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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產業特征與發展前景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制造業逐漸從傳統的生產要素捆綁中解放出來，知識經濟改變了傳統的物質生產向智能技術研發重心轉變。全球經濟競爭發展為高端智能產業的主力軍比拼，起步較早的發達國家，憑借著雄厚的資金技術首先進入智能產業時代，促使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發展智能產業隊伍。智能制造業高收益顯著高于低端加工生產制造。如今發達國家智能產業的發展高度已不再是單一憑借技術優勢，而是技術、知識、管理制度和人才相較量的綜合創新能力。長期作為發達國家附屬的“造物車間”，降低了發展國家制造業產業的自身抗風險能力，極易被國際貿易環境改變所波及，更難以保證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當前的智能制造業也屬于新興產業范疇，代表性特點是規模較小與尚未完善成熟的產品和市場，其產業鏈是由產品研發，生產和管理等多環節緊扣的連續性過程，代表性的產學研集于一身的管理模式，而智能制造的產品種類包括實體、軟件系統和智能管理服務平臺。總體智能制造的具有擴張性的發展趨勢，存在更多的發展空間容納新興產業的擴充。具體而言，初具規模的智能產業的生產覆蓋面應包括產品、生產系統和企業整體的智能化為特征。產品的智能化體現為將數據控技術與信息化處理技術注入產品中，產品市場價值則由其智能技術水平高低所決定。目前智能化在產業生產中的運用基本以生產線系統的IT控制、生產程序人工預設系統，數據采集和實時生產監控可達到高效的定制生產功能。適用于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個性化產品需求的快速批量生產。“互聯+”產業模式也讓制造商原有生產模式從B2C向C2B轉變；讓企業高層統籌者將管理目標設定在協調內部部門間的控制、管理、生產環節高效交接同時，更加注重延伸產業鏈、設計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產品、流通銷售環節與工業物聯網相對接。從強調對生產資料與生產要素主動控制權向資源動態需求變動生產理念轉換，進而促進了產業間資源的最優化配置。

二、加快我國產業“智能化”轉變的重要性

如何維護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是攸關我國傳統制造業企業生存的課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農業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基礎，為工業的起步貢獻了必要的資本積累，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悄然而至，中國制造業緊抓機遇成功得搭上了高速疾馳的全球制造業列車，承接跨國公司的加工生產外包項目，從此“中國制造”便成為了全球價值鏈中的一部分。由于前期發展過度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為大量國外品牌貼牌生產而迅速占領了國際市場份額。顯然，產量與價格優勢并不能為中國制造立足全球市場長久之策，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和品牌的雙引擎就不具備在國際市場上單打獨斗實力。從“世界工廠”的日不落帝國的崛起再到美國、日本、德國等制造業帝國的相互輪替的制造業發展史表明，雖工業革命促發生產力空前上升，但工業化所造成環境污染的問題又擺在了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壁壘重重不得不讓這些“先行者”重新思考探索解決之策，唯有將產業發展重心轉向發展智能產業成為眾家之選。同時也指明了依賴傳統加工制造為主線的制造業必須擺脫密集勞動力模式禁錮，突破傳統模式思路，才能迎接未來智能化產業比拼較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低端加工制造的產業主體格局有所改變，許多跨國公司把其研究機構設立在我國，如運輸設備、信息技術、生物制藥等產業為主要領域，但核心技術、知識產權并非掌控在我國制造產中，需逐步提高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作用。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傳統制造業既存“智力”不足的軟肋，又患有自主知識的根基不牢的弊病，務必審慎防范知識經濟控制權下的產業轉移陷阱。產業轉移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發達國家為了降低機會成本而交換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等政策優待的條件，讓發展中國家成為產業轉移的最大收益者，但這實際上是發達國家進行產業戰略布局調整的策略。隨著時間推移，機會成本日益加大，演變成發展中國家過渡依賴西方自主知識技術，自主創新能力被抑制，且自主知識研發基礎薄弱，甚至付出環境資源破壞和財富流失的慘痛代價，安全風險存在易使我國制造業陷于外國知識產權控制。故此做好我國人才資源的挖掘、培養、投入等工作都將成為未來智能制造道路上勢必補齊的短板，追趕與發達國家之間在軟實力上的差別。

三、美國、日本、德國智能產業發展概況對比分析

我國智能產業發展仍存在許多制約因素，雖現階段是繼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工業用品生產國，但相對比之下，生產規模較小不及美國與日本的四分之一；工業增加值率低，其中產品的加工生產的附加值占比低，僅為美國的25.12%和日本的29.32%；而勞動生產率更是落后于美國、日本和德國，分別為前三者的5.01%、4.22%和5.89%。若以垂直分工視角分析，我國制造業位于國際分工的底層。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工業大國擁有機械設備精細制造能力，密集豐富的資源要素投入，外加金融市場資金支持。這種分工位置對號入座的只能是勞動密集型生產的發展中國家；技術密集型的智能制造卻占據分工金字塔結構的頂端，并具備長期性和高附加值的特征。上個世紀70年起進入美、日、德三國制造業騰飛的黃金期，三國不盡相同的發展模式是由自身相對優勢出發，美國沿著以研發和生產為主線，加大對進出口的政策扶持，符合產業發展生命周期模型的特征；日本發展模式更似燕行形態理論模型，大力提升國內生產能力，意在增加出口貿易激發本國制造業生產潛能；德國則依托于產業集群效應，構建產業間共生互補的良性循環模式，供應更多具有多樣性高科技產品。當制造業發展后半期時，美國、日本和德國大量向外轉移低端生產加工線，國內呈現制造業“空殼化”現象，國內主營資本操控的虛擬經濟。然而金融危機后虛擬經濟泡沫破裂，使高失業率，低迷貿易額量等經濟衰退征兆頻出，要求發達國家回歸實體經濟重振計劃提上議程，并取得一定客觀效果。美、日、德的重振規劃中都突出了智能制造產業的獨特地位，美國一直是智能制造技術的全球領導者，熟悉的人工智能、控制論、物聯網等都起源于太平洋東岸。美國頒布許多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的政策，把制造業中心放在智能制造平臺搭建上，借助“再工業化”進程推動對外貿易，拉動就業率增加。日本智能產品擁有高精準、人性化特點，如機器人技術就領先于全球。但國內經濟在金融危機受肆虐受挫后一蹶不振，在調整產業發展方向時，日本政府有針對性地對市場培育、人才培養、技術研發等進行了政策扶持。特別是應對去“產業空心化”時，則凸顯以智能制造業為主調方向，試圖以贏取知識經濟競賽得以重返全球市場原有位置。雖然德國仍需面對未逝去的歐洲債務危機余波影響和適應國家政權的頻繁更替的不利環境，經濟依然保持高增長態勢原因在于，制造業被奉為德國經濟的增長源，只有科學技術在產業轉型進一步得到釋放，才可保證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作用。美、日、德在傳統制造業向智能產業轉換上成功經驗，為我國成功實現智能制造產業道路點亮了引航燈。

四、經驗啟示

美、日、德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憑借智能產業發展強勢回歸實體經濟的戰略規劃，值得我國對智能產業初步探索的經驗學習與借鑒。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產業空心化”無疑給金融風險創造了爆發經濟危機的機會，同時告誡我們扎實實體經濟發展基礎的必要性，未來知識經濟迅猛發展中，制造業應被給予更多的重視，特別是產能過剩老舊工業區成為亟待轉型升級的目標區。另一方面，加快智能產業發展步伐，提高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增加產品附加值來提升產業獲益水平，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再工業化過程，我國的智能制造不是簡單制造業重振，而是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使制造業和服務業相結合的智能化高端發展。從參與主體而言，企業應著重增強研發技術開發，提高自身創新能力，將智力高效轉換輸出，憑借技術優勢逐步進入世界智能產品市場行列。而我國政府應為智能產業提供資金支持、政策傾斜等有利環境，大力培育社會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新風潮。在當下經濟發展放緩時，人才的作用尤顯突出，我國智力市場的潛力巨大，注重“智力庫”的培養，減少與國外競爭者的時間差，有效借助智力資源促發智能化的變革。故此，發展智能產業是我國制造業改造的必經之路，只有企業、政府等多重主體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朝著定點目標前進，得以攀登全球制造產業鏈的新高峰。

作者：雷心恬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