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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缺少對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具體規制，所以在現實中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現象泛濫，本文分析出證人頻繁提供虛假證言有三種原因：證人自身因素、我國立法缺陷和司法實踐障礙。并提出針對性的建議，以達到遏制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目的。

關鍵詞：

虛假證言；證人；民事訴訟；偽證

一、我國民事訴訟中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現狀

證人在民訴中提供虛假證言給法官查證造成障礙，不利審判進行，破壞誠實信用社會風氣。整體而言，我國證人在民訴中呈現出庭率低、提供虛假證言率高的狀況，學者們的兩組數據可予以參考：1.徐昕教授通過兩年的實證研究，調查了江西、廣東、海南等地的基層法院，調查發現：近六成法官發現過證人作偽證，其中有三個基層法院偽證率分別為96.43%、78.95%和83.33%；18.18%的法官聲稱未發現證人作偽證(只是未發現而已)。2.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證據調研課題組調查了86件典型案例，證人出庭作證的僅20例，其證言被采納的僅5例，未被采納的則有15例，采信率僅為25%；未被采信的案件中，有4例被審判人員傾向認定為虛假證言，其余11例則有較大嫌疑。

二、我國民事訴訟中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原因

筆者認為民訴中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原因主要有這三方面：證人自身因素、我國立法缺陷和司法實踐障礙。

（一）民訴中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自身因素是其法制意識薄弱

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動機一般有六種：（1）為了使親友免遭法律制裁；（2）受到當事人的威脅、恐嚇；（3）證人與案件有某些利害關系，避免牽連自己；（4）出于義氣，盡力營救犯罪的“哥們”；（5）為了庇護已暴露的共犯；（6）因貪利被一方當事人或其親友收買。分析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動機，可以知道（1）（3）（4）（5）是受其自身的人情因素影響；（2）（6）是證人受當事人因素影響。但無論哪種情形，都反映了證人法制意識的薄弱：其不明法律與人情界限，在受脅迫、恐嚇時不知維權，在受利誘時無法在利與法之間理性選擇。

（二）我國立法缺陷是證人提供虛假證言得不到遏制的根本

就我國立法來看，法律對證人行為的規制原則化，責任寬松。依現行法律僅能將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行為列為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進行處罰。《民事訴訟法》第111條規定了對民訴中證人的處罰，但對適用罰款與拘留的具體情形及程序的啟動無區分性地規定。即使法院根據自由裁量權，對證人進行相應處理，但法定責任較為寬松。我國民事訴訟法中對證人的處罰限于罰款（對個人是10萬元以下，對單位是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拘留（15日以下）。盡管《民事訴訟法》第111條規定了刑事責任，但《刑法》第305條將偽證罪的適用范圍限定于刑事訴訟中，這種法律規定的不一致，導致對民訴證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懸空。

（三）司法實踐對證人提供虛假證言處罰不力是其泛濫的屏障

根據徐昕教授的實證調查，在實踐中對證人虛假陳述的處理，多數法官(49.73%)只是批評教育；采取妨害民事訴訟強制措施的法官14.97%(大多罰款，使用拘留極少)；不了了之的為6.42%。顯然，民訴中的證人基本上不會因提供虛假證言而付出多大代價。批評教育和不了了之占84.99%；因提供虛假證言而承擔刑事責任的情形幾乎為零，所有被調查法院皆未出現過此類案例。分析實踐中法官對證人處罰不力的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兩點：

1.法官庭外調查權受限，不利法官認定證言虛假。由于缺少對證言真實性判斷的法定標準，法官對證言的判斷多是依據自己的合理懷疑。但證言是以證人的主觀表達為依據，其可信性取決于證人的記憶力、表達力等，所以證人在遭受合理懷疑時可訴諸各種理由，進行責任脫險。此時，法官想確認證言的真實性，就需進行庭外調查。而法律對法官庭外調查權是有一定限制的。依法律規定，除法定事由，法官調查取證必須依當事人申請，且申請的范圍必須是因客觀原因不能調取的證據。即便符合以上條件，如果調查涉及到個人信息等，即使當事人或者證人主張，法院仍無權進行調查。這種庭外調查權的限制為法官通過調查判斷證言真實性設置了壁壘。

2.司法人員追責意識不強，多數法官認為懲罰證人缺乏必要性。多數法官認為，就現在的庭審流程來講，對證人提供虛假證言不去制裁無關大礙，反倒是若對證人制裁錯誤，則會導致被制裁方遷怒于法官個人。這使得法官對證人提供虛假證言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不予責任追究。

三、規制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措施建議

（一）增強證人法律意識，降低法律在社會層級間的認識不對稱

在學界有不少增強人們法律意識的措施，如讓公民自身增加法律學習、有關部門開展法律教育活動、在電視中播放法治節目等等。這些措施與證人同樣適用，在此筆者就不再贅述。于一般非專業人士而言，人們認識法律條文容易，通曉條文后法律規則難。這反映了法律在社會層級間的“認識不對稱”。所以筆者認為，增強大眾法律意識的根本是去消除這種認識不對稱。所以筆者建議，在上述措施基礎上，司法部門應該努力使法變得易懂。易懂的法更易獲得司法認同。即使不能使法律變得完全易懂，國家工作人員在工作時能多用通俗語言使人們理解法律規則，這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人們對法律認識的不對稱。與證人而言，法律規定愈明確，法官告知其行為風險愈充分，則他在“人情”與“法律”之間抉擇就愈理性，從而減少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可能性。

（二）完善我國對于民訴中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立法構建

1.出臺司法解釋彌補立法不足。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對于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處罰，可予以罰款、拘留，但對什么情況下罰款、什么情況下拘留、程序如何啟動皆無相應規定。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在司法實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出臺相應的民訴法解釋，可以彌補立法的不足，利于法律的適用。

2.在民事訴訟中引入偽證敗訴制度，增大當事人的偽證風險。在上文，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兩個動機（2）受到當事人的威脅、恐嚇和（6）因貪利被一方當事人或其親友收買，都是證人在當事人影響下提供虛假證言。所以有必要在法律的建構中設置針對當事人的偽證敗訴制度，以此遏制當事人對證人的影響。偽證敗訴制度，即在“誰主張，誰舉證”的基礎上，當一方因舉證不能而偽造證據時，偽證方要承擔敗訴后果的制度。在民訴中引入偽證敗訴制度，推定當事人會對行為權衡利弊，做出選擇。基于法官對當事人的期待可能性，則當事人一方只要提供虛假證言，則要承擔敗訴后果。在實踐中也存在證人主動偽證，與當事人無關的情形，此時讓當事人承擔敗訴結局，表面上看會有失公平。但筆者認為，若受益方明知證人在提供虛假證言并享受了偽證的勝訴效果，則可推知其有包庇之嫌，利益與責任始終共存，讓受益方承擔偽證敗訴后果，符合情理。

3.將偽證罪適用民事訴訟，嚴格證人法律責任。民訴法規定證人的偽證行為在情節嚴重時要追究刑事責任，說明在情節嚴重時其對法益的侵害已達到了需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所以將偽證罪適用民事訴訟，是法律規定一致性的要求，同時這也比在刑法中單設民事偽證罪成本要小。將偽證罪適用民事訴訟，可以震懾提供虛假證言的證人，增加其違法成本。

（三）完善我國司法實踐對民訴中證人提供虛假證言的制度構建

1.建立個人誠信檔案制度。法律限定法官對公民信息等庭外調查權是基于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雖然庭外調查權的限制不利于法官對證言真實性的調查，但建立個人誠信檔案制度可以彌補這一缺陷。隨著新民訴法將誠實信用原則寫進法律條文，個人誠信檔案制度的建立是大勢所趨。個人誠信檔案制度，是對公民進行信用評價，建立個人誠信系統的制度。該誠信系統是與司法、工商、金融、出入境管理等部門統一聯網，有權部門可以查詢。在民事訴訟中，法院可對證人的表現進行信用評價。雖然法官的庭外調查權受到了限制，但法官可以證人的誠信檔案為參考，綜合其庭上表現來判斷證言的真實性。由于公民的誠信度及不良評價可以直接影響其從事其他社會活動，所以健全的誠信檔案制度，可以促使證人由不敢作偽證，逐漸過渡到不想作偽證，降低司法成本。

2.改變法官績效考核制度，增強司法人員追責意識。多數法官認為懲罰證人缺乏必要性，這一方面是由于民訴中沒有對證言效力確定性的規定，則既不能約束證人必須如實陳述，也不能約束法官對證言必須做出非真即假的認定。另一方面是因為法官對證人偽證危害認識較淺，輕視證言作用。同時，我國對法官實行案件終身制，手里案件已讓法官戰戰兢兢，若額外追究證人偽證責任必有時間成本，并有出錯風險，所以法官不愿主動追責。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提高法官的福利待遇，刺激其工作積極性；對法官進行職業能力培訓，變被動司法為能動司法，增強其法律正義感，增強其對違法行為的追責意識。改變法官績效考核制度，考核時要將結案率與法官能動性綜合評價，堅持效率與正義的統一。

四、結語

學界也有主張通過建立證人宣誓制度來規制證人偽證行為。筆者認為，宣誓制度是個“舶來物”，是否可用涉及到法律移植的問題。證人宣誓制度在西方實行較好，基礎是西方有統一的宗教，其力量能在人們心中形成法律確信。而在我國，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不具備宣誓制度適用的土壤。所以筆者認為依靠宣誓制度來減少證人偽證行為，意義不大。

參考文獻：

[1]張衛平．民事訴訟的邏輯．法律出版社．2015．

[2]鄒赟．論民事訴訟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之完善．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4．

[3]周成泓．論民事訴訟證人證言的調查．西南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6．

[4]湯維建．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法學家．2003(3)．

作者:劉衛云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