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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正義思想從古展至今，源遠流長，正如羅爾斯所說:“古代人的中心問題是善的理論，而現代人的中心問題是正義觀念”。當代中國也越發重視正義問題的思考和研究，黨的十六大、十七大都明確把正義作為基本的政治價值。

一、參與平等是正義的標準

弗雷澤指出:“正義是需要那種允許社會的全體成員作為平等的人彼此相互影響的社會安排”。簡單來說就是對物質資源進行平等分配，在經濟上維護參與者的獨立性和發言權。還有尊重參與者自身的性別、種族、信仰等差異性，反對歧視。“參與平等”原則既關注起點的平等，又重視結果的平等。而中國社會盛行的是平均主義，更在乎結果平等，忽視了機會平等。比如中國的高考招生，政府雖“無區別”對待所有考生，但錄取過程中如果按統一分數招生錄取，結果肯定是不公平的。況且各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教育水平也存在差別，落后地區的學生整體上難以與教育發達地區的學生競爭。所以，我國政府實行補償平等，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老少邊窮”地區的學生。但是對教育發達地區的學生又不公平。由此可見，補償平等并不是社會中的永久性法則，只是在特殊情況下對“平等”的技術性應用。因此，參與平等的原則兼顧程序平等與實質平等，為當代中國平等理念的確立提供了思路。

二、再分配、承認與代表權是正義的維度

弗雷澤的正義理論是從再分配與承認之間的矛盾分析與整合入手的，分別提出了改良的方案和革命的方案。對再分配肯定的是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其在文化上的對應物是主流多元文化主義。再分配和改造相互交叉的是社會主義方案，其常常不重視群體差異，而社會主義的改造性再分配政治與解構的改造性承認政治往往都會破壞現存的群體差異，二者也具有相容性。為了建立一個同時容納再分配與承認的正義理論體系，弗雷澤提出增加一個具有政治性的維度，并用代表權來加以概括。在當代中國，要想實現正義和平等，政府必須發揮自己的相應職能，延緩或減少自然秩序中的不平等因素的影響。

三、受制約的所有人是正義的主體

全球化之前，一國范圍內的公民只服從本國法律，國家之間不存在任何約束力。后來，國家法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國家間的關系，而大國霸權和現代帝國主義則壓倒了國際體系中平等主權國家的概念。正義不能僅在一國領土內被視為公民之間的內部關系，這使得弗雷澤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得不開始討論正義主體的問題。中國要想實現真正的正義，必須明確正義的主體。指導正義主體建構的第一個原則是“政治成員資格”，把個人群體轉變為正義主體的標準是政治共同體中共同的成員資格。但往往成員會接受現實，維護現存的霸權和非正義格局。第二個原則是“人道主義”，共同擁有的概念上的人性特征是關鍵，擺脫了國籍、種族、公民權等成員資格的束縛。但是歷史和現實社會的關系，使這一標準難以落實。第三個原則是“所有人受影響”，重視彼此互相施加影響的人，但是這一范圍和界限的劃分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弗雷澤分析后提出了“所有人受制約”的原則。即既不考慮共同的公民資格，也不把民族、國籍納入考慮范圍，打破了排他性的阻礙，真正能夠實現正義主體的架構。

四、對話基礎上的全球民主制度是正義的途徑

任何一種正義理論，只有提出矯正非正義現象以及實現社會正義目標的途徑設計才是完整的。關于怎樣實現正義，弗雷澤認為有兩條路徑是主導。其一，反對由強大的國家與私人的精英來掌握正義的話語權。其二，反對由規范社會科學來決定正義的邏輯，因為他們本身可能就是不正義社會的產物，他們所謂的科學觀點有可能就是在剝奪弱勢群體訴求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中國在構建和諧正義的社會道路上，始終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追求民主和平等。弗雷澤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礎之上，提出正義的實現途徑要在自由、平等的討論環境下產生，這是基礎。而且要構建合理的制度體系，爭取全球的民主，以促進和保障正義的實現。在中國，我們首先要樹立這樣一種觀念，通過基礎教育的灌輸，讓國民習慣于在民主對話的基礎上從事公民活動，最后力求全球民主制度的建立。

作者：張漢馳 單位：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