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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爭論交鋒的集中營，形成了兩大對立的陣營:一個是以特德•本頓為代表的生態中心主義陣營，一個是以戴維•佩珀、瑞尼•格倫德曼、喬納森•休斯為代表的人類中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雙方針對綠色歷史唯物主義還是紅色生態學、人類中心主義還是生態中心主義、支配自然還是適應自然、馬克思主義是否承認自然的極限、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自治主義的五大焦點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分析和梳理這兩大陣營的理論分歧，是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要求，也是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意蘊的讀書門徑，有助于加深對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堅定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內分析生態問題的信心。

關鍵詞:

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

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生態學馬克思社會主義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意蘊問題分別形成了以特德•本頓和戴維•佩珀為首的兩大對立陣營。以特德•本頓為代表的陣營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缺乏生態學維度，提出了用生態學重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批評馬克思主義否認自然極限，主張“適應自然”和生態中心主義的觀點，傾向走生態自治主義的道路;以戴維•佩珀、瑞尼•格倫德曼和喬納森•休斯為代表的陣營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具有生態學意蘊，提出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框架內分析生態問題，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承認自然極限的，主張“支配自然”，構建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價值觀的生態社會主義。對這兩大陣營理論分歧的研究，不但有助于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意蘊問題，而且也是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議題。

一、綠色歷史唯物主義還是紅色生態學

本頓是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從生態學的維度發起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挑戰，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了生態批判，提出了建立綠色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即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缺乏生態學的維度，歷史唯物主義與生態學是斷裂的，因此，需要用生態學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創建新的綠色歷史唯物主義，也稱之為生態歷史唯物主義。本頓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生態學維度上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一是歷史唯物將人的解放與自然極限相對立。本頓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過分強調了人通過實踐勞動，發揮主觀能動性對自然進行創造性改造的能力，而勞動中自然條件本身的重要性卻沒有得到重視。同時，本頓認為馬克思主義對馬爾薩斯人口規律的批判實質上揭示了人口增長規律下產生的自然極限成為了束縛人類解放的力量。二是歷史唯物主義對待技術進步的態度是樂觀的，把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作為社會解放的條件，歷史唯物主義促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關系，人成為了超越自然的主人。因此，是“生產力主義”和“普羅米修斯的”歷史觀。三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沒有考慮自然的稀缺性，也沒有考慮到自然極限的存在。歷史唯物主義缺乏對環境問題的理性思考，沒有將自然力的作用考慮在內，也沒有賦予其價值。在此基礎上，本頓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批判轉向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重建。然而，本頓的綠色歷史唯物主義觀不是完全摒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是以承認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具有關于生態問題的論述為基礎和前提，以追尋人類解放與自然極限的統一為目標，強調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結構中應該包括生態的要素，實現三者的協調發展，從而為構建新的綠色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依據和可能。

佩珀和格倫德曼否定了本頓用生態學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內分析生態問題。也就是說，他們一致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親生態學的，可以為解決生態問題提供理論的指導。實際上，也是在反駁本頓的綠色歷史唯物主義觀，主張建立紅色生態學。佩珀站在紅色生態學的立場，論證了歷史唯物主義可以為解決生態問題提供方法論指導。佩珀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可以為分析生態問題提供方法論上的指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要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系，變革社會制度，需要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佩珀還指出，馬克思辯證地看待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強調人在改造自然的歷史進程中，實現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闡明了人與自然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辯證統一關系。同時，對生態問題的分析也離不開特定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此外，歷史唯物主義還提供了分析生態問題的經濟視角和階級方法，馬克思主義從政治經濟學的維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導致生態問題的根源，并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強調了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依靠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態帝國主義抗衡，尋求人類和自然的解放，實現社會的正義。

格倫德曼贊同紅色生態學的觀點，其理由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強調以生產力增長為動力的經濟層面狹隘的含義，還有一種哲學層面廣義的含義，即人類根據自身的意愿和需要，通過對自然的控制，改造世界。因此，格倫德曼強調重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層面的理解，并且，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對生態問題的解決具有深刻的啟發: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不能片面，應該將廣義和狹義結合全面分析，人類既不能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破壞自然，也不能恢復到人類對自然無所作為，并且物質生產力水平極低的原始階段，更不能否定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對人類社會和改造自然的促進作用。生態問題的根源并不是人類對自然的控制，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對待自然的異化方式。另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是具有生態意蘊的。格倫德曼認為，人類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交換(或人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從最初對自然的直接占有到通過科學技術作為中介來實現———的過程是人對自然的依賴和人對自然進行改造的雙重體現。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或新陳代謝)理論論證了人與自然之間辯證統一的關系，肯定了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強調了生態問題解決的前提條件應該是正確對待自然的態度:利用自然規律，改造自然，同時，也要保護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因此，馬克思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必須建立共產主義實現人對自然的控制，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

二、馬克思主義是否承認自然的極限

本頓從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理論與自然極限對立以及馬克思主義與馬爾薩斯主義的對立兩個方面的論述，闡明馬克思主義對自然極限是持否認的態度。一方面，本頓認為馬克思主義盡管也贊同資本的積累不能超越外部限制的觀點，但是，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對自然極限的論述是暗含在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中的，是不受重視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自然極限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的、由階級斗爭所調節的社會關系結構的產物”［1］。此外，馬克思主義不僅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而且對人類的解放持一種樂觀的態度。恩格斯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人類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對自然依賴的雙重限制，自主性是缺乏的，如果人類在社會勞動中對自然的改造力受到限制，那么，自然就會反過來統治或支配人類，這種力量被人類稱為具有社會屬性的“第二種自然”。因此，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強，人類會逐漸想掙脫來自社會和自然的雙重枷鎖，“人類能夠獲得對其自身社會生活的集體控制，而且通過這種控制，獲得對自然本身的集體控制”［2］。可見，馬克思主義隱含著人與自然極限對立的解放理論觀點。馬克思主義解放理論正是為了將人與自然進行對抗的程度降到最低而提出的，因此，“不管怎樣，人類解放的可能性要以相關的人們超越明顯的自然限制、拓展人類意向性活動領域的轉變力、生產力等潛能為條件”［3］。

另一方面，本頓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自然極限的否認是通過批判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得以充分證明。馬爾薩斯悲觀地認為人口的增長是遠遠高于人類所需的食物增長速度，因此，必然會出現自然極限，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卻認為這種自然極限即使存在也離他們很遙遠，僅僅是一種抽象的結論。本頓認為，在對待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陷入了悖論，也是斷裂的。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馬克思主義對人與自然、社會關系的辯證理解與生態學觀點是一致的，而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馬克思主義卻與李嘉圖的立場是一致的，在對經濟進行分析時候將自然資源的稀缺性排除，反對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而且，“馬克思恩格斯甚至比李嘉圖更為反對那種認為對資本積累而言存在經濟學上很重要的自然限制的思想”［4］。另外，本頓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類的重要性是高于自然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地指出，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也不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規律，因為每個社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有其人口規律，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人口過剩”現象，正是資本主義社會追求剩余價值和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事實上，所謂的‘馬爾薩斯之謎’，即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反映”［5］。

佩珀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承認自然極限的。佩珀針對本頓闡發的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理論與自然極限對立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指出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理論并沒有與自然極限對立，也從未超越自然的極限。佩珀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理論是以追求生產力解放為基礎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為了將工人從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異化狀態解放出來，走向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同時，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理論強調了在解放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人類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由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沒有生產力的解放為前提和基礎，就難以促進人類和自然的共同解放。在佩珀看來，“這種解放并不是絕對的:首先，共產主義社會必須依然承認最終的自然界限。其次，我們不能僅按照我們所想的去做，而不受我們自己的歷史環境的影響”［6］。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理論并不是和自然極限對立的，也沒有超越自然極限，人類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不能脫離歷史環境而孤立存在，一個社會對生產的組織和對財富的分配不是完全自由去選擇，而是依賴于以自然資源、技術及生產技能等形式存在的生產力物質狀態。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受自然限制的，不是唯心主義的，也不是完全自由意志的。此外，休斯針對本頓認為馬克思主義否定自然極限的觀點給予了反駁，認為不能從馬克思主義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中推出馬克思主義對自然極限是持否定態度的這一結論。一方面，休斯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承認自然的極限的，只是自然的極限從時間上來講，還是個遙遠的未來。因為，在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農業生產中土地資源并不是極其稀缺的，還有開墾的空間，并且，利用科學技術是可以克服資源的暫時性短缺。而一個地區的人口數量也并不取決于土地資源，而是取決于滿足人口需要的農業生產能力。這也就意味著，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自然極限并不是絕對固定不變的，而是相對可以變化的。另一方面，休斯贊同馬克思主義從自然、社會和科學技術等多維度對自然極限進行分析，批判了馬爾薩斯僅僅從單一的自然維度考慮自然極限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任何生產活動都是不僅受自然的限制，也受特定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的限制，此外，科學技術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可以利用科學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和人的生產能力。總之，休斯不僅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承認自然極限的觀點，而且，肯定馬克思主義將自然極限從多個維度進行綜合分析的思想價值。

三、適應自然還是支配自然

在對待自然的問題上，本頓批判“支配自然”的觀念，通過對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和在勞動過程中所采取的形式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強調應該用“適應自然”代替“支配自然”。本頓指出:“在這兩個方面，馬克思對不可控的自然條件在勞動過程中的重要性闡釋不夠，而過多地闡釋了人類意向性的轉變力量對于自然的作用”［7］。本頓認為，馬克思將勞動過程這一抽象的概念定義為“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8］。同時，馬克思還將勞動、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作為勞動過程三個簡單要素，因此，勞動過程也可以簡單理解為:勞動者通過使用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而生產出滿足人類需要的產品的過程。其中，馬克思將生產過程中的原料當作勞動對象，并且分為兩類:一類稱為“原料A”，即實體原料;一類稱為“原料B”，即包括燃料、染料等輔助性材料。而勞動資料廣義上是包括勞動者自身肢體在內自然條件(例如土地等)和經過前人改造過的成果(例如廠房、道路等)。本頓認為，馬克思勞動過程的核心是通過使用勞動資料和原料B達到生產出具有使用價值的原料A的目的。但是，這個過程中卻沒有將環境的其它因素包括進去。本頓根據勞動的意向性結構和目的，將勞動過程分為生產性勞動過程和生態調節性勞動過程。生產性勞動過程主要體現在工業和手工業勞動形式中。同時，這種勞動類型受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大化的影響，對自然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生態調節型勞動過程主要體現在對自然的占有和農業勞動形式中。同時，這種勞動類型是依賴與不可控的、既定的自然條件，而不是對自然加以改造和破壞，是根據自然環境中的生物規律對自然直接占有，注重適應自然，并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然而，“馬克思關于生產性勞動過程的觀念都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夸大生產性勞動過程的潛在轉變特征，同時低估或無視這些勞動過程服從于自然給定的和(或)相對不可控的條件和限制的各個方面”［9］。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由于原料及其殘余物和未利用的能源釋放而導致對大氣、水等生態環境產生影響。本頓認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僅僅是一種有缺陷的生產性勞動過程。更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模糊了生產性勞動和生態調節型勞動的區別，過于強調生產性勞動的普遍性，將勞動過程的概念僅包括了工業和手工業勞動兩種形式，而忽視了以自然占有和農業為勞動形式的生態調節型勞動。格倫德曼在對馬克思自然觀理解的基礎上，對本頓批判“支配自然”的觀點進行了反駁。格倫德曼認為馬克思的自然觀不僅強調了勞動和自然共同構成了財富的源泉，而且還揭示了自然除了具有工具價值外，還具有審美、道德等非工具性的價值。人類對待自然的占有和改造并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根源，因此，應該正確理解馬克思“支配自然”的觀念。在格倫德曼看來，馬克思主義支配自然的思想并不是意味著人與自然之間的主仆關系，而是強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格倫德曼贊同A．施密特在《馬克思自然概念》中將人與自然的關系與社會歷史融為一體，從而更深刻理解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A．施密特指出:“從本質上講，人與自然的關系雖然還有不調和性，但畢竟是勞動的必然性把它們歷史地貫串在一起。自然之所以引起馬克思的關切，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人類實踐的要素”［10］。因此，自然界是與人類生死存亡的命運共同體。人類不僅依賴自然得以生存，同時，還要受到自然的制約。人類在與自然對抗的實踐活動中，通過工具和科技手段作用于外界自然，將僅具有自然屬性的“第一自然”變成了具有社會屬性的“第二自然”。因此，馬克思主義自然觀中所闡發的支配自然的思想不僅是實現人類史與自然史統一的理論支撐，也是對人類通過支配自然獲得解放這一歷史發展進程的最好詮釋。

休斯也對格倫德曼“支配自然”的觀點給予了強烈的支持。休斯認為，“一個因自然的變化而帶來生態問題的社會，‘從根本上很難說是統治了自然’”［11］。也就是說，生態問題并不是支配自然的必然結果，反而成為人類缺乏對自然控制的證據。如果，人類能夠根據利益和需要控制住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樣，結果就未必會產生生態問題。“支配”一詞的理解應該是一種對人類有益的行為，應該意味著人類能夠成功地處理所掌控的事情。休斯認為，格倫德曼支配自然的觀念表明了“如果自然的價值僅僅在于對人類的有用性，那么對自然的統治可以被正確理解為是一個適當的目標”［12］。因此，支配自然意味著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像奴隸主對待奴隸一樣進行統治和征服，更不是單純為了人類的利益而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而是人類對待自然的一種合理方式，彰顯了人類所富有的創造性和積極性。

四、生態中心主義還是人類中心主義

從本頓提出構建綠色歷史唯物主義，“適應自然”的觀點和對馬克思主義否認自然極限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本頓深受生態學思想的影響，堅持“生態中心主義”的立場。生態中心主義不僅認為“人類是生態系統、生物圈和生態過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理應遵循生物共同體的行為規則，平等對待其他成員”［13］。而且“強調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保護環境不僅是為了維護人類的經濟利益，而是處于對自然內在價值的尊重，人類只是自然生態系統有機的組成部分，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決定著人類的命運和生活質量。因此，人類必須按照生態系統的要求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根本性的變革”［14］。本頓批判馬克思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指出馬克思過分強調了人的主體地位對自然的支配和改造，沒有認識到人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發揮的能力是受制于自然的約束的。雖然，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論述也體現了人與自然不斷進行物質交換過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但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卻更加突出了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削弱了自然的力量。

本頓的支持者凱特•索普在《綠化普羅米修斯: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一文中闡釋了為何當生態學開始進入政治舞臺中心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卻遭到了綠色思想家的質疑和批判。因此，這篇文章也被本頓收錄到《生態馬克思主義》文集中，作為本頓“生態中心主義”立場的依據所在。索普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優先注重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然而，這是一種盲目地對生產力的絕對偏愛和對科學技術的高度信仰，是一種與生態中心主義相對立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和工具主義的態度。并且，索普還最后總結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和盲目自大地看待自然的態度使得馬克思失去了生態學的朋友，從而缺乏一種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綠色思想相結合的力量，所以，必須填補馬克思理論的生態空白，不能讓生態主義懸浮在真空中，應該建立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學的聯姻，重建綠色歷史唯物主義。格倫德曼高舉人類中心主義的旗幟，勇敢地捍衛了馬克思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一方面，在人與自然關系上，格倫德曼認為，人類中心主義賦予自然的工具性價值，但并沒有否認自然的內在價值，這種觀念與保護自然是不相矛盾的。保護自然不必須賦予自然內在價值才能實現，自然除了具有經濟價值外，還具有審美和倫理等價值，因此，人類同樣能夠給予自然生態和道德的關懷。另一方面，在對待生態問題上，格倫德曼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并不是生態問題的根源，反而可以為評價生態問題提供參考價值。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卻暗示著離不開人類的行為和立場，即便生態中心主義者主張各種生態問題是生態系統和自然本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所致，但背后卻總是受人類利益的驅動或隱藏著人類對自然的關注。人類在注重自身的利益同時也給自然帶來了繁榮，如果自然遭到了破壞，也就意味著人類自身會面臨災難。因此，格倫德曼指出，馬克思認識到了自然和勞動力是財富的兩個源泉，這為人類中心主義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觀點提供了依據。可見，格倫德曼強調的人類中心主義，并不是對非人自然的排斥和否定，而是有利于人類和自然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取向，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有力辯護。

佩珀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弱”人類中心主義的，強調人的利益的優先性，不能脫離人類來談論自然，自然的價值與權利只有在人類的權利得到保障和維護的前提下才會有存在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技術中心主義的，技術中心主義是以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和剝削為目的，將自然當作實現人的利益的工具，是“強”的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將生態問題的根源歸于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是不正確的，因為生態環境的退化和社會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非正義的“生態帝國主義”。佩珀還強調指出，人類并不是與生俱來就成為了自然的敵人，人性本身并不是野蠻和貪婪的，人對自然侵占和破壞是現存的社會制度所致，只有消滅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才會消滅人與自然的對立。因此，“弱”人類中心主義是對正義的堅持，是對貧困的宣戰，是對自然的改造和生態環境的關切。此外，休斯也在繼格倫德曼、佩珀之后，以不同的思維方式為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辯護。他將人類中心主義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并認為資本主義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則是一種狹義的人類中心主義，以實現人類眼前的、短暫的經濟利益為目標，只注重自然的工具性價值，必然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而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即以實現人類長遠利益為目標，同時，能夠認識到自然的非工具性價值，“把所有價值看作是從人類或其他生命個體的利益中派生出來的，但這一視角也意識到這樣產生的價值不一定是工具性的”［15］。因此，這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是注重人類與生態環境的協調一致。總之，在休斯看來，應該堅持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摒棄狹義的資本主義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

五、生態自治主義還是生態社會主義

本頓從生態學的維度，以生態中心主義為價值觀，在提出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進一步設想了構建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藍圖。但是，本頓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沒有親自直接進行系統的闡述，而是間接地通過其論文集《生態馬克思主義》中最后一章題為“社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走向一種新的融合”的內容而得到表達，而這部分內容是摘自羅賓•埃克斯利(RobynEckersley)的經典著作《環境主義和政治理論》。埃克斯利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的構建應該是以生態中心主義為范式。首先，生態社會主義要具備高的品質，超越傳統社會主義，根據需要進行生產，能夠在綠色的政治思想框架內實現人和自然的徹底解放，建立一個健康而和諧的社會。其次，生態社會主義應該將生產條件考慮在內，注重生態可持續發展，放棄“唯生產力”社會發展標準，不再依賴消費最大化的生活方式。最后，生態社會主義應該從更廣泛的道德領域與生態中心主義相容，同時，也要肯定人類的自主性和積極性，追求人類的自由發展和對自然的保護，能夠促進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繁榮。總之，通過埃克斯利的闡述，在本頓看來，生態社會主義并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而是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綠色重建，既不能排斥生態中心主義，又不能跨越人類中心主義。

因此，本頓提出的生態社會主義設想實質上卻是生態自治主義的范式。生態自治主義是在生態中心主義哲學基礎上拓展為地方自治主義的政治思潮。生態自治主義的觀點認為自然具有內在價值，生態環境問題歸因于等級制的社會機構和人類征服自然的文化意識。在對未來社會的設計上，生態自治主義在生態原則和地方自治基礎上，建立一個消滅剝削和壓迫，沒有統治和壓抑的綠色社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統一。在通向未來社會的途徑上，生態自治主義主張依靠用示范性的方法建立生態社區，改變個人的生活方式，選擇走一條通向綠色社會的改良主義道路。由此可見，雖然，本頓的初衷是希望將生態中心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建立理想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實際上，本頓卻堅信“生態社會主義還需要有一場革命，但是這場革命不是由某一階級來主導的，也不是暴力革命的結果，不以顛覆國家為特征，而是一種選擇性的生存，把致力于生命和自然的繁榮和延續的道德規范置于中心位置”［16］。可見，本頓主張從生態中心主義的立場來構建未來社會，同時，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必然會漸漸偏離了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最終傾向于建立一個生態自治主義的“理想國”。

佩珀反對本頓的生態自治主義政治設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批判生態自治主義實質上是遠離馬克思主義的生態中心主義，是運用唯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和個人主義的方法，從觀念層面開始進行的改革，因此，傾向于溫和的、改良主義的道路。相比之下，生態社會主義是運用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和集體主義的方法，從社會層面的物質基礎進行變革開始，再轉向觀念層面的變革，從而決定了生態社會主義必然走向一種激進的社會變革道路。一方面，佩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為理論基礎，將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區別后，提出了紅綠聯盟的生態社會主義，希望綠色分子能夠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佩珀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要消滅生態危機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生態環境問題不僅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存在，這就決定了必須建立與傳統社會主義不同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佩珀強調綠色理論應該吸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自然辯證法，同時，還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并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刻的生態批判。另一方面，佩珀將環境問題和社會正義作為生態社會主義理論中兩大緊密聯系的核心議題，堅持社會正義的價值目標。環境問題實際上是社會正義的問題，環境問題的解決也有待于社會正義的實現。佩珀在看待環境問題的時候，并不是孤立地對環境問題進行分析，而是將其融入到社會中。佩珀認為，社會中的貧困和不公平現象與環境問題是密切相關的，環境問題的真正原因是非正義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所致，而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又為滋生環境問題提供了溫床。因此，必須從建立生態社會主義，實現社會正義才能為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一條出路。

六、結論

總之，以本頓為代表的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陣營從生態學角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重建和補充，但是卻偏離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以佩珀為代表的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陣營堅持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內分析生態問題，充分證明了作為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標志，是關于社會歷史的真正科學的觀點和方法”［17］。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生產力主義”的歷史觀，也不是任何主觀臆斷的“決定論”，而是實踐的、辯證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類社會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類是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生物群，也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社會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同時，社會物質生產勞動構成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對立又統一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分析生態問題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表明，我們應該把譴責和批判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只有堅持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從勞動的本質及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出發，才能科學地把握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本規律，在此基礎上闡釋當代面臨的各種社會現實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堅信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具有生態意蘊的、科學的歷史觀，是能夠正確分析和解決生態問題的治學津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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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婧 穆艷杰 單位：吉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