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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處華北，北依燕山，南望黃河，西靠太行，東坦沃野，是華北平原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日本帝國主義狼子野心，妄圖將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在華北平原上建立起一整套奴化教育的統治機關與制度。隨著冀東22個縣淪陷，河北境內開始了日偽奴化教育的歷史。日偽的教育目標是旨在培養歸順“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河北原有的教育組織體系固然不符合他們的要求，于是打破舊的教育體系，建立漢奸日寇當權的教育行政管理機構。河北省內的教育行政建制幾經流變，淪陷區偽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置最初起始于1935年12月成立以殷汝耕為首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在北平建立由王爾敏、王揖唐、齊燮元、湯爾和等組成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華北中央行政機關”。1938年1月1日，偽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統轄河北淪陷區各項事務。2月1日，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撤銷，所轄22縣并入河北省。偽河北省公署下轄偽冀東、津海、保定、冀南“道公署”，分別于4月10日和6月1日、6日成立，統治范圍有2市（唐山、天津）131縣（設置局、辦事處）。從政治體制上來看，日偽實施了儒家的保甲制，恢復了“道”一級的政權，各部首長稱總長，以北洋時代的“五色旗”為國旗，“卿云歌”為國歌。1940年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取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更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由王克敏任委員長，繼續控制華北諸省。河北淪陷區的教育行政管理是以冀東、華北偽政權的建立及權力運行為依托，其本身也屬偽行政機構管理職能的組成部分，本文擬對此加以探討。

一、冀東偽政權的奴化教育行政管理

1935年5月，通過梅津、何應欽協定，強制國民黨軍隊機關從河北省撤出，禁止一切抗日活動。1935年12月25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政權，簡稱“冀東偽政權”，正式出臺，是華北地區第一個地方偽政權，也是日軍入侵整個華北的基礎。偽政府設于通縣，殷汝耕任自治政府長官，池宗墨任秘書長。偽自治政府下設教育廳，廳長先后由漢奸王廈材、劉云笙、武學易充任，直到與偽河北省公署合流。冀東偽政權教育行政系統建制如圖1：在偽教育廳之下，冀東22縣均設有學務局，屬于各縣委行政機關下設機構，分管各縣教育事宜。學務科設科長1人、督學1～3人；教育委員3～6人；科員2～3人，辦事員2～4人；下設一、二、三股，分管人事、中小學教育和民眾教育。通縣學務局設學務科長1人、督學2人、教育委員5人、科員3人、辦事員6人。[1]522教育行政管理機構是教育活動組織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教育相關子系統部門的工作，形成系統化的結構，提高組織工作效率，并加強監督、調整和實施結果的測評。因此，教育的行政管理仍然是為學校及社會教育的運行服務的，并與教育的宗旨、目標、課程、教材及組織方法發生緊密的聯系，結合為一體，這是現代教育的普遍喻義及共同認識。日偽的奴化教育盡管是侵略戰爭背景下扭曲的教育行為，但仍然是一種教育活動，具有某些教育因素的色彩或特點。因此，冀東偽政權奴化教育管理在組織機構建立的基礎上，便將視野投向教育的政策目標及課程設計等相關的主體內容。如1936年9月8日，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制定《冀東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教育宗旨為：“冀東全區之教育，以發揚固有道德、鍛煉健全體格、充實國民生計、促進東亞文化為目的，勿期本此目的，以養成優良之道德、尚武之精神、社會之富足、自治之進展。”實施方針對普通教育、師范教育、社會教育、女子教育等提出了各項要求，這是日偽奴化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2]121在淪陷區推行教育文化奴役政策，課程與教材是必不可少的。這就需要對課程加以設計與編造，并致力于“編審讀物及選擇教材事項”。如1935年，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通令各小學用《讀經》課代替《公民》課，講授“圣經賢傳”和“先哲嘉言懿行”（1936年暑假后改為《孝經》）；撤消英語課，從小學三年級開始設日語課，每周3～6節。據1937年7月10日《盛京時報》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之全貌•內政改善之現狀》文中記載：學校教材的編纂始終“強調東洋精神，鼓吹防共思想，以親仁善鄰之主張為方針”，以達“鏟除排日教育”之目的。正因如此，在偽教育廳各建制中，“教科書編纂委員會”這一新型建制得到了日偽當局的贊賞。但這種“移花接木”的歪曲篡改之舉又遭到進步學生的反抗，如1935年，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政務長官、漢奸殷汝耕下令焚毀教科書，采用由偽滿洲國運來的教科書，遭到學生反對，灤州、薊縣兩中學校的學生誓不接受命令，紛紛退學赴北平、天津、保定就讀。1938年2月1日，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并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河北省公署，“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名義已不復存在，冀東22縣，除興隆改為辦事處、通縣劃歸“部”轄外，全部歸入冀東道，且唐山改為市直屬冀東道轄。此后對于教育監管更是“成績斐然”，內容項目包括對各轄區學校選派校長、日本教官和日語教員，加強對學校師生的監管力度，編纂課本，出臺一系列規章制度限制師生思想活動，實施訓育制度。制定的訓育標準明確規定教職員除了訓練方面外，須充分利用教學機會，灌輸反共自治之真諦，訓育標準具體體現到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四個方面。

二、偽河北省公署的奴化教育行政管理

1937年12月，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以王克敏為“委員長”，該傀儡政權為華北淪陷區中央行政機構。日寇扶植偽臨時政府之目的在于“建立一個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軍勢力范圍內的地區普及其政令”。偽政權下轄河北、山東、河南、山西四省以及北平、青島、天津三特別市。偽政府在中央一級設偽教育部，為最高教育行政部門，教育總長由著名文化漢奸湯爾和充任。湯爾和上臺后，一方面大興土木，趁機中飽私囊；另一方面，努力編纂新的教科書，積極推進奴化教育。[3]教育部下設總務局、文化局、教育局，在偽臨時政府的“領導”下，三省四縣紛紛建立偽公署，分設教育廳，作為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監管地方教育事宜。由于人員的相互兼職以及行政院擁有的權力很大，臨時政府各部門之間也沒有什么真正的權力分工。[4]1241938年1月1日，偽河北省公署在偽華北臨時政府授意下在天津成立，翌年遷至保定。偽公署下設教育廳，屬省一級教育行政部門，對偽河北省公署和偽華北臨時政府教育部負責。管轄“關于學校教育事項、關于社會教育事項、關于圖書館、博物館、公共體育事項、其他教育行政事項。”[5]偽教育廳下設二室三科：二室為督學室、秘書室，三科為社會教育科、學務科、總務科。督學科主要辦理視察省立各校館教育事項、視察道市縣地方教育事項、編制視察報告事項及其他調查事項；社教科設文化股、體育保健股、社會教育股；學務科下設初等教育股、中等教育股、高等教育股。[6]4各室科各司其職，組織嚴密，為淪陷區奴化教育的推行可謂是打下“大廈之基”，其用心當然不是復興發展淪陷區的教育事業，而是為了給淪陷區人民帶上沉重的“精神枷鎖”！偽河北省公署所轄津海、保定、冀南、冀東及所屬諸縣均設有教育科。如1938年，偽保定道定縣公署成立。下設教育科，內設科長1人、科員兼督學1人，教育委員2人，這些人員大多由小學教員和宣撫班人員充任。督學的職責是普及日語、審查修改教材、考察職員；教育委員主要負責指導監督學校事務、監視師生言行、打擊學校中的抗日活動。[7]628不難看出，日偽在河北淪陷區建立的偽教育行政機構分為三級：偽河北省公署教育廳——各道教育科——縣教育科，自上而下、環環相扣，其機構設置之嚴密真可謂頗費心機！這些地方偽教育部門悉數聽命于偽華北臨時政府教育部，緊緊跟隨偽教育部精神指示，上行下效，對淪陷區奴化教育的實施“不遺余力”。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取消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名義上降格為“華北政務委員會”，隨之偽臨時政府下轄的各部更名為各級公署。如教育部改稱為教育總署，偽教育總署督辦先后由湯爾和、周作人、蘇體仁、王謨等充任。但是變化的只是機構設置權限，新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還是原班人馬。這種改頭換面之舉并未改變其政權本質，秉承的還是“為適應大東亞戰爭之勢”、“力謀教育之刷新”等奴化教育宗旨，還在為“大東亞圣戰服務”的軌道中滑行。河北偽政權是日本帝國主義通過華北偽政權在河北設立的漢奸機構，河北偽政權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關系如同主人和奴才。在日寇在刺刀保護下，通過向偽機關內部派遣日本“顧問”來實現其對淪陷區教育事業的控制。華北各級偽政權所有政務，均為日本“顧問”所操縱，同級行政長官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顧問手中。臨時政府首席顧問湯澤三千男曾直言不諱的將顧問比作“附家老”，即日本德川時代封建諸侯的總管家。[4]19以下是以偽政權行政委員長王克敏的名義下達“聘請”日本“顧問輔佐官”的法令：偽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致法部公函[8]265（1938年7-8月）7月18日公函函字第633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公函徑啟者：準日軍特務部函開：關于任命顧問輔佐官一事，決定行政顧問輔佐官為安中忠熊，法制顧問輔佐官為山田久就、宮崎太一，相應照會等因。用特函達，即希查照為荷此。根據“華北政務委員會關于聘任友邦日本人士為顧問職員等之辦法”，派往河北省的有：日本顧問千坂高興、輔佐官村次男、友添健策、矢口親信。[8]270對于淪陷區真正的掌權者，日偽曾大言不慚地宣稱：“只有日本軍才是最高統者、至于對中國進行指導，無論如何非日本軍莫屬。”[8]284河北省在保定設有陸軍特務機關，特務機關的軍司令官是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一切大權于一身的最高權力者。偽河北省政府成立后，立即由資深內務官僚作為顧問進入政府。特務機關的性質、任務也隨著時局不斷改變，最后改名為聯絡部。在河北省，保定河北省聯絡部，部長有柴山兼四郎中將、塘大佐、鈴木繁少將、大本四郎少將；石門道聯絡部，部長有笠井中佐、鹿島大佐；滄州聯絡部，部長是加茂少佐；邯鄲聯絡部，部長是加藤大佐；唐山聯絡部，部長是堤大佐。[8]346據1937年8月“冀東教育廳官員錄”記載，冀東教育廳廳長由河北樂亭人武學易擔任，設顧問一名，由日本人中地武雄擔任，名為顧問卻實際上掌握和控制教育廳的工作，貫徹日本的奴化教育方針，為日本的奴化教育服務。甚至在各級各類學校，都會安排日本教官，監督學校的教學活動。偽河北省教育廳還設立了多種分支機構，有新民會、河北省教育研究所、鄉村教育促進會及相關組織機構等，使其發揮出輔助教育行政管理的作用。

三、河北淪陷區奴化教育的組織管理

面對日軍的侵略，河北淪陷區人民作出了頑強的抵抗。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植下的漢奸政權強烈認識到，奴化教育，與軍事侵略相伴隨，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見一斑。遂加緊實施奴化教育，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奴化教育管理體系。

（一）教育的微觀管理

為了配合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日偽注重建立實施奴化教育的學校體系，并留心于監管學校，企圖把學校辦成戕害青年身心及靈魂、泯滅民族意識、消除反抗日偽侵略思想的陣地。據相關報刊記載，截止到1940年，日偽在河北省設立中學21所、師范學校及簡師29所，完全小學371所，初級小學693所。各類學校均加強了奴化教育內容，如加授日語，教科書內多繪五色旗（偽滿洲國“國旗”）并指為國旗，地圖及課本插圖將我東北三省改稱“滿洲國”，取消國恥教材，宣傳“日滿支不可分”之荒謬言論等等。淪陷區教育的主要管理措施如下：

1.監督師生。日偽在河北淪陷區學校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尤其對校內師生協同參與教育活動的組織、過程等各個方面加以控制并實施嚴格管理。校內教育組織活動的各個方面始終貫穿以強制手段強化其“思想整肅”，奴化學生的思想，為建立其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或“日滿華一體”的侵略政策服務。暗派特務監視師生言行，隨意搜查教師和學生；利用封建倫理道德糟粕訓育“順民”；開設國民精神課，進行各種“活動”及“訓練”。定期舉行朝會，向“天皇陛下”、“天照大神”遙拜，妄圖于不知不覺之中泯滅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思想。

2.畸形的課程設置。課程是教學活動的媒體，教學任務及目標實現的保障。淪陷區奴化教育的設計中，學校課程是其中的核心。綜觀日偽在河北淪陷區中小學校所設置的課程，表面上仍然涵蓋近現代學制體系中課程編制的基本內容，但問題在于課程的設計安排上，漢語減少到每周3課時，而日語課每周則增加到6課時。所謂的“建國精神科”，不過是講些“民族協和”、“日滿一德一心”、“王道樂土”、“日本親邦”、“大東亞共榮”之類的內容。國民道德原來占總學時的5%，改成“建國精神科”后竟增加到12.5%，實務課和勤勞奉仕則大大增加。日寇強迫青少年學習一些服務于其軍事侵略和殖民占領所需的課程，縮減其他學科課程，注重宣傳“王道精神”，篡改教科書，忽視文化課的學習，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淡化中國青少年的民族意識，使他們逐漸淡忘自己的母語和歷史，降低他們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面從課程板塊組合上看，是一種典型的“日本化”畸形結構的課程設置，是培養目標及教育取向上奴化教育性質的必然反映，違背了學生成長發展的規律及課程設計中的科學性、客觀性、均衡性。

3.培訓奴化教育師資及管理人員。由于缺乏大量能實施奴化教育的師資及管理人員，偽政權建立了日偽奴化教育師資的培訓機構。1941年10月7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舉辦偽教育行政人員講習班。偽督辦周作人親臨訓話，要求“借著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圓滿達到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種目的”[9]477。日偽在河北淪陷區常舉辦小學教員講習會，利用假期把各校小學教師組織起來，“充分灌輸新時代的教育精神和正確的思想”。講習科目中必修課為精神訓話、教育行政、東方文化及倫理、特別演講、鄉村教育、日本語；選修課為算術、常識、自然、音樂、體育、修身、學校教育、兒童心理等。偽河北省公署行政人員、新民會河北省指導部人員經常在講習會上亮相，給予“精神訓話”，灌輸“新中國之理念”。[10]36對學校教育的師資及管理人員的培訓與壓迫干預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互相結合，形成一個整體。例如1939年8月，偽河北省公署推行“保甲連坐法”，以“一人犯法，皆受牽連”的無形鎖鏈，把學校的教職員控制起來。1940年6月，偽冀東道公署頒發《小學教員獎懲辦法》，計14條，具體規定本區各縣市小學教員之獎懲辦法，用以奴役教師。4.控制辦學經費。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一年左右時間，河北大部淪陷，日寇瘋狂破壞境內文化機關和學校，焚毀和取締大量圖書、雜志。為了對淪陷區加強殖民統治，爭取親日力量，培養媚日漢奸，日寇又利用偽政權籌劃“恢復”教育機構設施，不得不分撥一部分經費用于各類教育，以顯示對教育工作的“重視”。日偽教育廳令各村填報學校調查表，調查教員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履歷，調查學生年齡、人數、經費收支、校舍教具、教材、教學法等，根據調查結果，再加上各地教育的發展狀況、學校的多少，作出學校具體辦學經費的安排。教育經費決定著教學設施、師資水平和教育質量，掐斷教育經費來源，也就等于終結教育的生命線。日偽利用教育經費，牢牢控制住淪陷區教育各項活動的開展，一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降低教學設施、辦學條件的投入，通過增加工資拉攏利誘教師，如香河縣初辦中學時，中學教師每人每月領取40元左右。和普通老百姓相比，這樣的待遇已經算比較高的。[11]3161939年9月29日，新民會教育分會在保定召開會議，其中厘定小學教師薪俸等級標準，小學教師月薪最低40元，最高120元，其間分15等。這較之以前小學教師待遇月薪30元左右相比，有所增加。當然，部分教師收入的局部增加并不在于圖謀學校教育的建設與進步，而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學校之教育對于排日思想相當濃厚，因有必要在其物質待遇設法優待以改變其思想親日。”[12]543從中可見日偽辦學獨特的主觀動機或險惡用心。

（二）教育的宏觀管理

社會教育是教育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用對象重在學校之外的失學兒童及社會民眾，而又作為一種背景或資源深刻影響學校教育的質量及效果。為了奴化中國廣大民眾，日偽政權除了利用學校教育，并對其嚴加管理外，還極為重視對社會教育的控制和監督，以奴化大眾。

1.利用報刊媒體實施奴化社會教育加強對報刊輿論宣傳的監督和審查是日偽進行社會奴化教育的重要方面。日本大本營秘密頒發的《對支宣傳策略綱要》也特別強調了宣傳工作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指出“忽視宣傳工作，就難于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早在1935年，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為推行日偽奴化教育制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取締教育刊物辦法》。《辦法》規定有下列內容的，一律嚴禁并銷毀：“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斗爭者；宣傳無政府主義及階級斗爭者；與本政府不相容之主義者；有黨化色彩者；違反政治法令者”等。并命令“教育刊物于出版前將原稿送縣政府學務科檢查”后方許刊印。“違禁之教育刊物，各直轄警務局得檢查扣留，呈請民政廳或縣政府依法嚴辦”。[2]119《冀東日報》是唐山市抗戰時期，日偽所辦時間最長的一份報紙。從1937年創刊至1945年4月停刊，存續時間長達八年。它公開鼓吹大東亞戰爭，鼓吹中、日、滿三國聯盟，刊載的都是：“怎樣滅共”、“慶祝中日滿三國國交成立三周年紀念”、“力爭反共救國，外交與日采同一步驟”之類的蠱惑民心的報道。創刊于1941年1月的《冀東兒童周刊》，發行對象以小學生為主，是一張反共報紙。一版刊登反共要聞，二版名人軼事，三版學生文藝，四版科學常識，五版童話，六版兒童文藝、詩歌，七版讀書方法，八版剿共讀本、生活報道。[13]91從上述情形可以推測：河北淪陷區的報紙雜志，千篇一律的是反共賣國論調，文藝報刊大多低級趣味，所謂的學術研究也多是吹噓日華一體的賣國理論。

2.開展識字教育運動，滲透奴化思想在淪陷區內，社會教育三大重點之一即是識字補習教育，因為日偽認為識字運動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基礎，而三民主義是救世界的大同主義，所以，識字運動可以團結東亞各國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以促進大同。作為社會教育的基礎教育形式，識字是民眾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核心的組織內容，日偽加以利用，以識字為媒介，摻和漢奸思想、侵略理論及奴化意念的灌輸，起到了一種引導觀念轉變、誤導價值導向的作用。實際上，日偽當局開展識字運動的最終用意，是向廣大民眾強行灌輸奴化理論，從而鞏固其殖民統治。為了配合識字運動的開展，偽華北臨時政府的組織部與宣傳局編寫了“新民識字運動課本”，內容共分9次：（1）關于理念；（2）關于新國民運動；（3）關于社會知識；（4）關于衣食住行娛樂；（5）關于自然科學；（6）關于工商知識者；（7）關于偉人之嘉言鼓行；（8）關于國際大勢；（9）關于東亞民族者。[14]從內容來看，識字運動除識字之外，還對民眾進行思想、職業、科學知識的教育。各地在識字運動中都采取了多種措施，如在唐山市專設“識字運動宣傳委員會”，隔數月舉行識字運動周一次，除貼標喊口號、游行教師傳單外，還分區派各校師生逐日進行街頭演講。為了推進識字運動的開展，日偽在唐山市各中小學校及新民教育館一律附設識字班，各中小學均有識字牌，每日選取一個常用字，注明字音并解釋字義，便于學習。

（三）實施形式多樣的社會奴化教育活動

多樣性的方法能起到教育上獨特的效果，將組織工作的活動深入社會實際，更能起到持續深入的社會作用。日偽在這個方面也加以利用，為其奴化教育加強效力。日本侵略者占領北平后，仿偽滿建立漢奸組織協合會的經驗，組織了偽漢奸組織新民會，進而經過新民會組織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活動。1939年，唐山市新民教育分會成立，機構設于新民會唐山市總會內，中等以上學校及規模較大的小學均設支部，由校長任支部長。新民教育分會是日偽當局控制教師、學生思想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其宗旨是：“秉承新民精神，以新民主義為準繩，誘導學生學業，仍復敦品勵行，端正思想，整躬率物，式表儒林，以期上不負國家，下不誤學生，發揚固有之文化，恢復固有之道德，促成中日親善而推進東亞和平之大業。”[2]136河北淪陷區各地分別建有新民教育館、新民茶社、新民閱覽室，向下層群眾進行教化，從而達到“愚民”之目的。由于受到抗日軍民的沉重打擊，日偽為了鞏固占領區，遂發起“清鄉運動”、“治安強化運動”等旨在滲透奴化思想、加強殖民統治的活動。1941年3月3日，偽華北臨時政府教育署督辦周作人在偽中央廣播電臺發表題為《治安強化運動與教育之關系》的廣播講話，他鼓吹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頒布實施的治安強化運動，“是和平建國的基礎，是華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同時也是使民眾安居樂業的唯一的途徑”，還強調“治安強化運動，是與教育相輔而行的，二者互為因果，關系極為密切，以后當依此進行，以期教育發展，治安確立。”[15]454風吹草偃，上行下效。1941年，偽河北省公署訓令各校及文化機關實施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提出以“肅正思想”為中心的施政方針，規定學校的訓育方針是“根絕溶共思想，以親仁善鄰之旨，謀東亞及全世界之和平。”1942年，發起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又要求各校大力宣傳“大東亞戰爭之意義及其發展之狀況”，而且“將共產黨之殘暴行為及其策略陰謀廣為宣傳，以誘導民眾之反共思想。”[2]156各地新民會及所屬組織則竭力參加“治安強化運動”，為日偽加強對淪陷區的鞏固及統治賣命。傀儡政權是政治強權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法西斯侵略者在其侵占的國家里，大都扶植過同樣的政治實體。如法西斯德國曾在法國建立維希政府，在挪威建立吉斯林政權等。日本侵略者在越南、緬甸、菲律賓也都扶植過類似的侵略工具。在抗日戰爭中出現的漢奸政權，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交互作用下產生的政治畸形兒。[16]1

然而，在舊中國，長期以來相互勾結的反動的政治陰謀家之類的賣國賊們，憑借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企圖摧毀洶涌澎湃的革命高潮，以建立反動統治，實現自己卑鄙無恥的野心。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也企圖利用他們，奴役中國人民，達到使中國殖民地化的目的。這種罪惡的結合也就是“新政權的誕生”。[8]276日偽在河北淪陷區的教育行政管理活動屬于日偽華北偽政權及偽河北省公署職能的組成部分，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在管理行為層面上確保了教育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奴化教育政策的執行落到實處，發揮出預設的效果，而不是徒有形式的“一紙空文”。在河北淪陷區推行奴化教育過程中，日偽在學校的組織管理等方面也采取了種種措施，并滲入到文化新聞領域。這種體制及具體舉措，對麻醉河北淪陷區廣大民眾的精神斗志，泯滅其民族心理及反抗意識起到了極為惡劣的作用。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加以嚴肅地清理，以避免軍國主義侵略理論的復活。侵略與反侵略，奴化與反奴化是同時并存的，日本的奴化教育制度與管理受到了河北淪陷區愛國民眾與廣大師生的反抗與抵制，使其文化教育侵略的意圖與策略并未能如愿得逞，這是民族主義精神在教育文化領域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