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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簡而言之就是對人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對管理者而言，以人類學對人性及文化的專業知識為基礎，以人為出發點，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促進工商管理向人性化、科學化方向發展，無疑是提高管理效益的一個有效途徑。郭毅［4］認為，人類學本著文化導向的立場，在諸多細枝末節與所在國度的文化之間構造了內在的聯系，從而賦予企業管理實踐以人文意義。人類學家與普通人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善于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找到“解決問題之道”，而普通人的言談及處事方法來自于日常生活形成的習慣，即對事物理所當然而不用思考的反應。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中，人類學家以真實的和不加掩飾的姿態與研究對象進行交流，獲得對人們的信仰、價值和恐懼等直覺上的理解，從而成就了人類學研究的經典方法，即民族志［5］。

在人類學的發展中，一直存在著不同的分支和不同的方向，以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為例，概括來說，體質人類學比較推崇科學，本身也已高度科學化；而文化人類學則推崇人文，被誤認為缺乏“科學氣息”。在學術界向來存在著科學與人文2種文化之爭［6］，如果從這2種文化沖突的角度來觀察管理思想的發展演變，不難看出，正是在人文和科學2種文化的互相牽制和矯正下，管理學科的理論才能夠得以穩步向前推進和發展。因此，在很多情況下，對人類的分析需要以其自身條件和相處的環境為基礎，而不能拘泥于僅僅運用由自然科學所得出的分析結論［7］。其實，人類的所有行為，說到底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工商管理學科與人類學一樣，同屬社會科學范疇。呂力［8］指出，管理中包含了人的思想、觀念、意志、情感和行為，具有個別性、非確定性和非量化性，難以用純自然的科學方式來客觀地加以描述和分析。換言之，這些個別性，非確定性的內容只能用質性研究方法對其進行研究。在質性研究分析方法中，經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的傳統密不可分，且被廣泛地應用于工商管理世界。當然，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學民族志研究與工商管理民族志是有差別的，除了某些技術手段的不同以外，主要在于具體研究對象的差異。人類學家的民族志研究通常以非主流的文化為對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點則在于工商組織及其經營領域。然而，這種對象上的差異并不妨礙具體方法上的運用，且人類學對工商管理學科的特殊意義，正在于其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獨特性［9］。

不同于許多社會科學及管理學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參與式觀察、深入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而其他與管理學科相關的研究則主要采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與傳統的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研究方法是一種不同的但等價的選擇，且這種研究方法可隨環境的變動而被研究者靈活運用［10］。人類學的質性研究方法，對工商管理學科領域研究的適用性得到了多方面的證明［11］。對于企業文化的各個方面，往往很難用具體的數字來測度，更無法獲知一個統一的答案，因此，運用參與式觀察的方法以及開放式的提問，能夠獲得更直接的、更具體實在的第一手資料。在訪談中，所涉及的問題范圍是非常多樣的，答案也不拘一格［12］，這就為工商管理學科的研究留有足夠的發展空間，所得出的結論也非常具有適用性和時效性。除了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工商管理世界所面臨的多種多樣的問題，還與文化密切相關，且完全可以運用人類學的原理和方法予以解決，人類學是迄今為止舉世公認的對文化具有獨特且深刻研究的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之一［12］。工商管理實踐既是文化的一個過程，又是文化環境的產物。管理實踐以及與之相關的管理模式的產生，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時期根據整個歷史中文化道德準則的變化而發展演變的［13］。馬林諾斯基是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即參與觀察法的奠基者，他提出田野工作的原則就是“鉆到當地人心中，抓住當地人的觀點以及他同生活的關系，以認清他對所處世界的看法”［14］。后來，這一研究方法被廣泛地應用到人文學科中，并被美國人類學家WARNER身體力行地將其運用于管理研究，開創了人類學對工業企業研究的先河［15］。

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核心價值在于自然，正是這種自然導向的價值和方法，使得人類學能夠不斷擴展延伸研究領域。在工商管理學科關于消費者行為的研究中，學者們都很推崇“自然主義分析法”，其基本策略就是通過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來研究和解釋人們置身于真實環境中的實際行為，及其與行為發生相適應的文化氛圍和價值等。這種定性分析方法使得“自然主義分析法”獲得了廣泛贊譽，而人類學的實地參與分析法也在“自然主義分析”技術中得以體現［16］。民族志研究可以揭示影響工商管理世界中無法名狀的文化和社會模式。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的RUDKIN等［17］分析了民族志方法論及其在金融服務產業研究中的意義，指出民族志方法在金融研究中具有兩大優勢：其一，它將研究者置身于具體環境中，使其能夠洞察環境中獨立的文化內涵；其二，民族志方法能夠使研究者更多關注在特定社會環境中被邊緣化的群體。所以，將民族志方法應用到金融服務產業研究中可以獲得用其他方法難以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特別符合該產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換言之，民族志方法能夠滿足金融服務產業對某些特定的思想意識及其環境研究的要求。無疑，對于金融業界的研究結論，也同樣適用于對工商管理世界的研究。

人類學在工商管理中的應用

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來幫助工商世界解決現實中的許多問題［18］。其中有些商業問題與對新技術工具、方法的不恰當應用或工人的消極工作相關。企業雇員，特別是大型企業雇員，往往具有不同的教育、種族和文化背景，因而在創立組織文化一致性方面，要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19］，工商人類學家能夠幫助工商業機構調研困難的來源并給出解決方案［20］。關于人類學在工商管理中具體應用的領域，目前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觀點，但人類學之于工商管理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不斷發展和深化其研究領域。工商人類學家JORDAN［18］認為，人類學在工商管理中的應用可被有效地分成3個相關領域：組織人類學（研究復雜的組織，包括文化、工作流程和指令變化）、市場和消費人類學、設計人類學（產品和服務設計）。貫穿這3個研究領域的主線就是多樣化和全球化。在此觀點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人類學對工商管理研究的第四和第五領域，分別是“競爭情報和知識管理”［21］與“國際商務或者跨文化商業交流”［22］，并將其細分為7個方面，即企業文化、知識管理、文化審計、組織變化、產品設計、市場和消費者行為研究、全球化與跨文化商務［3］。在我國管理學界有學者認為，人類學在工商企業管理中主要應用于企業戰略規劃制定、產品和工藝設計、企業內部管理以及生產和銷售4個領域［23］。綜上，我們認為人類學可以在工商管理以下五大領域發揮積極的作用。

1人類學在企業文化審計和塑造中的應用

對人類學家來說，商業組織不僅僅是以贏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它也包含很多傳統組織的特點。人類學家不僅能夠洞察組織文化，而且可以從中引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知識［24］。在現實社會中，人類學家一直把工商業看成是一個由人所集合的文化整體，而這個文化整體是可以被人類學家所理性研究、分析和理解的。文化人類學家EDWARDS經過對相關工商企業的長期觀察研究，提出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環境背景和企業行為的交互模型”，其核心價值在于得出企業如何利用這些背景機會，克服各種背景制約，以利于企業整體發展的結論［23］。在研究國內和國外的社會背景時，人類學家尤其擅長發現和解釋影響企業戰略和操作的行為模式。人類學家的這一特長，完全可以被有效地應用于改善企業經營研究之中［25］，文化審計便是很好的一種方式。所謂文化審計就是對組織文化特征進行研究和考察，在對雇員的設想、理念、哲學、價值觀和關系進行研究后，再來確定他們是否隱藏或者支持這種理念和信念［26］。因而，工商人類學家對商業組織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系統地了解組織文化，研究企業戰略背景，進而對企業進行文化審計，提出企業文化系統建設的規劃和建議。

2人類學在企業生產領域中的應用

在企業生產領域中，所涉及的主要環節有產品設計、產品發展，以及工藝創新。民族志研究已經成為產品或者技術設計者了解消費者行為的最好方式。人類學家通常在文化、歷史和全球背景下觀察消費者行為［27］，同時，也讓管理者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新技術對消費者的影響。RICHINS［28］認為，對消費者的研究是一門社會科學，消費及其影響是無處不在的，且十分有力地影響著生活的各個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對產品發展和工作實踐研究的價值，已經被商業世界所廣泛認可，尤其是在最近幾年的產品設計領域中［29］。例如，人類學家ROBINSON等應用人類學分析法觀察和定義消費過程，幫助企業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設計。通過民族志研究，他們不僅協助開發了一種OTC新感冒藥，還幫助一家大型汽車制造商開發了新式站臺貨車，幫助箱式背包制造商杰斯伯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陳列于運動商店的產品，幫助菲多利公司更好地細分市場［2］。需要指出的是，工程設計人員的研發文化、傳統、人員個性、現有知識結構，與人類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結合，從而促進產品和工藝的研發，不僅能夠滿足當前消費群體的需要，而且也符合未來消費群體的潮流和發展方向。

3人類學在企業內部管理中的應用

從工商管理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企業內部決策的成敗不僅需要大量的數據化分析，而且也要依靠大量的非數量分析或質性分析。因此，人類學家對企業內部的綜合觀察研究，非常有助于企業減少決策失誤，避免交流障礙，提升企業的管理效率［24］。人類學在企業內部管理領域的應用，主要體現在隱性知識管理和人力資源管理2個方面。在管理學的知識體系中，隱性知識很難向組織中的其他成員去介紹，也不容易被組織內部或者外部人員輕易地學習和掌握［30］。把隱性知識轉化為具體的顯性知識的過程，就是清楚表達和詳細梳理的過程。正如應用人類學家GWYNNE［31］所述，研究隱性知識背后所隱藏的事件真相，是服務于工商管理的人類學家對隱性知識管理研究的最大貢獻。人類學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應用，具體包括如何處理不公平的保障體系，如何管理過于穩定或者流動頻繁的員工隊伍，如何調整公司內部的等級結構，如何應對罷工問題等。人類學家可以通過參與式觀察和訪談等個案研究方法，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避免組織中的雇員關系與組織目標發生過度偏差。

4人類學在企業銷售領域中的應用

人類學在企業銷售領域中的重要貢獻［3］，就是基于對非西方社會的經驗研究，分析和擴展在消費者行為和市場理論之間的理論建構。工商人類學的領軍人物SHERRY［32］認為，市場學和人類學二者之間可以有良好的合作。人類學家在從事市場研究的同時，也分析系列產品對消費者的象征意義以及消費者的動機，而這種動機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人類學原理認為，消費者受企業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工商管理企業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于必須理解消費者需求、愿望程度和他們對購買特殊產品或者服務的熱情，以及怎樣激發這個熱情。

5人類學在全球化和跨文化管理中的應用

隨著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到來，更多的企業必須進行跨國經營，從而導致了對跨文化管理的需要。國際商務的成功，則更多地依賴于特定慣例下的有效溝通，因為全球化的市場商業環境，已經超越了國家的邊界，幫助組織檢驗和重塑價值觀，從新的角度去觀察世界［27］。具體而言，人類學家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共同努力，可以幫助公司建立管理全球化的組織系統，簽訂協調商業系統的各種協議和約束［33］。

工商人類學的興起與發展

工商人類學這一術語是從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正式使用的。在人類學界，工商人類學的發展史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歐洲殖民時期，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雇傭人類學家研究印度文化，為公司在印度的商業利益服務［34］。1924年的霍桑試驗［18］，被當作工商人類學發展的第1時期，MAYO和WARNER是參與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他們依據人類學功能學派的理論，應用參與式觀察等人類學的經典研究方法，得出了一個影響工商管理研究長達數十年的結論，即雇員的勞動效益會隨著管理層對他們的關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工商人類學發展的第2時期是在二戰后［34］。哈佛大學在1941年組建了應用人類學學社，1946年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GARDNER等組建了社會研究合作公司，開創了人類學工商管理咨詢業務的先河。社會研究合作公司的業務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個領域和部門，成功地為數百家大中型工商企業提供了咨詢服務，至今依然是美國非?；钴S的工商企業管理咨詢服務公司之一［35］。工商人類學發展的第3時期是20世紀60～70年代，這個時期的研究得益于人類學家在異文化地區（越南和拉丁美洲等地）的田野工作。在這個時期，由于人類學研究對政治的貢獻以及研究道德的出現，政府開始重視人類學研究并且加大投入，人類學研究對象的相對獨立性被提到議事日程。這個時期，也是人類學學術研究道德的大討論時期。工商人類學發展的第4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在這個時期，商業組織對人類學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美國加州大學于1983年組織了第一個研究組織文化和管理科學的學會，并且創辦了季度性的刊物，推動了這個學科的發展。此時，管理學發展到文化管理理論的新階段，人類學在工商管理領域中的研究從此受到廣泛關注，大批企業開始聘請人類學家到企業工作，為企業發展提供服務［3］。自1990年中期以來，歐美大學的許多人類學系正式開設工商人類學課程，并開始培養工商人類學碩士和博士，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有：美國密西根韋尹州立大學、奧爾根州立大學、北德克薩斯州立大學，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美國的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布爾德分校更于最近開設了工商管理學和人類學雙碩士學位，非常受歡迎。根據喬丹博士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對商學院教學大綱的影響力日益增大［27］，特別是在組織行為學、消費者行為、市場營銷與管理、商業競爭情報學等課程的教學中，商學院的教授們在其教學實踐中，已經大量引入人類學原理和方法，從而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效果。JORDAN［27］于2003年發表了其重要著作《BusinessAnthropology》，標志著工商人類學分支學科的正式建立。目前，在我國工商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也開始在一些相關院系開設。在我國人類學學科群體中，以施政和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的應用研究，即應用人類學，近幾年來得到了較大發展。其實應用人類學只是一個泛稱，包括所有用人類學的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比如，若應用人類學方法研究并解決教育領域的問題時，就稱之為教育人類學；同理，若將人類學方法應用于解決城市問題的研究時，就稱之為城市人類學。工商人類學就是將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工商管理實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既屬于社會科學，也屬于管理科學，是一門綜合學科［27］。在歐美國家，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涉入企業經營的戰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在此類研究中，人類學家往往在技術產品開始大量銷售前，對消費者可能有的反應進行評估［3］。

人類學與工商管理學科中國本土化

在我國現代工商管理人才的培養中，卻嚴重缺乏對人類學相關知識的傳授和積累，更缺少人類學家參與工商企業組織的管理。因此有關工商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和文獻還比較少，學術界和實業界對于工商人類學了解尚不多。但近30年來我國工商社會與工商文化的迅速發展，卻為工商人類學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隨著不斷加快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國社會正在逐步轉型。我國本土成長起來的部分學者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現實。比如陳運飄［36］就曾呼吁中國的政治家、管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必須正視時代的轉型，研究這個時代社會文化的變化及其帶來人們行為模式、思想方法、價值觀等多方面的變化。他認為，在這個新時代人機關系的密切程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同時，人機關系的融洽和協調也是所有組織（尤其是生產組織）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人不但要達到技術上的要求，還需要適應機器，適應組織規范。尤其是生產組織的規范，又是與使用機器、提高生產效率相一致的，所以工商時代組織規范與傳統社會的規范有所不同。工商時代社會組織規范最主要特點有：關系明確、服從權威、事本原則、不涉感情、不講人情、理性計算等，而組織文化，或者說企業文化，又都是與這些規范相關的，陳運飄對工商時代社會文化變遷和人類學理論方法論的創新研究具有前瞻性。與此同時，我國管理學界的研究人員，也意識到人文要素在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開始倡導將人類學原理和方法應用到管理科學研究之中。郭毅［4］一直倡導管理者要有人文思想，管理實踐要注重人文關懷，管理學院要講究傳播人文精神。在提及管理的本土化研究時，郭毅［37］還指出，中國的組織與管理現象和問題，絕不單單是所謂的“情境”問題，而是一個相對獨立而特色鮮明的“地方性知識”系統。我國本土成長起來的一些管理學家也基本認同這個觀點，認為中國管理理論的發展必須關注中國情境的作用，案例研究就是一種具體情境下的探索［38］。呂力［13］認為，人類學所主張的文化的相對性、文化的普同性、人類個體和社會的適應性以及人類學所強調的整體性，都與本土管理實踐的內在特征相契合。所以，采用人類學視角來研究管理實踐，特別是本土管理實踐是非常合適的，并由此提出“管理人類學”這一新概念。管理人類學的本質內涵與工商人類學這一交叉學科基本一致，只不過按照呂力的觀點，管理人類學更強調對于管理實踐的把握，而作為人類學新分支學科且與經濟人類學和管理人類學聯系密切［34］的工商人類學，則在強調管理實踐的同時，還側重對于產品設計、產品推廣以及整個產銷一體化的整體把握。雖然工商人類學是一門比較新的邊緣、交叉學科，但是由于其發展迅速，在西方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獻資料。在中國的工商管理研究領域，國外的相關文獻只能對現有理論提供有限的參考。西方管理理論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制度環境，與其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緊密相關，因此，需要我國的管理學家與人類學家共同努力，加強管理人類學與工商人類學的中國本土化發展。

在思考管理人類學和工商人類學的本土化的路徑時，有必要提及富士康企業的“十三跳”這一特殊案例并對其進行分析。臺資民營企業富士康，從2010年開始因其員工自殺事件頻發而備受各界關注，“十三跳”一度成為我國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界的熱門詞匯。那么，為什么這個企業會發生這種悲劇事件呢？追根究底，我們不難發現，富士康的企業文化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工商人類學原理認為，文化深深根植于工商企業組織成員的日常生活中，這些日常活動包括決策的制定、資源的分配、職位晉升和適當的行為舉止等。由此，文化對各種產出都有著深遠影響，這些產出包括工作滿意度、營業額、生產力和贏利能力等。顯然，管理者需要了解文化變量，以便有效地提高效率和團隊凝聚力。在當代工商社會幾乎每個工商企業組織都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的員工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一般的商業公司經常為了完成特定的任務而建立起多元化團隊。在此類團隊中，建立互信并積極互助就顯得尤為重要。像富士康這樣的公司，其創辦者來自資本主義的臺灣，固然具有強烈的工商業文化背景；員工來自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大陸，主要由農民工構成，具有強烈的農業生產和生活背景。這兩者之間既存在著某種共同的利益，又存在著某些難以調和的矛盾。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企業組織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企業的正式文化模式，而建立在矛盾之上的則是非正式的文化模式。人類學家所擅長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對這種正式與非正式的企業文化異同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結語

在當前的工商管理社會中，實證分析方法仍然占據工商管理學科的主流地位。正因為如此，中國管理學者在解釋所處文化中的組織與管理問題時，首先想到的是采用何種途徑和方法，來進行“地方性知識”的研究，而忘記了“地方性知識”中文化的本源是管理學研究的根本前提，即首先要理解和把握特定的組織與管理知識的特質和屬性［37］。所以，為使工商管理研究更加本土化、更加多元化，有必要提倡對于民族志等質性分析方法的運用。目前，人類學在中國還是一個有待發展的學科，而工商人類學作為應用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在中國更是一個有待發展的新領域，但其前景廣闊。對管理世界而言，民族志研究和參與式觀察這2個具體且相關的方法非常具有價值，科學地應用此類定性研究方法，可以為工商管理世界提供多種健全的、有價值的可選信息。

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其獨特且有效的方式提供了研究人類行為的一種途徑，理應受到工商管理者的歡迎。實際上，這些方法也已經以適當的、富有遠見的方式，對學術界和工商實業界的商務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工商管理在中國本土化的路徑，在于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用于本土的管理實踐中，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人們的實際反應以及影響他們行為的因素，并且從這些研究方法所提供的信息中得到有益的啟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且中國也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我國確定將文化軟實力的發展當作國家戰略重點的大背景下，對企業文化的研究日顯重要。因此，未來的中國勞動力市場，對應用人類學人才，比如工商人類學家的需要，將有一個快速的增長。有理由相信，工商人類學在中國的管理世界一定具有發揮作用的廣闊天地，而工商人類學的研究因其所具有的廣泛應用性和有效性，在中國的管理世界定將大有作為。（本文作者：田廣、戴琴琴單位：汕頭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