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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與分析

（一）我國教育發(fā)展的倫理價值在矛盾和沖突中艱難演進

1.公眾對我國教育發(fā)展效率指標的滿意度明顯高于對教育倫理指標的滿意度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實施，成為我國教育發(fā)展的最突出亮點而被社會公眾認可。調查結果顯示，在關于“對我國教育發(fā)展成就的態(tài)度”方面，總體調查樣本對“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全面實施”、“教師專業(yè)化水平提高明顯，師德良好”和“學生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認同度相對較高，比例分別為55.7%、32.3%和30.8%。在關乎教育行政倫理的指標方面，總體調查樣本的認同度不是很高。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部門廉潔自律，為人師表”、“政策倫理導向正確，公正民主”和“教育均衡發(fā)展，擇校問題解決”的選擇比例分別為7.2%、9.1%和10.8%。調查結果還顯示，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對我國教育發(fā)展成就的態(tài)度與總體調查樣本的態(tài)度既有共性，也有明顯差異。在“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全面實施”、“教師專業(yè)化水平提高明顯，師德良好”、“教育發(fā)展速度快，效率高”和“教師待遇改善，社會地位提高”四個方面，兩者態(tài)度基本一致。但在“學生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評價上，兩者態(tài)度差異比較明顯，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選擇這一選項的比例僅為2.7%。這說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此方面的自信心明顯不足。

2.教育職業(yè)的道德比較優(yōu)勢依然存在，但正在不斷弱化近十年來，社會公眾對我國教育形象的看法出現(xiàn)明顯分化。調查結果顯示，57.0%的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社會形象給予了積極評價（認為我國教育的社會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為25.5%，認為教育社會形象“一直比較好”的比例為31.5%），18.3%的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社會形象給予了明顯負面評價（認為教育社會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為9.6%，認為教育社會形象“明顯退步”的比例為8.7%），另有24.8%的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社會形象給予了非積極評價。值得重視的是，教育管理者調查樣本對教育社會形象的評價更消極。數(shù)據(jù)顯示，教育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教育社會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為9.8%，認為教育社會形象“一直比較好”的比例為28.6%，兩者均明顯低于社會公眾的評價比例；認為教育社會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為26.8%，其明顯高于社會公眾的評價比例。

3.公眾對教育發(fā)展倫理失誤關注度高，教育不公平、擇校問題被認為是當前教育發(fā)展的突出問題調查結果顯示，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發(fā)展的倫理道德和價值層面的失誤認同度很高。其中，認為“教育不公平，分化嚴重，擇校問題突出”的比例高達47.8%，認為“教育發(fā)展急功近利，應試教育傾向嚴重”的比例達31.5%，認為“腐敗和亂收費問題沒有解決好，形象不良”的比例為26.1%，認為“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薄弱，效果差”的比例為20.4%。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發(fā)展效率方面失誤的認同度明顯偏低。其中，認為“教育投入明顯不足，欠賬太多”的比例為13.1%，認為“教師素質建設滯后”的比例為14.0%。這說明，在社會公眾看來，我國教育經(jīng)費投入和教師素質方面的問題已不是教育發(fā)展的突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總體調查樣本認為“決策機制不公正，倫理化程度低”的比例僅8.9%，在8個選項中最低。筆者分析后認為，社會公眾對我國教育行政決策機制及其倫理公正性是基本認同的。但問題恰恰在于，決策是教育發(fā)展的決定性環(huán)節(jié)，重大的教育失誤首先是教育行政決策的失誤，是教育價值選擇的偏頗。

4.公眾對教育行政決策的評價態(tài)度出現(xiàn)明顯分化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決策的滿意度，是衡量教育決策效率和倫理的重要標尺之一。忽視對民意的敬畏和倫理考慮，會導致決策的低效、盲目、狹隘和反道德。關于“對我國教育行政決策的滿意度”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半數(shù)的總體調查樣本對我國教育行政決策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也有半數(shù)總體調查樣本不認同當前我國的教育行政決策，未給出積極的價值肯定。其中，表示滿意的總體調查樣本比例為20.0%，比較滿意的比例為30.0%，認為一般化的比例為42.7%，比較失望的比例為5.6%，非常失望的比例為1.7%。考慮到教育行業(yè)的社會敏感性和教育決策的極端重要性，50.0%的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行政決策未給出積極評價，說明公眾基于教育的價值判斷出現(xiàn)了態(tài)度分裂，當前我國教育決策的民意度尚需增強。

5.公眾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職業(yè)道德敏感度較高，對其職業(yè)道德的不滿意度相對較高“不滿意度”是從負面角度評價人物、事物性質狀況的指標，它與“滿意度”指標相比，更能直接反映評價主體的否定性意見。關于“您對教育行政管理者下述哪一教育管理現(xiàn)象最不滿意”的問題，調查結果顯示，總體調查樣本選擇“缺乏職業(yè)道德”的比例高達36.7%，位列第一；選擇“知法犯法”、“缺乏公正”、“個人利益至上”、“工作效率低”、“監(jiān)督缺乏”和“服務意識差”的比例次之，分別為28.3%、27.8%、25.8%、25.3%、20.1%和19.3%；選擇“決策不科學”的比例最低，僅為14.9%，這說明，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決策科學性問題持異議較少，或者說，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決策科學化問題的敏感性相對較低。總之，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職業(yè)道德狀況評價較低，對教育行政決策過程的科學性評價較高。這一方面說明，教育行政倫理問題比較突出且備受關注，另一方面也說明，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評價比較矛盾。職業(yè)道德問題嚴重的管理者，怎么可能作出科學的決策？

6.教育行政決策前的社會咨詢與論證環(huán)節(jié)薄弱，被認為是教育問題出現(xiàn)的最主要環(huán)節(jié)教育行政決策是一個過程。事出有因，教育管理中出現(xiàn)的問題與決策過程有關。在行政決策不同階段出現(xiàn)的問題和疏漏，會導致性質不盡相同的問題出現(xiàn)。令社會公眾明顯不滿的教育管理問題，究竟出現(xiàn)在教育行政決策過程的哪個環(huán)節(jié)？這一問題值得認真研究。關于“我國教育問題主要出現(xiàn)在哪個環(huán)節(jié)”的問題，調查結果顯示，26.0%總體調查樣本選擇“決策前民意咨詢實踐調查和政策研究薄弱，準備不充分，決策缺乏堅實基礎”，25.5%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決策主體缺乏專業(yè)性和責任感，不能有效解決社會公眾提出的教育問題”，19.8%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決策過程缺乏民主、科學和公正，政策的價值導向出現(xiàn)偏差”，18.8%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薄弱，政策難以落實”，10.0%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對政策的評價和監(jiān)督薄弱，對行政決策主體缺乏必要的約束”。

（二）教育行政組織及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備受關注

1.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公信度值得關注，非教育類公務員道德認同度相對較低不同的職業(yè)有不同的社會形象。教育行政管理者首先是教育者，然后才是管理者。他們雖不直接從事教學工作，但也是教育行業(yè)的重要力量，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對學校和教師影響巨大。通過對不同職業(yè)道德形象的對比研究，我們可以從中分析出教育職業(yè)的道德認同度。調查表明，教師和軍人的職業(yè)道德形象相對最好，認同度明顯高于其他職業(yè)。教育管理者的道德形象不如教師，也不如農民。非教育行業(yè)公務員的職業(yè)道德形象認同度最低。在對9類社會職業(yè)的調查中，教師和軍人的道德形象相對最好，其中，53.2%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教師”，41.7%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軍人”。處在第二個道德認同層次的職業(yè)是醫(yī)生和研究人員，其中，22.4%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醫(yī)生”，20.6%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研究人員”。處在第三個道德認同層次的職業(yè)是農民和教育行業(yè)公務員，其中，14.4%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農民”，12.5%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教育行業(yè)公務員”。處于道德認同度最末端的職業(yè)是工人、商人和非教育行業(yè)公務員，其中，6.7%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工人”，3.3%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商人”，僅2.5%的總體調查樣本選擇了“非教育行業(yè)公務員”。

2.教育行政組織在政府機構中具有相對道德優(yōu)勢關于“你認為下列哪一行政部門的道德形象最好”的問題，調查結果顯示，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均認為，教育行政部門在8個被調查行政部門中的道德形象具有明顯的比較優(yōu)勢，認同度最高。其中，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自身道德形象最好的比例（68.1%）明顯高于總體調查樣本的比例（47.2%），這說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職業(yè)道德優(yōu)勢感很強。氣象局的道德形象也得到一致認可（總體調查樣本選擇“氣象局”的比例為33.8%，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比例為37.2%）。總體調查樣本認為，檢察院、法院、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較好，在8個政府部門中，檢察院、法院的支持率位列第二（36.3%），公安局的支持率位列第四（26.4%）；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審計局的道德形象相對較好，位列第三（25.7%），檢察院、法院位列第四（17.7%）。在對公安局和審計局的道德形象認同度方面，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出現(xiàn)明顯差異。26.4%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較好，僅7.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可公安局的道德形象。25.7%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審計局的道德形象較好，僅9.6%的總體調查樣本認可審計局的道德形象。

3.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在教育領域處于明顯劣勢調查結果顯示，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對教育行業(yè)職業(yè)道德形象的態(tài)度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四類教育職業(yè)中，兩個樣本一致認為，教師的職業(yè)道德形象相對較好（其中，總體調查樣本的比例為51.9%，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比例為51.8%），教育研究者的職業(yè)道德形象位列第二（總體調查樣本的比例為28.6%，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比例為27.3%），校長的職業(yè)道德形象位列第三（總體調查樣本的比例為8.6%，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比例為10.0%），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職業(yè)道德形象相對較低（總體調查樣本的比例為8.1%，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比例為10.0%），校長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職業(yè)道德形象相對較差。

（三）教育行政組織決策的倫理價值存在明顯沖突

1.公正、負責被公認為是教育行政組織應遵守的最重要價值準則在“關于教育行政組織應遵守的最重要價值準則”問題調查中，56.8%的總體調查樣本和64.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選擇了“公正”，公正被公認為是教育行政機構應遵守的最重要價值準則。55.7%的總體調查樣本和42.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選擇了“負責”。兩者對民主和效率的認同度相對不高，19.5%的總體調查樣本和23.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選擇了“民主”，16.0%總體調查樣本和1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選擇了“效率”。在“誠信”和“服務”兩條價值準則方面，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態(tài)度存在比較顯著的差異。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誠信度要求（37.8%）高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24.0%），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服務要求（12.4%）明顯低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46.0%）。

2.教育行政組織應優(yōu)先處理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倫理關系關于“教育行政組織應優(yōu)先處理的倫理沖突”問題，調查結果顯示，51.3%的總體調查樣本和63.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間的沖突問題應優(yōu)先解決。后者比例更高，說明這一沖突問題給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困擾相對更大。公平與效率、道德使命與經(jīng)濟利益間的沖突也被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公認為是教育行政組織應優(yōu)先處理的倫理沖突，但兩者在部分倫理價值沖突選擇中差異顯著。其中，在“公共期待與自身特定責任”“廉潔與腐敗”等倫理沖突的選擇方面，差異最為顯著。在總體調查樣本看來，除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間的沖突問題外，道德使命與經(jīng)濟利益、廉潔與腐敗、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沖突問題也應優(yōu)先解決，比例分別為39.4%、29.8%、26.0%。而決策理性與非理性、公共期待與自身特定責任之間的沖突，緊迫性相對最低，比例均為12.6%。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看來，除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間的沖突問題外，公共期待與自身特定責任、公平與效率、道德使命與經(jīng)濟利益之間的沖突問題也應優(yōu)先解決，比例分別為39.8%、28.3%、26.5%。而廉潔與腐敗、公共責任與自利行為之間的沖突問題，緊迫性相對較低，比例分別為13.3%、9.7%。

（四）我國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倫理困境加劇

1.公共責任與自身利益之間存在明顯沖突調查結果表明，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對公共責任與自身利益之間存在倫理沖突的感受相對更直接，而社會公眾對這種沖突的存在更加不能接受。關于“如何看待教育行政人員在承擔公共責任與關切自身利益方面的沖突”問題，調查結果顯示，24.5%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教育行政人員在這方面沒有沖突問題發(fā)生，持此種觀點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比例為18.9%。這說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對這種利益沖突的感受相對更直接。46.1%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教育行政人員在承擔公共責任與關切自身利益方面存在沖突（選擇“沖突問題不可避免”的比例為24.3%，選擇“經(jīng)常沖突”的比例為14.3%，選擇“沖突嚴重”的比例為7.3%），而持此種態(tài)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比例只有31.5%（選擇“沖突問題不可避免”的比例為23.4%，選擇“經(jīng)常沖突”的比例為4.5%，選擇“沖突嚴重”的比例為3.6%）。這說明，社會公眾更難以接受這種沖突，認為其導致的后果更嚴重。長期處于這種沖突中并受其煎熬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倫理感知方面會逐漸麻木。

2.道德脫節(jié)、道德自滿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認為是自身最明顯的道德問題管理及其他行為，都是由價值觀驅動的。唐瑪麗•德里斯科爾和邁克•霍夫曼指出，“道德的領導是一種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自愿的情感關系，它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并為正當?shù)膬r值觀所驅動”，“我們都知道，聲稱自己信奉公司的價值觀，并不總是意味著高級管理人員是按照這些價值觀行事的。我們已經(jīng)確認了七種失敗的道德領導的征候”。[1]這七種道德征候分別是：道德盲點、道德沉默、道德不連貫、道德麻木、道德虛偽、道德分裂和道德自滿。那么，在教育行政管理中，這七種失敗的道德征候如何呢？對此，筆者進行了調查。在調查中，還增加了道德輕蔑（過重倚賴法律）、道德貶值（過度追求個人利益）兩種現(xiàn)象。調查結果顯示，30.1%和29.6%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道德虛偽、口是心非”“道德貶值、個人利益至上”是教育行政管理者最嚴重的道德問題。對“道德分裂，工作道德與家庭道德之間相背離”的認同度相對較低，僅為7.6%。38.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道德脫節(jié)”是教育管理中最嚴重的道德問題，言行不一的情況比較普遍。選擇“道德自滿”的比例為29.2%。教育行政管理者屬于權力執(zhí)行者，有道德優(yōu)勢感，比較習慣于要求別人，這一特點也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自身認可。

3.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關于管理者原型的選擇存在明顯差異教育行政倫理存在不同的范式選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霍基金森（Hodgkinson，C.）認為，在一個價值與事實總是糾纏不清的世界中，價值是第一位的問題，而事實和邏輯成分是次要的。管理理論的中心議題不是科學問題，而是與價值和道德相關的哲學問題。霍基金森認為，“價值是復雜的，存在著四種不同的類型或范式”，“將價值范式運用于組織管理生活，特別是行政管理者的時候，便將形成野心家、政治家、技術專家和詩人四種重要的管理者‘原型’（archetype）”①。[2]筆者對霍基金森提出的上述四種管理者原型的現(xiàn)實性進行了驗證。調查結果顯示，社會公眾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詩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認為技術專家更符合自身的價值特征。36.8%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決策實際。24.7%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管理者原型為政治家，傾向于把自己看作群體的代言人、喉舌和領袖，并從其中得到活力和道德力量。17.8%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管理者的原型為野心家；41.5%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技術專家更符合自身的價值特征，認為自己傾向于立法而容易忽視個性，其管理目的是合乎道德地以盡可能好的效率和效果實現(xiàn)合法的目標。13.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認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決策實際。這種遠離善和道德良心的價值特征，是不符合教育者的職業(yè)倫理特質的。調查結果還顯示，打工子弟學校和公立學校調查樣本對當前我國教育行政決策模式的態(tài)度之間，在0.001水平上呈現(xiàn)極其顯著的差異。打工子弟學校調查樣本更傾向于“有責任感”“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管理者原型，而公立學校調查樣本更傾向于“以自我為中心”“強調立法但忽視個性”的管理者原型。

（五）教育行政管理者決策公正性受到明顯干擾

1.影響教育行政管理者決策公正性的主要因素調查結果顯示，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都認為，社會關系（38.8%、31.8%）和個人素質（29.3%、46.9%）是影響教育行政決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兩者對社會監(jiān)督的影響力看法明顯不同，15.3%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社會監(jiān)督是影響教育行政決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而持此觀點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比例為31.9%。這說明，教育行政管理人員更加關注和期待外部制約因素；兩者對個人福利的影響力看法也明顯不同，15.1%的總體調查樣本認為個人福利是影響教育行政管理人員公正性決策的最大因素，持此觀點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比例僅為5.3%。這說明，社會公眾認為，教育行政管理人員關注自身利益會影響其教育行政決策的公正性，而教育行政管理者對此認可度不高。實際上，自利傾向對教育管理決策公正性的影響是必然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只不過是身在廬山而不知其真面目罷了；同時，兩個樣本都認為，子女升學的影響力明顯大于公共利益對教育行政人員公正性決策的影響力。其中，持此觀點的總體調查樣本比例為13.3%，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比例為10.6%。

2.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明顯的角色沖突人在社會中主要有社會角色和家庭角色兩種，這兩種角色的職責和意義具有明顯區(qū)別。教育行政管理者是人的社會角色，是公眾教育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和實現(xiàn)者；家長是人的家庭角色，是孩子的監(jiān)護者，是家庭正當教育權益的維護者。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對基于家長角色的教育熱點、難點的態(tài)度傾向，既有相同之處，也有顯著差異。調查結果顯示，孩子的學習成績、習慣和品德培養(yǎng)、升學擇校均是總體調查樣本作為家長最為焦慮的教育問題。其中，57.5%的總體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學習成績，47.3%的總體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習慣和品德培養(yǎng)，36.3%的總體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升學擇校問題；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看來，孩子的升學擇校、學業(yè)負擔、習慣和品德培養(yǎng)均是他們作為家長最為焦慮的教育問題。其中，55.8%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擇校問題，52.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學業(yè)負擔，50.4%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習慣和品德培養(yǎng)問題。另外，兩者對孩子的教育經(jīng)費支出、孩子的健康問題焦慮度相對較低。有23.0%的總體調查樣本和22.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教育經(jīng)費支出，26.5%的總體調查樣本和23.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健康問題。值得深入分析的是，高達57.5%的總體調查樣本最焦慮孩子的學習成績問題，而焦慮該問題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僅為24.8%。兩者態(tài)度傾向性懸殊，除了與兩者的教育價值觀存在差異有關外，可能還與他們的社會角色有直接關系。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孩子擇校問題上具有相對的行業(yè)優(yōu)勢和獨特話語權，孩子成績對擇校影響不大；而社會公眾在這方面的選擇余地小，因此會將孩子擇校的希望寄托在他們的學業(yè)成績上。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著明顯的角色沖突。他們承擔著維護公眾教育利益的責任，是教育公平的捍衛(wèi)者。他們雖然具有相對的行業(yè)優(yōu)勢和話語權，但作為家長，他們卻比社會公眾更加焦慮孩子的擇校問題。這種角色沖突和教育價值方面的分裂，使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決策過程中經(jīng)常處于困境中，教育管理倫理的自主性備受煎熬。

3.處理好教育機會均等和教育分化的沖突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優(yōu)先倫理選擇關于“教育行政管理者應優(yōu)先處理的倫理沖突”問題，調查結果顯示，47.6%的總體調查樣本和6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一致認為，處理好機會均等和教育分化的矛盾與沖突應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優(yōu)先倫理選擇。在倫理價值判斷上，總體調查樣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差異性明顯大于相同性。除了“處理好機會均等和教育分化的沖突”外，在總體調查樣本看來，貪與廉的沖突、善與惡的沖突也是教育行政管理者應優(yōu)先處理的倫理沖突問題，選擇比例分別為38.2%、34.0%。對上述兩種選擇持同樣態(tài)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比例則相對較低，分別為18.6%、11.5%。總體調查樣本對教育行政管理者應優(yōu)先處理“享受權利和履行職責的沖突”“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沖突”的認可度相對最低，選擇比例分別為20.2%、13.3%。而選擇此兩項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調查樣本的比例則相對較高，分別為23.9%、29.2%。兩者對“享受權利和履行職責的沖突”的選擇度差異不明顯，但相對差異很明顯。該選項的有效百分比在總體樣本各選項中位列第六，而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樣本選項中位列第三。這說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對權利和責任沖突的職業(yè)感受更加強烈。

二、研究結論

第一，我國教育發(fā)展成就顯著，公眾對教育發(fā)展效率的認可度高于對教育發(fā)展倫理的認可度。社會公眾的教育倫理期待強烈，對教育發(fā)展的道德正當性明顯不滿意。第二，社會公眾對教師、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職業(yè)道德問題相對最為敏感。教師具有明顯的職業(yè)道德優(yōu)勢，教育行政管理者道德公信力出現(xiàn)弱化趨勢，雖然其職業(yè)道德形象好于其他行業(yè)公務員，但明顯不如教師和校長。第三，公正和負責被認為是教育行政機構應遵守的最重要價值準則，民主、效率等價值準則的認同度相對偏低。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之間的沖突被公認為是教育行政機構最應優(yōu)先處理的倫理關系。第四，社會公眾和教育行政管理者對教育管理者價值原型的選擇存在明顯差異，公眾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詩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認為強調立法而忽視個性更符合自身的價值特征。第五，我國教育行政決策的倫理自主性受到明顯干擾。教育決策者面臨著日益強烈的角色沖突，在捍衛(wèi)公共利益和實現(xiàn)個人合理訴求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道德分裂，這使得我國許多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決策過程中經(jīng)常處于道德困境中，他們的倫理自主性備受煎熬，并被社會公眾質疑。

三、啟示與建議

（一）高度關注我國教育發(fā)展的道德向度問題，促進價值自覺，建立倫理相關的教育改革動機觀和成就觀教育發(fā)展要警惕工具主義、效率主義泛濫，消除急功近利傾向對兒童、青少年和教師身心健康發(fā)展的潛在威脅，盡快回歸教育改革理性和倫理正當性。教育者特別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及決策機構，要高尚其事，建立倫理相關的教育改革動機觀和成就觀。區(qū)域間教育資源配置差異擴大、教育同質性不斷增強以及學校教育個性化的日益消解，以企業(yè)化方式推進所謂教育改革，實際上是教育理性和倫理自主性喪失的表現(xiàn)。

（二）加強對教育發(fā)展道德向度問題的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的倫理自主性、民主化和科學化水平研究至少應領先決策半步之遙。對教育失誤問題的研究相對薄弱，是我國教育行政決策研究方面的一個突出問題。反思意識淡薄，互相抱怨和無端指責，是教育失誤研究滯后的必然結果。從教育道德問題中查找原因，找尋新思路、新辦法，避免行政決策在低效、無效、反倫理層面的惡性循環(huán)，是教育病理學研究的目標。對教育失誤問題的研究，還有助于營造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研究氛圍，使教育行政決策回歸理性和道德。

（三）強化教育規(guī)范化標準，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對名校過度擴張進行必要約束，真正促進內涵式發(fā)展和教育公平如果一味強化中小學名校的影響力及所謂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不足，就意味著我們在為社會提供非優(yōu)質的甚至劣質的教育資源，而這種邏輯有可能導致誤讀。我們應創(chuàng)新教育發(fā)展價值，致力于公立中小學均衡化、規(guī)范化、標準化、專業(yè)化建設，防止所謂“教育集團”泛濫、“一家獨大”和“名校通吃”等不健康現(xiàn)象，使所有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享受相對平等的發(fā)展機會，達到“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局面。要實施“弱勢強補”策略，盡快提升底線標準，使普通學校看到教育成功的希望，這才是教育均衡、特色、優(yōu)質發(fā)展的根本。教育管理部門和管理者要切實負責，敢于擔當，使我國教育發(fā)展更加公正、理性、均衡。

（四）教育行政機構和管理者要積極回應社會公眾對貪與廉、善與惡等價值沖突的關切，避免教育中出現(xiàn)倫理缺失、效率至上的現(xiàn)象社會公眾認為，教育行政管理者應優(yōu)先處理好機會均等與教育分化的沖突，還應該處理好貪與廉、善與惡的沖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認為，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享受權利與履行責任應是自己優(yōu)先處理的倫理沖突。在倫理價值判斷上，社會公眾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差異性明顯。因此，教育決策機構和教育行政管理者不僅要改善教育政策倫理，也要加強大、中、小學教師的師德建設。立德樹人、育人為先的宗旨，是對全體教育者的行為約束。

（五）加強教育行政管理者個體道德建設，重視教育行政管理者道德素質的積極作用既要發(fā)揮法律法規(guī)對教育政策公正性的制約，也要發(fā)揮教育行政管理者和教育者自身良好道德品質的無形引領和示范價值。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積極追求善和道德良心，已經(jīng)成為社會公眾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期盼。教育工作者有責任不斷強化自身職業(yè)的道德比較優(yōu)勢，給教育決策和育人行為注入豐富的道德基因。

作者：謝春風單位：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