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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些喜人的成就后面是凝結著無數難以數計的農民工的無私奉獻的。但人們對農民工的認識至今仍很模糊，歧視農民工的現象也依然存在。所以應該關注農民工這個弱勢群體，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一、農民工的法治狀況

（一）農民工法律意識的淡薄導致了其維權意識差中國廣大的鄉村社會，其結構和文化給法制化設置了特殊的背景和條件，“農民工”具有農民的身份，其長期生活的農村環境，在特有的鄉村文化熏陶下形成了其獨特的法律意識。他們與人發生糾紛時第一意向并不會運用法制系統的工具。當他們進入到城市，投身到復雜的勞資關系中時，傳統的二元制結構差異使他們的法治意識遠遠跟不上自身的維權需要。農民工淡薄的法治意識，造成了其在維權方面的弱勢地位。

（二）農民工勞動權的實現步履維艱勞動權是我國《憲法》確認的公民的基本權利。這一基本權利的確認構成了我國全部勞動關系立法的基礎和核心。但是，憲定權利并不一定就能成為現實的權利。農民工勞動權尚未得以充分保障實施。1、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現象普遍我國勞動法明文禁止拖欠和可克扣農民工工資，但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和克扣現象始終不能得到根本上的遏止。2004年全國建筑業累計拖欠工程款3661億元，2004年6月底，累計拖欠農民工工資323.16億元。2、農民工的勞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實現同樣，我國憲法保護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和休息休假權，勞動法也對用人單位加班加點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但農民工加班加點卻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而且農民工的加班加點工資經常是不支付或不足額支付的。用人單位畸形追求高額利潤，以犧牲農民工的生命健康權、休息休假權和勞動報酬權為代價，嚴重破壞了勞資關系的和諧穩定發展。3、農民工遭受歧視，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們普遍承認的法治原則。但是，當農民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工支援城市建設時，這條原則卻經不住農民工的實踐檢驗。農民工為了城市建設只身從事臟、險、累的工作，犧牲了莫大的身心健康卻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

二、優化農民工法治環境的對策思考

（一）杜絕歧視，恢復農民工的國民待遇長期的歧視心理一時很難使中央善待農民工的政策法規得到落實。因此，為盡快讓農民工獲得公正待遇，就要求國家司法、行政的剛性保護。2011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將欠薪逃匿列罪，罪名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最高可判7年。國務院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組織開展的第五次農民工工作督察，將保障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列為重要督察內容。此外，各地還因地制宜，采取相關措施。例如，浙江加強對重點企業的實時監控，包括生產經營困難的企業，目前已監控5000多家；廣東嘗試行政司法聯動追償農民工工資；深圳建立“欠薪保障基金”，通過統籌資金，墊付破產企業或業主欠薪逃匿企業拖欠的工資。

（二）健全企業責任制度，防止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現實中，由于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監管不力，企業責任不到位，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成本低，而農民工公力救濟高成本使得企業敢于鋌而走險，不斷發生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事件。因此，必須健全企業責任制度，提高其違法成本。1.民事責任：用人單位對農民工的各項合法權益的侵害，不僅是對農民工基本人權的冒犯，更是一種藐視法律權威的表現，理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除了停止侵害，恢復補償外，還應承擔損害賠償金。另外，為了進一步約束用人單位的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行為，負有相應責任的用人單位法定代表人對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2.行政責任：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對有侵權行為的用人單位，責令其支付一定的罰款或者由工商行政部門吊銷侵權用人單位的營業執照等措施，借以確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不可侵犯性。3.刑事責任：據新華網報道：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在《刑法》中應該增設“拖欠工資罪”，對企業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有其他嚴重情形的，對于直接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處以嚴厲處罰。工資權是農民工勞動權益中最重要的權益，它直接關系到農民工的生存問題。然而，至今用人單位仍大量拖欠工資。從刑事立法上加強對侵權單位的制裁力度，實屬無奈也確有必要。

（三）暢通維權渠道，消除司法保護障礙現階段，由于司法成本高，訴訟環節多等原因致使司法維權脫離了廣大農民工。司法部門為適應農民工維權需求，應努力降低維權成本，減少訴訟環節，簡化審批程序，使農民工能夠真正用得起法律武器。在消除司法保護障礙的同時，逐步完善法律機制。這是使農民工的勞動權利由“應然權利”變為“實然權利”和“剛性權利”，不斷加強執法力度，杜絕“法律白條”現象，使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到真正保護。

（四）建立農民工的工會和維權協會長期以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托提保護缺失。由于農民工作為個體，實力懸殊，在他們與用人單位的勞動談判中總會處于被動地位。這就要求有一個農民工團體與用人單位能在力量平衡的基礎上進行協商，從而達到使勞資關系和諧穩定的目的。目前，隨著戶籍制度的松動，農民工可以加入工會。但能加入到工會的農民工并不多。而且由于工會的人員構成、經費安排等方面依附于用人單位，使其在為農民工利益與用人單位談判時具有了妥協性。因此，建立農民工的工會和維權協會，形成和用人單位相抗衡的力量，實現農民工的話語權，才能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達成勞資雙方的共識。

(五)提高農民工的維權意識，在遭遇侵害時，訴諸法律，堅持合法維權，防止非法維權農民工在遭遇勞資糾紛時，他們的維權行動往往具有盲目性。而且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產生勞資關系多是建立在良好的誠實信用的愿望基礎之上，缺乏有力的勞動關系約束。這就使得他們的司法維權之路顯得十分被動。提高農民工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規范勞資雙方的法律關系，減少維權障礙。同時，農民工的普法工作需要司法部門的努力，使農民工了解法律知識才能減少他們的非法維權行為。

農民工不是“現代包身工”、“勞動的機器”、“工作的奴隸”，他們一樣需要人道地勞動，企業主的功力價值觀不能與以生存為核心的價值觀存在對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只有不斷健全完善社會法治建設，才能從根本上杜絕社會歧視和“法律白條”現象，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充分尊重。

作者：王丹云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