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法治建設中的政府治理文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從“政府管理”轉變為“政府治理”，是新時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內，與多元市場主體協同治理社會，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新模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權力、保障權利為規范的治理準則，以崇尚法治、協商合作為溝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導、多元主體為有限的治理范圍，以運作透明、信息公開為開放的治理范式構成的有機整體。構建政府治理文化對于國家法治建設而言，是建設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設法治政府的支撐力，更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助推器。現階段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在此背景下，通過實施權力清單制度，健全協商溝通機制，支持發展社會組織，加強政府信息公開，有助于全面構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領現代政府治理體系的建設，促進和保障法治國家總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

政府治理文化;法治建設;溝通;多元主體;信息公開

法治是貫穿于社會運行始終的綜合性系統工程，而一國的法治建設于外部顯現為制度規則體系之中，于內部發自社會文化土壤的培育。中國的政制、國情和文化，都成為了構建法治社會的中國因素，因此，對于中國社會的法治，文化建設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文化體現著其所在社會的長期積淀與持久發展，而法治文化作為人類先進文化，是經過長期的歷史進程所形成的支配社會主體實踐活動、為社會民眾所普遍認可的、相對穩定的制度規則、法律價值、行為范式與思維理念的總和。法治文化在中國社會的形成與培養，是法治價值觀被整個社會所接受與認可的過程，而基于中國幾千年封建的人治傳統文化，這一過程需要依靠先進文化群體的先導引領，依賴政府自上而下的逐步推行，因而中國社會的法治文化首先是政府的法治文化，需要以建設政府治理文化為先導，它既是現代政府建設的必需品，也體現出政府治理的法治水平，更是法治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支撐。

一、政府治理文化的構成要素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社會治理”，由原先的“管理”向現在的“治理”轉變，并不僅是詞匯上的簡單演變，更蘊含著治國理念的重大變革。在中國幾千年君主專制的歷史浸潤下，政府一直以來扮演著全能管理者的角色，對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管理細致入微。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社會生態呈現出了多樣性與復雜性，此時以政府為單一管理主體的傳統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轉型時期的新要求，治理模式及其相應的文化則應運而生。治理，指的是在集權逐漸弱化、區域界線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及普遍存在制度分散化的情況下，行政管理中橫向和制度內部縱向的聯系，［1］它體現的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變化，是現代公共治理與服務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理性定位與科學回歸。因此，政府治理是新時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內，與多元市場主體協同治理社會，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新模式，是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結構和運作方式與過程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更是治理的靈魂，它是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有效治理過程中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文化，既是內化于心的意識、觀念及價值取向，也是外化于行的實踐準則和行為方式。政府治理文化既是融入在治理主體及其行為過程中的價值理念及法治追求，也是由規范政府行為的準則制度、約束行為主體的治理范圍、以及治理主體的行為范式所構成的有機整體。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權力、保障權利為規范的治理準則。從管理到治理，簡單地說就是一種政府權力的下放，它將原本政府對社會的包辦式管理轉變為政府與社會組織、個人等多個主體的協同治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會治理更強調運用法治思維，使各方行使權力不得越界。哈耶克就明確指出:“政府的強制權力只能在事先由法律規定的那些情況下，并按照預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2］因此，政府治理文化首先應當為政府行為制定好相應的規范準則，政府治理主體應當在法律規則的框架之內，以法律為其治理行為的基本準則，即政府治理文化首先應當是整合規制政府權力、重視保障公民權利的文化。政府部門必須依法履行行政職責，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基本原則，任何行政部門和公務人員都不享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所謂的權力清單制度，就要厘清政府的權力，將其放置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并對其進行整合，詳細規定行政權力應該被用來干什么，在哪個范圍內運行才是合理合法的制度，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社會民眾的合法權益。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以崇尚法治、協商合作為溝通的治理理念。傳統政治體制下，政府管理社會，大多依賴于強制性的國家權力手段，控制社會，維持社會基本秩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相應的“政府統治文化”，是以“人治”為其基本的價值導向，政府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主要領導者的個人意愿。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根深蒂固的影響，即便在市場經濟影響下的現代中國政府中的政治權力的行使，依然有著人格性特征，權力與個別領導者緊密依附與相隨。在這種價值導向下，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控制與被控制，政府永遠是高高在上的領導者、管理者、命令者，社會民眾對于良好政府的希望往往集中于個別官員身上，卻忽視了政府本身應當賴以建立的形式合理性法律基礎。因此，現代政府治理文化，應當實現由權力至上向法律至上的轉向，法治理念應當成為政府治理文化的基本價值追求與精神要義，在法治的范圍內，以法律為基本衡量工具，政府與民眾實現良好的溝通與協作。將法治作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即要求政府治理的全過程依賴于明確的憲法與基本法律規定，政府整體行為和公務人員的個體行為都是依法辦事，按法行政。法治，是一種以確定規則制度為基礎的治國方式，它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在人類歷史上，法治第一次能夠使得人們在具有共同價值觀基礎上形成的體系，把人們團結起來”。［3］政府治理，是社會公共行政領域，它尤其需要社會各階層、各種利益的平衡與制約，而政府的各項政策規定又容易受到不同階層民眾的各種爭議，因此現代治理就需要依靠一種確定的規范的法律規則體系，依賴于法治的基本準則和對話程序，讓法治成為政府與社會民眾、社會各階層之間對話溝通、交流協作的有效工具，成為貫穿政府治理始終的價值理念。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政府主導、多元主體為有限的治理范圍。“國家治理能力，是國家治理主體制定國家治理目標、路徑和戰略，運行國家治理體系，領導和組織社會成員是貫徹實施國家治理要求、駕馭和引領國家治理過程，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素養和本領的結合。”因此一般來說，治理主體素養和本領水平的高低，決定著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在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是唯一的管理主體，“全能型”政府的管理模式，無所不能，無處不在，事無巨細，大包大攬，同時社會及其民眾則是被其以“家長”角色管理的對象。由此帶來的弊端:其一，政府對市場經濟與公民生活過程的過多參與，反而成為社會經濟有機運行的制約，掣肘公民社會的自然生長，同時也造成政府治理效率的低下;其二，政府的全能型定位，使得政府權力不加限制地滲入社會各個方面，容易損害公民合法權益，造成社會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升級，關系對立，不利于良好穩定社會秩序的形成。因此，面對當下社會轉型時期的多元格局與復雜矛盾，單一的政府力量無法也不適宜成為社會治理的唯一途徑，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的逐漸成長，它們走上舞臺，與現代政府一起參與政府治理，成為新的治理力量。因此新型的政府治理中更強調有限而又有效的政府導向與多元化的社會治理主體的有機結合。

第四，政府治理文化是以運作透明、信息公開為開放的治理范式。現代社會日新月異的進步與發展，一個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系統，就必須與外界進行信息、能量及物質等要素的互換。政府治理系統要保持運行的活力與效率，也必然要保持一種開放的姿態，其工作過程中的程序與涉及的信息，除了國家機密部分以外，都應當向社會公眾公開展示。特別是20世紀以來，隨著行政自由裁量比重的提升，知情權被越來越視為一項重要的法律權利，因此行政程序控制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規范行政權的主要手段，特別是政府運作過程的透明、政府信息的公開，被公認為是信息時代良好政府的重要指標之一。［4］因此，政府治理文化中體現出的，應當是一種運作透明、信息公開的行為范式。首先，政府治理要保持開放心態，這讓政府及其公務人員能夠認真傾聽民眾的聲音，考慮民眾的訴求，從而接納社會中的新觀點、新思想，真正以民眾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次，政府治理要保證決策制定的過程與命令執行的過程全透明全公平;最后，“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信息壟斷與封閉恰恰容易滋生腐敗，政府治理需要依法將各方面的公共信息予以公開，從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得到民眾的支持，政府治理才能進入良性循環。

二、政府治理文化的價值性分析

政府治理文化是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形成的關于制度文明、價值理念及行動范式的有機結合的文化現象與治理狀態，在現如今加快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新形勢下，加強政府治理文化建設，縣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設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在中國社會要培育法治文化，讓法治文化扎根于社會土壤，并在民眾生活中得到廣泛遵循，“人”的因素是關鍵。法治建設是一個綜合運轉的社會系統工程，法治文化建設更是貫穿其始終。無論是法治文化以人的日常行為生成原型，還是法治文化為人的交往互動提供樣本，都離不開“人”的要素。因此，只有具備了較高法律意識水平的社會主體，才能為法治的形成準備主體要件，社會法治文化的形成才成為可能。而在廣泛的社會公眾之中，政府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對于營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圍有著較強的示范導向和積極的引領作用。因此，構建政府治理文化，實現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依法行政、有限治理，是整個國家的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突破口，是培育社會法治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法治文化建設貫穿法律運行的立法、執法、守法的各個環節，為何作為執法環節的政府治理成為建設法治文化的突破口，首當其沖呢?究其原因在于，公職人員執行法律和實施治理，相比于立法機關的制定法律，更具有經常性;相比于司法機關的審批裁定的消極防御性，政府治理行為則更具有積極主動性;而相比于普通社會民眾，行政人員的守法或違法行為則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和輻射力量。“公民遵守法律義務的實現程度深受官員是否堅持法律的內在道德這一點所影響，官員對公民正常遵從法律的期望取決于官員只根據自己所公開宣布的規則行動的承諾。”［5］由此可見，如果日常積極活動的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不能有效地約束自身權力、依法行政，法治文化自然難以生成。因此，要建設法治文化，必先構建政府治理文化。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設法治政府的支撐力。從西方法治發展進程來看，啟蒙運動之后，法治針對的重點從先前的所有公民守法，轉移至規制掌握行政權力的政府。雖然政府是治理社會的一種必要的存在，但是必須要用法治來嚴格約束其權力行使，以防止政府權力不至于擴大成為吞噬公民權利的“利維坦”，因此，縱觀西方法治理論的發展史，從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論，到亞當·斯密的守夜人國家，再到當代諾奇克的最低限度國家，從英國的議會主權實踐到美國的分權制衡政治實踐，無一不是以法治作為規范政府權力的有效利器。既然法治是現代公共行政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的推進則勢在必行。而建設法治政府，除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建設以外，還包括文化建設。法治政府既是一種制度體系，也是一種思想理念，更是一種文化環境。［6］如果說制度體系是法治政府構建的基礎，那么文化建設則是法治政府重要的精神支撐和內在驅動，加強政府治理文化建設更是法治政府建設的應有之義。因此，只有堅持制度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雙輪驅動”，重視政府治理文化的培養，才能促進依法行政向縱深發展，才能推進法治政府的全面建設。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內在要求。法治政府首先必須是守法政府，它應當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政府及其公職人員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這是實現法治政府的基礎，而政府治理是以整合權力，保障權利為基本依據和準則，在政府治理文化的引領下，政府行使公權力要嚴格依照法律規定，明確權力范圍，不得隨意越界。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是以人為本，接受監督的政府，它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社會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法治政府的全面推進，需要處理好社會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需要規范與約束政府行政行為的同時，滿足社會公民日益提高的參與意識與民主訴求。而現代政府治理文化，則一改的“官管民，民怨官”的傳統模式，政府與社會組織、企業、團體、公眾等處于平等的協作伙伴關系，以法治為其溝通的橋梁和衡量的工具，引領政府行為真正走向法治性、現代性和公共性。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設法治政府的精神引領。法治政府是能夠成功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社會的政府，因此要通過培育政府治理文化，讓法治精神滲透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中。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助推器。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從早期起步階段邁進了新的歷史時期，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沖擊并挑戰現有的國家運行體制，社會大轉型推動著國家治理的轉型和現代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在揚棄國家統治與政府管理的傳統概念的基礎之上，形成了“國家治理”這一現代國家所特有的概念，它凸顯了社會治理者向社會所有者負責，強調社會多種力量的合作治理，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同樣重視增進公共利益。因此，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擁有著集中行政權力的政府機關，作為最為主要的治理主體，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實現直接決定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而政府治理文化的培養則成為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民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約束行政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為規范基礎，在此基礎之上的人民是國家政權的真正享有者，公民獲得參與決策、監督的合法渠道以及對于治理者的問責權。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法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崇尚法治為其價值追求和核心理念，在這種價值引領下，無論是國家政權的所有者、管理者，還是利益相關者，只要是相關國家治理的行為，都必須納入法治軌道，公共權力運行的規則和程序都應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以法治代替人治。再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文明化，政府治理文化改變了傳統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對抗對立關系，運用法治在行政機關與社會民眾之前架起溝通對話、平等協商的橋梁，這種治理范式拓展至整個國家治理模式中，帶來的是“更少的強制，更多的同意”“更多的對話協商溝通合作，更少的獨斷專行”“更多的激發權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視”，將國家治理統一于社會服務之中，讓現代治理模式更加文明和諧。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科學化。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多元社會主體共同參與政府決策和運行，在這樣的文化輻射下，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同時各種治理主體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并且隨著其各自專業化與職業化程度的不斷提升，政府機關的治理范圍不用面面俱到，更多的是發揮導向功能與協調作用，從而推動國家治理的科學化。

三、構建政府治理文化的路徑選擇

在社會轉型的新時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成為現代政府建設的總目標。適應時代的進步，超越傳統的模式，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政府治理文化乃是構建政府治理體系的關鍵途徑。

第一，建立權力清單制度，為構建政府治理文化打下制度根基。構建政府治理文化，需要有堅實穩固的法律制度作為培育的基礎和生長的土壤，而對行政權力無論是取得還是運行，都需要有效的約束，這是政府治理中最首要亦是最重要的規則。目前，我國法律體系中對行政機關權力進行規制的法律法規主要集中在憲法、地方政府組織法、行政強制法、行政許可法等法律法規中，從表面上看，對行政權能的法律規定似乎已經非常完善了，但實際上卻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一，對行政權力的行使者規定過于籠統，往往只是指明了一個總的行政機關，如“行政許可實施機關”，但在具體實行中的具體事項，究竟交由哪個具體部門來行使，卻無從知曉;其二，對行政權力的行使程序缺乏明確，特別是具體到某個行政機關的行為程序，有的可以在法律法規中找到，有的卻很模糊，甚至沒有具體細化規定，導致各個行政程序間無法銜接統一;其三，對行政權力的法律規定過于分散，不僅行政部門并不完全知曉自己的權限范圍，也不指導其他部門的權限，而且社會民眾也沒有能力知曉如此龐大分散的法律法規，給實際的操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由此可見，培育政府治理文化，首先需要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體系，同時更需要將已有的法律法規落實到實際行政行為過程中去，而現實法律規則中，對行政權能的規定卻不清晰、不明確。不僅社會公眾難以把握，而且相關部門也不好操作，需要進一步認真梳理、科學歸類和做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細化，在這種情況下，權力清單制度應運而生。［7］所謂權力清單制度，就是政府及其部門在對其所行使的公共權力進行全面梳理的基礎上，依法界定每個部門、每個崗位的職責與權限，然后將職權目錄、實施主體、相關法律依據、具體辦理流程等以清單方式進行列舉和圖解，并公之于眾。它是將政府各部門的具體權限進行詳細的列舉，明確政府該管和不該管的事務和領域，是對現有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權力進一步的細化與分類，便于公民向行政機關申請的同時，也更好地促進政府部門依法行政，恪守“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基本原則。通過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以實現對于行政權力的控制與規范，其一，通過細化和梳理法律規定，明確行政機關的具體權能范圍，讓政府權力更清晰，便于促進行政主體在權力范圍內有義務有責任地去行使職權，而在權力范圍之外，則不能行使，該管的不能出現監管缺位，不該管的也絕不能越權行為，從根本和源頭上限制約束政府權力，保障公民利益。其二，通過對具體權力的行使附以具體的流程、程序，規定好行政主體在行使其職權時必須遵循的方式、步驟、時限等，最大限度地防止政府機關的公職人員濫用、亂用手中權力，讓行政程序具有了引導和控制功能，從程序上和過程中實現對行政權力的控制，將行政權力的行使約束在設計好的流程圖中，極大地保護公民的利益。因此，我國應重視權力清單制度的建立，制定出臺《權力清單條例》，全面規范權力清單制度，運用法制手段為權力清單制度保駕護航，從而為政府治理文化的培育提供最基本的規則基礎。

第二，健全協商溝通機制，為構建政府治理文化疏通對話障礙。經歷了法律虛無主義之后，我國在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基本法制方針下，高度重視法律制度和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這在法制不健全的改革開放當初，是確為必要的。然而未來面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全面建設，從“法制”到“法治”的轉換，僅僅依靠形式上嚴謹與完備的法律制度，是無法實現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30多年改革開放對社會的影響帶來了觀念、利益及社會結構的多元化，這已然成為現階段甚至是今后中國社會長期發展的重要底色。由此帶來社會治理中的很多場合下，多種主體的利益訴求彼此糾纏不清。社會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公私領域相互轉化、融合、重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產生了公私領域之間的模糊地帶也隨之不斷變化消長。［8］因此，傳統政府行為所追求的控制效果往往變得無法實行，更無法實現，如果采用強力壓制手段，反而會增加民怨，容易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在這一背景下，政府治理過程中政府、企業、社會團體、民眾等等主體之間通過協商溝通的方式來平衡利益，解決糾紛，疏通政府主體與其相對人之間的對話障礙，成為現代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新特點。構建政府———公民之間的互動平臺和對話通道，政府治理需要嘗試三重轉型:其一，從固定的解決方案轉變為各方的利益平衡，在復雜的矛盾糾紛中，法律永遠不可能預先給出一個設定好的清晰的圓滿的解決方案，因此要求政府公職人員在處理的過程中，以法律的規定為基本框架，所有合法的利益都應當得到傾聽和尊重，實現基本的平衡。其二，提供的解決方案從重視實質性轉變為側重程序性，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前提是大家都能充分地表達，因此，建立新型的民主平臺，在行政程序中讓各方充分表達自身的訴求，保證辦事程序的公開與透明。其三，政府的角色從糾紛的決定者轉變為問題的參與者，行政機關應當嘗試改變其一貫的“決定、命令”的行為方式，在了解背景及民眾利益訴求后，嘗試將自己作為問題本身的當事人，考慮及完善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公權力的行使需要進行有效的約束，需要保持其慣有的謙抑性，但同時私權利也不應一味高呼“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而是應當找尋公私利益兼容并蓄的良好機制，在構建現代政治治理文化中，為政府與民眾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協商途徑，把握對話合作的適當尺度，疏通制度障礙。

第三，積極發展社會自治組織，為構建政府治理文化擴展治理主體。社會轉型時期，多領域、多層次的社會治理難題紛紛出現，同時伴隨著各種秩序需求的增長，例如電子商務交易的規制、食品藥品安全的管理等等，這些問題如果單獨依靠政府部門的行政力量，往往是無法應付和處理好的。因此，現代政府治理文化中，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全部依靠，政府成為治理的引領和導向，而要依托各種社會自治組織的發展與壯大，通過“積極培育成熟的市場和社會自治，合乎時宜地實現政府抽身或轉身，厘定政府有效邊界”。［9］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將民間組織定義為社會組織，十七大報告中再一次確認，并把社會組織放到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高度進行全面系統的論述。社會組織是指依法注冊登記，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發揮服務、溝通、協調、監督、維權、自律等作用的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及中介組織。發展社會自治組織，一方面既要堅持政府主導方向，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扶持多元主體發揮自治功能，推動傳統管理逐漸轉向現代社會治理的目標。因此，當前培育現代政府治理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即是將政府治理放入社會公共管理網絡之中，行政機關調控與社會組織自治互動，政府治理力量與社會調節力量互補，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事務和社會組織有能力解決的事項交給社會組織承擔，并通過社會組織擴大公民理性參與政治，合理表達利益訴求，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實現政府治理文化中主體的多元建構。

第四，健全完善政務公開制度，為構建政府治理文化提供有效監督。隨著現代公民對于政府行為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要求的逐漸強烈，政府信息的公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只有實現政府掌握和形成的信息公開，以公開為常態，以個別涉及國家安全、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內容不公開為例外，約束政府權力，才能實現政府與公民良性溝通，及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重要保障。強化政府信息公開，首先保障公民的充分知曉，充分參與，這是政府理性行為的基礎，信息的不對稱往往容易造成不合理甚至違法決策的形成;其次讓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更容易定紛止爭，公開而明確的行為與決策過程，更容易防止私利的產生;最后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讓黑暗的違法行為被發現，才能讓法律予以阻止并產生威懾力量。因此，現代政府治理文化必定是透明公開，有效監督的行政文化。近年來，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建設已經有了初步的發展，但是離建立完備的透明和公開的機制還是有相當的距離，需要進一步的成熟與完善。首先，應當在公開渠道上應堅持步步為營，即從政府主動公開，公民申請公開，到具體案件處理中的理由說明，再到審計機構的審查和新聞媒體的監督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其次在公開環節上應當保證特殊情況外的所有過程和結果都實現充分的透明，尤其是重大和突發事件在公布時間和公布內容上，切忌選擇性、剪裁式公開;最后，在公開方式上進行完善和創新，一方面完善傳統的公開方式，另一方面創新互聯網這一便利且個性化的選擇方式，將“互聯網+”的概念運用在政府治理之中，開拓“互聯網+政務”的新渠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興網絡平臺，采用更加靈活的公布形式，結合網絡平臺的良好互動，接受民眾監督，聽取民眾訴求，邁出新時期政務公開的創新一步。

四、結語

總之，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無法適應當今社會復雜治理的需要，現代轉型時期的社會經濟治理都對政府行為提出了從管理向治理轉換的新要求，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應當是控制行政權力的法治文化，是對話協作的溝通文化，是協同共治的多元文化，是信息公開的透明文化。深入推進現代政府建設，既要以制度建設為保障，更須重視培育與制度相適應的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領現代政府治理體系的建設，從而保證建設法治國家總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高玉貴．法治政府視閾下政府治理的現代化路徑選擇．［J］．商業經濟研究，2015，(20)．

［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馮興元，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73－74．

［3］尚禺．法治政府建設的可能圖景與途徑———基于中歐法治建設論壇的思考［J］．行政法學研究，2014，(3)．

［4］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1．

［5］顧肅．理想國以后［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72．

［6］周繼東．以政府法治文化引領法治政府建設［J］．前線，2013，(9)．

［7］王春業．論權力清單制度對行政權的控制與規范［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4，(6)．

［8］解志勇，馬舒蕾．公權謙抑———混合領域公權應秉持的立場［C］∥中歐法治建設論壇論文集，2014∶107．

［9］沈巋．走向應責勝任的法治政府［J］．中國法律評論，2015，(2)．

作者：姜璟 單位：江蘇開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