公益之用，不能對他們形成足夠的激勵作用讓他們繼續積累財富，那么他們就會偏向于將財產總量停留在一個他們認為合適的位置，不再增長。這樣會導致拉動社會發展的有效力量被削弱，原先想用富人的錢去幫扶窮人的設想也因缺乏前提所需的資金而無法實行。而且，長期實施“均貧富”行為，不幫助窮人“授之以漁”，只會助長窮人“等靠要”的思想，無法帶領他們真正脫貧，更遑論使他們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

第二，他認為自由市場原則下，各個主體公司保留利潤和投資的權利是聽任經營者胡作非為。他的這個觀點與時下“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觀點如出一轍，他認為壟斷企業賺了大錢，而不繼續投入市場中進行資金循環，保有利潤，是導致百姓貧困的“罪魁禍首”，我們可以參考李義奇教授的論述來反駁這個觀點：“金融以貨幣為工具，通過資金流轉引導資源配置，如同水往低處流，資金往往青睞風險與收益較好組合的項目。由于金融活動自身逐利性的要求，不會有最終不落實到具體項目的資金流轉。我們看到的資金在金融機構間盤旋，定是體制機制梗阻，資金留滯在不需要它的地方，直接流不到需要它的項目，必須要多轉幾個圈，繞過體制機制的梗阻，最終還是要轉到需要它的地方去?！眞idth=17,height=17,dpi=110

第三，我們回過頭來看李普曼的這個觀點，如果企業無法保有自己的利潤，該企業就不能覆蓋成本和擴大再生產，就會導致企業生產能力下降，出現財困，最終導致企業倒閉，屬下的員工也會飯碗不保。若公司無法保有利潤，即意味著更高一級的組織會掌握其利潤，其指向很明顯就是政府。他更認為要“進行社會控制，以使地方的實際儲蓄與實際投資相等”。width=17,height=17,dpi=110此等設想非動用行政力量大規模干預經濟不可，但政府對社會經濟運行全盤掌握又與其反對政府過度擴權、樹立法律威信的思想相違背。

瑕不掩瑜，李普曼在《美好社會》中提出的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設想是一整套恢復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良藥，它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為生產力發展兼容社會公共利益找到一條現實主義的出路。他呼吁人們摒棄過去已經教條化的自由放任主義，排除極權主義帶來的威脅，團結一致為新自由主義設想而奮斗。盡管他的設想被同時代的人抨擊為異想天開，但美國二戰以及戰后的發展都印證了他設想的正確性。我們也可以從中學習借鑒，為如何回應日益增多的社會訴求和重建社會精神紐帶提供些微參考。

作者：梁宏衍 單位：江蘇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