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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力制衡理論及其述評

(一)通過權力制衡來實現腐敗治理的基本觀點我國有很多學者通過介紹西方的權力分立制衡思想來主張權力制約理論，認為加強權力制約是實現腐敗有效治理的重要理論根據，其推演邏輯與理論主張主要是:首先，權力具有雙重性。權力之所以可能產生腐敗，是由權力的特性決定的(“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權力本身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可以給人類社會帶來福祉，運用不當則可能帶來腐敗。其次，權力具有自我擴張的本性，缺乏制衡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我們甚至可以將腐敗公式化為:腐敗=權力+缺乏控制力+機會，基于人性惡的假設，缺乏制衡的權力必然傾向于擴張濫用，為個人謀取私利。再次，必須分解權力，以權力制衡權力或通過權利制約監督權力。最后，必須設立權力制衡制度機制。一些專家學者提出:我國的權力結構受前蘇聯體制影響很大，呈現出一種橫向集中于黨的系統、縱向集中于中央、黨內集中于領導者個人的權力配置結構，國家缺少權力制衡機制。因此，為實現權力的制衡，必須在授予一項權力的同時，就配置與之相應的制衡機制，使權力與權力之間相互均衡，監督和制約，形成良性的、均衡的權力運行狀態，使縱向與橫向權力之間既互相配合，又達到互相監督和制約的目的。同時，還要完善人民權利對權力的制衡和監督，強化權利對權力監督力度。

(二)對權力制衡理論的評述權力制衡理論是政治學中的經典理論。權力制衡，意味著在制度設計上，通過權力的分解、制約，給權力運行安上剎車裝置，防止權力不受任何控制、脫軌運行。然而，討論任何腐敗防治理論都必須在特定的政治體制制度環境下展開，因此，對當代中國科學治理腐敗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在人大立法權、國務院行政權、“兩高”司法權等權力之間再進行大動干戈地“分權制衡”，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每一項具體權力內部實現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約。中國的權力監督制約難以形成的原因之一是權力的高度集中，特別是各單位內部權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單位“一把手”往往對本單位權力具有不可否決的行使權。如果“一把手”民主作風強、民主意識濃厚，現有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尚能在有限空間內發揮一定作用;如果單位“一把手”是個人意志強、民主作風淡薄者，現行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便會立刻全部失效，結局是權力行使的整個環節都由“一把手”說了算。所謂副職的分工(實際上就是一種權力的監督制約)、紀委監督、群眾監督，都難以切實有效地發揮作用。不受監督制約的“一把手”權力往往不知不覺間滑向濫用，能夠解決問題的，只能是在權力腐敗變質的情況下，“多行不義必自斃”———案發被查。這種案例并不鮮見。因此，在中國具有現實意義的是必須對“一把手”的權力實現有效的監督制約。談到中國的權力監督制約，不能不涉及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黨政分立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對黨政分立是有深刻認識的。劉少奇同志曾指出:“我們黨是國家的領導者，但是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該用黨的組織代替人民代表大會和群眾組織，使他們徒有虛名，而無其實。如果那樣做，就違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會使我們耳目閉塞，脫離群眾，這是十分危險的。”［5］鄧小平同志更是提出:“我們絕不能像國民黨那樣搞‘以黨治國’”，“‘以黨治國’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6］事實上，現階段對中國權力監督制約模式破壞性最大、最具普遍性的問題就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政分離實際上是一種較佳的政治制度設計。“黨”超乎于“政”，通過對“政”思想、組織上的領導，實現對“政”的領導，既有利于使黨相對超脫于復雜具體的利益關系，又有利于維護黨的權威，較好地實現了人事、行政等權力間的分立、制約、監督。然而，當前的情況是，由于行政權更加具體地涉及到現實利益的分配，許多情況下，一些黨委負責人傾向于改變超脫的姿態，“躬行于下”，普遍而廣泛地干預行政，導致“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因此，要實現中國的權力分立制衡，呼吁、踐行黨政分立是切切不可少而又最為緊迫重要的。

二、亨廷頓的腐敗理論及其評述

(一)亨廷頓現代化理論簡介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HuntingtonSamuel•P，1927－2008年)，美國當代極負盛名卻又頗有爭議的保守派政治學家。1968年，他出版《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從宏觀上整體論述了新興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道路上遇到的種種問題。該書出版后，迅速引起廣泛關注。在該書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中，亨廷頓花了一定篇幅論述新興國家的腐敗問題，這些觀點對我國反腐敗理論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對腐敗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提出如下觀點:第一，腐敗是現代化的產物，特別是政治意識擴大和政治參與擴大的產物。處于變革時期的國家容易出現腐敗現象，腐敗程度與社會和經濟迅速現代化有關。第二，現代化容易滋生腐敗的原因:一是現代化導致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轉變;二是現代化開辟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助長了腐敗行為;三是現代化過程必然是政府權威和各種受制于政府活動增加的過程，而這會導致“政治體制輸出方面所造成的變革加劇腐化。”第三，不過，腐敗并不是完全無益的，腐敗常常可以避免暴力沖突對體制的根本性破壞。腐敗與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腐敗可能成為改革的替代物，腐敗和改革結合可能成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緩解各集團要求改變政策的壓力的作用。對于傳統規范仍然強大有力的傳統社會，一定量的腐化不失為一種打通現代化道路的潤滑劑。但這是有限度的，發達的傳統社會能因有少量的腐敗而使自身得到改善，但是在一個腐化已經盛行的社會里，腐化進一步蔓延就于社會無所裨益了。第四，政黨政治是消除腐敗的有效手段，在缺乏有效政黨的國家里，在個人利益、家庭利益、集團利益和宗族利益占優勢的社會里，腐敗最盛行。

(二)亨廷頓現代化理論評述亨廷頓的觀點是深刻的，一定程度上也在當代中國得到了集中反映。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處于僵硬但絕對穩定的傳統社會中，腐敗雖然在局部地區、特定事件上有所體現(如高層領導的特權腐敗)，但整體上并未成為中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而恰恰是改革開放之后，整個中國社會的活力被激發，大跨步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腐敗迅速呈星火燎原、愈演愈烈之勢。這恰恰印證了亨廷頓“腐化程度與社會和經濟迅速現代化有關”的觀點。而亨廷頓關于現代化過程中腐敗盛行三個方面原因的詮釋，也能較好地解釋中國腐敗高發的機理，因而一再被中國學者引用。首先，現代化導致價值觀的轉變。這在當代中國幾乎是難以否認的客觀現實。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價值觀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城鎮，都遭受到了致命性的打擊，當前出現的“笑貧不笑娼”、“羨貪不敬廉”等等不良社會風氣，無疑與現代化過程中物質、金錢對人們心理的沖擊導致傳統價值觀的崩潰有關。而反過來，人們價值觀的轉變又深刻地影響著對待腐敗麻木、認同的態度，加劇了腐敗的惡化蔓延態勢。其次，現代化導致社會財富的增加。雖然中國古代亦有縱欲享樂的種種記載，但與現代社會物質極大繁榮后的窮奢極欲相比，顯然還是相形見絀，因此，說社會財富的增加導致腐敗的加劇并非言過其實。再次，現代化過程中政府權威的擴大和各種受制于政府活動的增加。這幾乎也是不爭的事實。當前中國腐敗高發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國家公權力對市場經營活動干預太多。規范、健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并未真正建立。亨廷頓關于腐敗三個方面原因的分析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腐敗濁流的三大源頭，給了中國學界很大的啟示。但是，亨廷頓理論的缺陷同樣明顯。亨廷頓理論的局限性在于:其關于腐敗原因的分析，僅僅只是告訴了我們“腐敗為什么發生”，而沒有更進一步告訴我們“如何防治腐敗的發生”。亨廷頓的研究，僅僅是一種政治學者敏銳地觀察，卻缺少政治家應當思考的諸如應當如何布局謀篇，真抓實干的問題。不僅如此，實際上價值觀的轉變、財富的增加、國家權威的擴張在任何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過程中，都是必然要發生的，那么，根據亨廷頓的觀點，給我們的感覺似乎是邁向現代化過程中，腐敗是不可克服的痼疾，腐敗幾乎就是與現代化過程相伴而生的魅影。這顯然是人們所不能接受的。人們需要的，不僅是物質文明迅速擴張的現代化，更是政治文明共生成熟的現代化。亨廷頓的論述還告訴我們，當現代化過程結束，社會進入“現代性”之后，政治穩定就會出現，政治穩定中的政治廉潔也必然生長。這顯然也是一種過于樂觀的臆測。如果不積極開辟途徑，堵塞源頭，全面科學有效地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腐敗，腐敗顯然不會自生自滅。也許，基于以上理由，我們不能不說，亨廷頓關于腐敗與現代化關系的論述最多只能算是一種“片面的深刻”。

三、尋租理論下的反腐敗及其評述

(一)尋租理論簡要介紹尋租理論的最早思想萌芽于20世紀60年代。1967年，美國經濟學家戈登•圖洛克撰寫論文《關于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提出形成壟斷地位也需要投入資源，其原因在于:在壟斷形成之前，當事人為達到目的會采取各種方法，包括雇人游說、賄賂官員等，從事這些活動自然需要付出代價、花費資源，而這些資源原本可以用于創造新增財富的生產活動，這樣從全社會角度來看這部分資源就是一種損失，由此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理應計入壟斷的總福利損失。當事人在壟斷形成過程中的活動，實際上就是尋租活動。這一整體分析思路和方法就是后來發展起來的尋租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此后，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者們在圖洛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尋租基本上是通過政治活動進行的，限制尋租就是要限制政府。1974年，克魯格在探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形成原因的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中首次提出了尋租概念，她發展了圖洛克的觀點，并在經驗上估算了競爭爭奪配額過程所造成的損失。該論文使克魯格成為尋租理論的鼻祖之一，也使其成為尋租理論國際貿易學派的創始人。盡管經濟學界不乏關于尋租理論的著述，但何謂尋租，并未形成一個嚴謹的概念。在運用尋租理論分析公共政策問題，特別是腐敗問題時，人們通常認為，“尋租”就是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最為廣泛和常見的非生產性經濟活動中，個人或利益集團為了謀取自身利益，面對政府決策和政府官員施加影響、游說、收買等活動。

(二)尋租理論與腐敗問題較早將尋租理論與官員腐敗問題聯系起來的是經濟學家麥切尼。麥切尼(Mcchesney，1987)將官員納入模型，將政客利用行政干預增加私人企業的利潤、人為創造租金、誘使私人企業向他們“進貢”作為取得這種租金的條件的行為稱為“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將政府官員故意提出某項會使私人企業受損的政策作為威脅、迫使企業與之分享既得利益的行為稱作“榨租”。尋租理論最早在中國提出是1988年，以吳敬璉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率先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上介紹西方尋租理論。吳敬璉不僅引進了尋租理論，而且還在多種場合介紹、宣傳尋租理論，首開我國尋租理論研究之先河。中國的學者們借鑒西方尋租理論分析中國的腐敗問題，其主要觀點是:首先，尋租是腐敗的一種典型表現。從經濟學看，腐敗是一種尋租活動。我國經濟體制處于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分散化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變型期，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健全，導致經濟活動中以尋租形式出現的腐敗行為大量發生。其次，尋租活動的根源在于政府的行政干預。由于政府對公共權力的壟斷，以及對經濟不適當地干預和管制，這就使得某些個人或利益集團積極尋租。因此，治理腐敗的重要措施就是要釜底抽薪，把行政權力同市場交易活動分開。再次，尋租活動的危害不僅在于造成社會資源的大量浪費，引起腐敗盛行，導致經濟效益低下，而且由于尋租產生既得利益階層，阻礙改革的進程。消除尋租的另一重要方法就是要就是解除對微觀經濟活動，包括廠商價格行為的行政管制，放開價格，健全市場經濟，加強市場在資源調配中的作用，開展平等競爭。

(三)尋租理論評述尋租理論是經濟學上的一個理論。但他并不是一個經濟學上十分成熟的理論。經濟學界指出:“它沒有一個系統的研究體系，沒有一個基本的理論研究框架，整個研究工作處于‘諸侯割據’、各自為陣的零散狀態;在尋租理論的旗幟下，沒有形成一支穩定的、內部分工明確的、相互之間經常溝通交流、共同努力把尋租理論整體推向前進的研究隊伍，目前世界各地從事尋租理論研究的學者都是散兵游勇，沒有任何一個研究機構有哪怕是相對固定的研究梯隊或人員，即使是在尋租理論方面已經頗有建樹的幾位經濟學家也并沒有把尋租作為自己唯一的學術主攻方向。”在筆者看來，用尋租理論解釋腐敗問題，也許用語上方便的需要遠遠大于理論推演的需要。權力尋租，很容易聯系到權力腐敗，但尋租理論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卻遠遠顯得不夠成熟嚴密。此外，尋租理論看重的是，在制度的不完善的情況下，社會中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在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使下，不擇手段地“公關”，利用官員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而這種官員手中掌握一定資源、利益分配權力的情況，實際上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都是難以克服的。因此，由尋租理論得出的最重要的反腐敗結論，更應當是制定盡可能完善的官員行為規范和工作程序約束官員的行為，規范官員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同時加強對官員的廉潔教育，強化其抵御尋租的內心自覺，而不是片面地消除尋租機會。

四、制度反腐敗理論及其評述

制度反腐敗理論是近年來以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任建明、程文浩等為代表所倡導的重要的反腐敗理論，制度反腐敗理論近年來影響頗大，特別是隨著2005年1月，中共中央頒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提出“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敗方針”，“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頒布《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提出經過5年的扎實工作，建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框架，制度反腐敗理論漸漸產生具有主導地位性的影響力。制度反腐敗理論的基本觀點是:腐敗發生的原因是腐敗動機與腐敗機會媾和的結果，從外在客觀原因來說，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制度上腐敗機會的多少，腐敗成本的高低，因此，最佳的反腐敗策略就在于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減少制度漏洞，強化制度的執行力(這里的制度不僅包括預防制度，還包括教育、懲治等多方面的制度)。制度反腐敗理論的合理性是明顯的。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腐敗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不遵守制度，突破制度規定運用權力，因此，如果能夠建構合理的制度有效制約權力，顯然有利于從外圍堵截腐敗的發生。不僅如此，誠如任建明教授指出的，制度還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現實世界中的個人或組織的任何行為都是在具體制度約束下的最大化選擇。腐敗和廉潔兩種行為，都是人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做出的理性最大化選擇。制度對人的行為選擇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人的行為選擇不同。以某一個領域的腐敗為例，之所以系統地發生腐敗行為，一定是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結果。理論上，如果想要預防腐敗，最理想的狀態是讓理性人選擇廉潔，這就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和改革，或改變制度安排。

但制度反腐敗的重要問題在于:首先，在當下中國，制度的制定本來就不容易，但制度的執行則更是一個異常艱難的問題。甚至可以說，許多制度，甫一制定出來，就非常不幸地晾在半空中，很少真正執行，從而獲得生命力和執行力。對制度“共尊共信”的良性氛圍在我國很難養成。以至于時間一長，甚至造成了一種社會學上的“對制度的制度化規避”現象。此外，制度執行中的“空擋滑行”也嚴重損害了制度的應有權威性，使人形成“制度疲勞”，從根本上動搖了對依靠制度反腐敗的信心。長此以往，制度竟然成了反腐敗中一種不可言說的屏障:高層依靠出臺制度回應民眾、輿論強烈的反腐敗需求;基層則采取敷衍的態度對待制度;真正應當受到制度制約的權力，則仍是“牛欄關小貓”，進出自如。其次，一些情況下，不嚴密、不科學的制度，甚至自身就成了導致腐敗發生的重要原因(雖然不一定是唯一的原因)。制度上存在漏洞本身就包含了腐敗的機會或對腐敗行為產生激勵，這種例子并不鮮見。如招投標法中的專家評審制度，由于難以做到對專家的真正匿名，專家評審制度的設立，只是使招投標過程中的腐敗行為更加集中，從檢察機關查辦案件情況來看，這幾年來，工程建設領域專家收受賄賂，泄露標底，胡亂打分的情況并不鮮見。再次，制度總是要靠人來執行的(“有治人才有治法”)，而制度執行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成為一項重要權力，并且，從中國的現實國情來看，絲毫看不出這項權力有比其他權力更強的免疫力。制度執行中受到各種腐敗因素的圍攻，而對制度不執行或變通執行、選擇性執行，不僅極大地損害了制度的權威性，而且反過來還增加成為一個新的重要腐敗源。由此，盡管制度反腐敗理論應當成為反腐理論中的重鎮，但絕不能將其盲信為反腐敗實踐中的“靈丹妙藥”，更不可視之為唯一的“華山之徑”。

作者：肖世杰張龍單位：廣州大學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一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