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國際法的前景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推動國際法發展的主要動因

(一)國際關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冷戰后，相對平衡的兩極體制終結，出現多極化趨勢和“一超多強”并存新格局;國家間貧富差別加大，實質上不平等加劇，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強大國家圖謀擴張，新興國家奮力崛起，弱小國家竭力自保，擴張與反擴張、限制與反限制、遏制與反遏制演繹出國際關系新篇章。全球化、多極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在國家和國際層面都積聚了大量的矛盾和變革的能量，引發了諸多的國內沖突和區域亂局。始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加速了國際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西方國家痼疾并發，陷入多重困境，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快速崛起，國際地位顯著上升。經濟上，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主要力量之一。2012年，全球工業產值的52%，出口總值的48%和外匯儲備的80%來自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據權威機構預測，到2020年，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將超過50%;政治上，團結合作不斷深化。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等機制化合作得到進一步發展，二十國集團成員中發展中國家占了11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資本份額大幅提高，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發言權顯著提升。新興國家群體快速崛起勢必對21世紀的國際關系、經濟增長、財富分配和治理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同時也要看到，世界格局變化系長期量變過程，“東升西降”“南興北衰”只是相對而言，當前力量對比總體上仍是“西強東弱”“北攻南守”。美西方為力保自身優勢地位，企圖“規范”新興國家，將其納入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框架，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要真正成為一支在國際上發揮關鍵作用的戰略力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新舊秩序間的博弈加劇

國際社會主體結構之發展、格局之變化，加之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帶動全球化、多極化、信息化、網絡化快速發展，從而也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新舊秩序之爭。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各國間的相互聯系日趨密切、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共同關心事項日趨增多，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而國家的權益也愈來愈多地超越地緣意義，全球治理緊迫性凸顯，國際合作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人類依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世界依然還不太平，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冷戰時期潛伏著的大量民族和宗教矛盾凸現，族裔仇視和宗教狂熱再度泛濫，恐怖主義勢力重新抬頭，形成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三股勢力”。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抬頭，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核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網絡安全急劇升溫。國際治理難度加大，國際體制改革進展緩慢，圍繞權力再分配博弈激烈。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強權政治對現行國際關系準則的沖擊加劇，維護還是削弱國家主權成為國際新秩序之爭的首要問題。美西方圖謀強力推行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建立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矛頭直指主權原則和不干涉內政原則。理論思潮碰撞滌蕩，意識形態紛爭更顯突出，軟實力競爭加劇，核心是秩序之爭和發展模式之爭。

二、晚近國際法發展的趨勢

國際法向以國際關系為基礎。伴隨著國際形勢和格局的發展變化，國際法領域也反映出一系列重要動向和趨勢:

(一)國際法的調整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大

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生產力的大幅提高，人類的生存空間和活動天地極大地擴展，國際法的調整范圍和領域也隨之不斷擴大，調整對象不斷增多。外層空間的探索和利用、海洋資源的開發、原子能的利用，軍備控制和裁軍、跨國犯罪的預防和懲治，全球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等一系列新的領域進入了國際法的調整范圍。可以說，上至外層空間，下達深海洋底，大到維持全球和平，小到稀有物種保護，國際法無所不包。全球峰會不但審議與核安全、全球治理、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等重大議程相關的制度和規則問題，還討論諸如老虎和雪豹等區域性稀有動物保護事項，例如，2010年11月在圣彼得堡召開了保護老虎的國際峰會，2013年9月，在吉爾吉斯比什凱克舉辦了保護雪豹的國際峰會。

國際法調整范圍的擴大，意味著國際管轄范圍的擴大，國際管轄事項的增多，其必然結果是國際法將愈來愈多地涉足原來由國內法專屬管轄的領域和事項，國際管轄與國內管轄的范圍和界限更趨復雜。國際法調整范圍的擴大，還促進了國際規則的制定，國際法法典化取得重要進展。近30年來，在國際法的各個領域締結了數以百計的多邊公約，雙邊條約更是不計其數，從而使國際法規范總量大幅增加，導致新的法律制度、原則和規則的不斷產生。而每一項新的國際法律制度、原則和規則的產生，都意味著國家需承擔新的國際法律義務。國際法法典化的進展使條約在國際法中的地位提高，也使條約解釋和適用問題更為重要。

(二)國際制度性權力博弈向縱深拓展

當前，國際格局正處于調整、變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有關國際新秩序的斗爭必然要在法律上顯現出來，焦點是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各國正紛紛搶抓國際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大國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圍繞國際制度性權力展開激烈博弈。最新的趨勢是，主要大國在海洋、外空、極地和網絡等有形或無形新“疆域”的博弈加劇。可以說，各國競爭正從傳統的陸地領土向包括海空極網在內的新疆域拓展。海洋方面，圍繞島礁歸屬、海洋通道、海底資源開發、外大陸架劃界、海洋資源利用等權益展開的新一輪全球海洋“藍色圈地”方興未艾，海洋控制權爭奪戰越演越烈。上世紀70年代以來，沿海國紛紛加強了對海洋資源的管理和利用，海洋資源爭奪激烈，海上摩擦頻頻發生。海洋日益成為國際政治、軍事和外交博弈的重要領域。極地方面，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趨勢日趨明顯，北極資源、航運和軍事的戰略意義日益受到重視。北極事務主導權爭奪加劇，北極航道法律地位之爭凸顯，圍繞極地資源和航道權益的斗爭還將繼續。極地水域航行規則制定拉開序幕，北極理事會首次出臺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北極海空搜救合作協定》，極地法律規則的制定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外空方面，各航天大國正加緊搶抓外空的戰略主導權和制高點，外空軍事化趨勢和商業化應用趨勢同時發展，國家間的斗爭與合作并存。中國和俄羅斯在聯合國推動締結防止外空軍事化公約，美國政府發表《空間安全戰略報告》，歐盟倡導制定“外空行為準則”。空間科技開始朝著以地球為中心的實用性的方向發展，給人類帶來諸多的附帶利益和經濟效益，并開始吸引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加入。空間法將隨著人類空間活動的發展而發展。網絡方面，網絡安全威脅更加突出，網絡摩擦急劇增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網絡監管、網絡主權、網絡戰等方面的分歧嚴重，網絡秩序和安全問題受到各國高度重視。主要大國紛紛制定和頒布各自的網絡安全戰略。美國出臺了首個《網絡空間國際戰略》，聲稱要領導構建“網絡空間的國際秩序”，英國啟動并積極推進“網絡空間國際會議”(“倫敦進程”)，俄羅斯與我國共同在聯合國積極推動通過國際信息安全準則。網絡空間國際立法勢頭初顯。

(三)國際法治逐步趨于加強

從歷史角度看，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在不斷上升的，這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正如著名美國國際法學家路易斯•亨金所指出的，“在各國關系中，文明的進展表現為從武力到外交、又從外交到法律的運動。”法律諺語曰:“槍炮作響法無聲”。在“以戰爭定勝負”的大國興衰傳統模式下，國際法沒有太大的施展空間。二戰以來，在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律框架和以聯合國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體制下，國際體系的演變總體上是在和平狀態下進行的，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趨于加強，并對國內法產生更直接的影響。

在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國際法的因素都在不斷增加。在一國內部，國家在制訂國內法和處理內政問題時，需要更多地考慮國際法因素，需要受本國所承擔的國際法義務的約束;在國際層面，則愈來愈重視運用國際法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愈來愈多地借重和利用國際法來推進各自的外交政策。此外，國際法的執行機制和拘束力也在逐步強化，昔日曾被稱之為“軟法”的國際法出現了趨“硬”的勢頭。———強化履約監督核查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新近締結的條約，特別是在人權、軍控、環保、氣候變化等領域，多規定有嚴格的核查、監督、報告、評審、違約制裁等執法機制，并常伴以強制性履約措施。———加強違約懲治力度，違反條約義務將導致嚴重的法律后果，國際制裁成為強迫履約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加強“國際法治”的旗號下，利用合法手段，達到利己政治目的，已成為西方干涉他國內政的慣用伎倆。

———國際性司法機構增多，司法裁判機制趨于加強。除國際法院外，陸續建立了國際海洋法法庭、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國際刑事法院。在區域一級，還有歐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等。越來越多的條約規定了以司法手段解決國際爭端的義務和程序，主權國家接受國際司法機構管轄的壓力增大。———普遍司法管轄權趨于擴大，對侵犯人權的追訴趨于國際化。最新趨勢是將所謂侵犯人權的罪行列入所謂的“普遍管轄權”，并限制國際法上的司法豁免原則的適用范圍，還出現了對一國現任或前任領導人進行刑事追訴的先例。對他國內政的干涉手段，已從政治施壓、經濟制裁、武力干涉，發展到通過國際司法機制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國際法治在逐步加強，但當今世界離公正和諧的法治世界還相差甚遠。

(四)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關系更加凸顯

首先，國際法中的經濟因素繼續增加。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時空濃縮，利益交織，經濟關系密切，相互依賴加深，新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有關電子商務、信息傳播、金融安全、網絡安全、知識產權保護、防范和打擊高科技犯罪的法律問題受到各國的重視，相關的國際立法勢在必行。經濟全球化要求適用于國際貿易、投資的跨國經濟活動的法律實現國際化和統一化，國際法中經濟因素將繼續增加，強制性爭端解決機制亦將趨于加強。其次，國際法中的政治化傾向更加凸顯。突出表現為“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政治化”。西方國家推動和促使聯合國安理會將利比亞情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審議，是將“政治問題法律化”的典型例子;而國際刑事法院成立十年來頻頻對一些非洲國家及其領導人“下手”，則是將“法律問題政治化”的典型。國際刑事法院的泛政治化傾向已遭致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不滿。

西方國家基于共同意識形態、既得利益以及在國際人權、司法等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大肆推行“雙重標準”，曲解國際法規則，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軟遏制”，導致價值觀外交沉渣泛起，人權外交重新升溫。“全球公域”“保護的責任”“世界憲政主義”等新思潮不斷涌現，“人權高于主權”“人權無國界”“主權有限論”“人道主義干涉合法”等新干涉主義謬論盛行，“互聯網自由”成為推行西方價值觀的主要抓手。在此背景下，主權的人本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價值取向片面強調“人本主義”，在涉及政府與個人關系時，國際輿論和道義判斷的天平往往向個人傾斜，國際人權斗爭也愈來愈多地滲透到國家的內政和司法領域，對“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國家司法豁免”等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產生新的沖擊，人權領域的法律斗爭愈來愈突出。

(五)國際法進入加速量變階段

受國際力量對比的影響，二戰后建立的國際法律秩序正醞釀重要發展。國際治理深入發展，國際新秩序之爭更趨激烈，國際法的發展演變進入了一個加速量變的階段。在國際法基本原則領域，各國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善意履行國際義務等現行基本準則，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國家間關系上，“國家主權與全球治理”“不干涉內政與保護的責任”“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與擴大使用武力”“國內管轄與國際管轄”等四組矛盾將激烈折沖對撞，將決定未來國際秩序的方向。

在發展領域，氣候變化談判成為南北矛盾和發展問題的斗爭焦點，逐漸從科學、環境問題上升為重大政治、經濟、外交問題，已成為多邊外交的焦點和熱點之一。氣候變化談判的實質是發展權之爭，是各國爭取發展空間和維護競爭優勢的角逐，是各國樹立形象的重要舞臺，還是各方把握國際事務主導權的重要抓手。近年來，氣候變化對國際政治格局的調整和演變的重大影響日益顯現，推進十分艱難，“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公平原則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原則，正面臨被重新詮釋乃至全面否定的危險。在政治領域，印度、巴西等新興發展中大國與昔日戰敗國日本、德國聯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謀求常任理事國地位。安理會改革關涉戰后國際關系的基本格局，政治上高度敏感，關系錯綜復雜，意義非同小可。改革一旦成形，將對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產生重大影響。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雖然國際秩序的調整不可避免，國際法也一直在發展演變之中，但主權國家仍是國際社會的基本主體，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流，多極化仍是世界總的發展趨勢，雖然西方在總體力量對比上仍占有優勢，但它還不可能為所欲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重要的制約作用。因此，現存國際秩序的基本法律框架尚不會發生根本的動搖，現行的國際關系準則亦不會失去法律效力，因而不存在全盤否定或徹底變革現存國際秩序的問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國際法的發展演變將繼續主要圍繞“國際新秩序”問題展開，核心或焦點仍是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國際新秩序將是對現存秩序的某些調整。調整的重點是國內管轄與國際管轄的范圍，而調整的總趨勢是，國家與國際“雙重管轄”或“交叉管轄”的領域和范圍將有所擴大，在某些領域，國家管轄范圍將有所縮小，而國際法的管轄范圍將相應地有所擴大和加強。

三、妥善應因國際法的新發展

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發展演變，對我來說，既有挑戰，也有機遇。作為國際法體系的“參與者、維護者和建設者”，我應“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大力加強國際法的研究”“用好國際法這一武器”，努力實現“政治上有利、道義上有理、法律上有據”，將我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制度性權力。我應旗幟鮮明地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反對篡改或歪曲解釋，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和諧世界理論，最大限度地維持現行國際法體系整體上的穩定。

要深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加強議題設置能力，謀求更多話語權和制度性權力，擴大我對國際立法進程的影響力，在國際法的編纂、發展、解釋和適用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加強國內法制建設。警惕和防范西方利用我所參加的人權公約的報告、監督和干預機制做我文章，反對外來干涉，維護國內穩定。妥善應對誣告濫訴，維護我司法主權。認真研究我對國際司法裁判機制的政策，堅決維護我司法獨立，維護國家主權豁免原則，反對任意擴大強制性國際司法管轄權。對國際司法中的仲裁和自愿管轄，視情靈活處理。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盡快適應世貿組織解決爭端的機制和規則。

大力提升和強化法律對外交的服務功能和支撐作用，全力運籌條法領域外交。要以建設海洋強國為統領，謀劃做好涉海“藍色外交”，以生態文明建設為綱，積極開展氣候變化談判和國際環境治理“綠色外交”，以國際司法執法合作為抓手，大力推進境外追逃追贓反腐敗“紅色外交”。要加強國際法人才培養，努力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國際法人才，提高我參與國際立法和國際司法活動的質量。還要努力構建中國特色國際法理論體系，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作出貢獻。

作者：黃惠康單位：外交部條約法律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