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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呈現新特征

在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歷程中，人口結構也在動態變化。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和“劉易斯拐點”的臨近，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一是人口老齡化步伐有加快趨勢。根據聯合國標準，從2000年開始，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過7%，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現階段，我國老年人口占比與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相當。從日本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來看，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趨勢，我國未來很可能延續這一特征。據聯合國人口署預測，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將從2001－2010年間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間的4.2%。事實上，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已經呈現加快趨勢。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別為0.11、0.13、0.16和0.18個百分點。二是勞動年齡人口有見頂趨勢。2007年以來，我國勞動力增速明顯放緩，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年輕勞動力總量已基本見頂，全部勞動力見頂的時期預計也將臨近。當然，考慮到現階段我國14歲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對偏低的年齡結構，在勞動力總量到達峰值后，預計將會經歷一個緩慢且溫和的下降過程，不會太過劇烈。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顯。相對于其他新興經濟體而言，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雖使我國人口紅利釋放速度加快，但也導致老齡化進程來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齡化進程呈現明顯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國老年人口占比為8.37%，大致相當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韓國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來看，2011年我國為4382美元，而在相應年份，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別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齡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顯?？紤]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遠不如韓國、新加坡等，我國老齡化進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顯。四是社會撫養比離“拐點”趨近。從反映人口紅利發展態勢的社會撫養比來看，近年來我國一直處于下降過程中，但下降速度卻隨時間推移顯著變化。進入2000年以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社會撫養比的下降速度明顯放緩，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個百分點，收窄為下降0.4個百分點左右。④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緩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國總撫養比在到達谷底的37%之后，將持續上行至本世紀中葉，而考慮到目前總撫養比下降速度，預計將在2015年前后到達37%的水平，也即在未來2－3年，我國持續下行的社會撫養比將面臨“拐點”。

二、客觀看待人口結構變遷對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勞動力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顯著。因此，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勞動力和人口紅利變化，會對經濟發展的諸多方面產生深刻影響。這一點，不容輕視。

(一)人口結構變遷將對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挑戰總體而言，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變遷的趨勢是不利的，這種變化將在經濟增長、價格水平和就業市場等諸多方面，對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挑戰和負面影響。一是降低經濟發展的動能。隨著社會總撫養比的拐點臨近，長期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將出現衰退趨勢，雖然紅利的衰退并不意味著消失，但也將對經濟增長帶來影響。相關研究顯示，預計到本世紀中期，我國將失去1/5－1/3的適齡勞動力。這一變化趨勢將對目前依靠勞動力規模優勢的發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戰。二是進一步推升勞動力價格。近年來，我國各行業、各地區勞動力價格，尤其是農民工工資，出現普遍上漲態勢。2000－2011年，我國勞動力全行業平均工資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漲幅達到14.6%，①遠超GDP增速。未來，隨著勞動力總量見頂階段的來臨，現階段就已相對緊張的勞動力供求局面將會更加緊張，由此進一步推升勞動力價格。而勞動力價格的持續上升將會導致食品價格尤其是農產品價格的連續上行，進而對價格總水平持續上行造成影響。這一點，已經被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先行經濟體的歷程所印證。三是嚴重削弱我國優勢產業的比較優勢。我國過去的增長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二者都依賴于年輕、低端的勞動力供給。未來，伴隨著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強化，我國勞動力人口增速的變慢和工資上升幅度的加快，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外貿出口都帶來嚴峻挑戰，比較優勢將出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這一點已經從制造業投資增速的持續下降和外貿出口的持續低迷反映出來。四是增加就業的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隨著勞動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資加速上漲局面的持續，會造成機器替代非熟練勞動力以及熟練勞動力替代非熟練勞動力的趨勢，進而引起整個社會人口供求結構的調整，這種調整過程必然會伴隨著一定的摩擦失業現象，將對就業的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帶來挑戰。

(二)人口結構變遷并不意味著紅利的終結人口結構變遷是伴隨經濟發展水平而出現的正常調整，符合一般規律。這種調整在對經濟發展帶來挑戰的同時，也有著一定的積極影響，需要正視。無論如何，就現階段我國而言，人口結構的變遷絕不意味著人口紅利就此終結。第一，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人口紅利將在長時期內存在。從勞動力數量上來看，雖然勞動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頂點，但是相對于日本等經濟體而言，面臨同樣的老齡化程度時，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仍然較低(日本為75.9%，而我國僅為50.5%)。也就是說，現階段我國依然有大量的農村居民可以轉化，勞動人口供應依然巨大。即便保守來看，我國要達到70%的城鎮化率，也要有2.6億的人口需要轉移。這一過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時間。同時，雖然現階段我國老年人口占比不斷提高，但從絕對水平上也僅為1952年美國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體距離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拖累還有很長一段時期。從勞動力的質量上來看，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72.6%，已處于較高水平，但從勞動力素質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也即，數量方面人口紅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過質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彌補。而且，考慮到由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的轉變還有一段時期的平衡期，可以說，我國整個社會的人口紅利將在較長時間內繼續存在。第二，人口老齡化進程能夠促進第二人口紅利的釋放。人口紅利可進一步細化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前者是指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之比上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后者則是指人口結構變化促使居民積累財產，從而導致資本快速積累，而整個經濟的資本深化推動了單位勞動者產出提高。隨著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退出勞動領域，為確保生活質量不出現大幅下降，這些人有更強的動力進行儲蓄、積累資產。這些儲蓄增加了社會的資金供應，可以用來投資于提高單位勞動者產出和勞動生產率增速，進而推動經濟增長。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會激發社會對相關產業(比如養老產業、文化產業、休閑產業等)的需求，對推動新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也具有積極作用。第三，人口結構變遷引致的工資上升對長期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一方面，現階段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使得勞動力供求更加緊張，勞動力價格具有持續上升動能，而這最直接的影響是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這能夠激發整個社會的消費需求，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推動向消費推動的方式轉變。同時，促進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對縮小收入差距、增進社會公平也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人口結構變遷所引致的勞動力工資上升，使得勞動者有能力擴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技能，促進勞動力的再生產，這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效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都具有積極意義。第四，人口結構變遷能夠增強經濟結構的主動調整要求。伴隨著勞動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態勢，原先基于勞動力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在逐漸消失，由此會推動產業結構由我國向成本更低的國家、由我國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升級步伐，進而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三、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變遷的影響

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影響深遠，值得高度關注。雖然現階段我國人口紅利仍然在較長時間內存在，但逐漸顯現的衰退現象也需要我們提前預防，做好應對。一是提高城鎮化質量，暢通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渠道?，F階段我國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仍有相當規模，如何更加有效、更為充分地將農村人口轉移出來，是擴大勞動力潛在供應的重要方式，也是實現人口紅利繼續釋放的關鍵舉措。為此，政府要繼續穩妥推進城鎮化，并著力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以確保非農部門勞動力供給總量不受到人口結構變化的顯著影響。一方面，通過調整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以鼓勵更多的農民進城并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另一方面，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為進城農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覆蓋，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穩妥調整人口政策，適度增加潛在人口供應，保持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進人口紅利有序釋放的重要方式。二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遏制人口紅利的衰退步伐?，F階段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造成勞動力成本高企，使得從數量上反映的人口紅利有衰退跡象，進而對經濟增長形成制約。但是，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完全可以通過勞動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國勞動力平均月收入從1991年的1832歐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歐元，漲幅超過80%，其制造業依然在全球體現出競爭力，因為這一時期其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0%，抵消了勞動力成本上漲的一半影響。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方面，我國有著巨大的空間。

相關研究顯示，現階段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①因此，應將提高勞動力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作為維持人口紅利持續釋放的重要手段，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擴大職業教育的覆蓋面，鼓勵企業和個人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三是迎合人口結構變遷趨勢，主動推進產業結構調整?，F階段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使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更為迫切。但是，增長模式轉型不會因人口結構變化而自動發生，而是需要政府在正視和迎合這一趨勢的基礎上，予以積極調整和科學引導。一方面，政府應堅定不移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通過結構性減稅、金融服務改進和財政支出優化等措施，扶持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步伐;通過嚴格的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對產能過剩行業、三高一資行業的調整力度，降低經濟對重工業投資的依賴度。另一方面，政府應在勞動力比較優勢變化的基礎上，對產業發展進行重新定位，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定位，盡量錯開處于產業鏈低端、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競爭優勢的傳統產業，大力發展介于發達經濟體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勞動力成本水平的相關產業，同時著重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生產率，形成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錯位競爭。四是著力解決就業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提高就業匹配度。隨著我國臨近“劉易斯”拐點，整個社會的就業矛盾逐漸由總量矛盾變為結構性矛盾和區域性矛盾。在這方面，政府也要做好積極應對。具體來看:一是著力推進職業教育的發展，實現大學培養體系與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更好匹配;二是鼓勵社會各類主體提供在職培訓和對農民工及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培訓，提高各階層勞動者的就業適應能力;三是加強就業信息服務，促進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更好銜接;四是充分利用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各地區存在巨大差異的現實，通過引導人口流動與遷移和生育政策的微調，使目前人口結構相對較年輕地區的勞動力，有序流向人口結構已經老化的地區，進而緩解人口結構變遷的負面影響。此外，也可借鑒美國的做法，大力吸引國內難以滿足需求的他國移民(美國人口撫養比的長期穩定，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大量年輕勞動力的移民)，緩解就業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五是抓住當前有利時機，未雨綢繆推進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當前我國老齡化水平仍處低位，要抓住目前人口老齡化程度還不是太深，人口年齡結構相對還比較年輕的有利時機，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抓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根據繳費和預期壽命提高調整養老保險支付，在全國范圍內實現養老金的統一籌劃，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增加對農民工和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服務，進而建立起一個多元化的完善養老體系。同時，對醫療衛生政策進行相應調整，鼓勵并促進民營資本進入醫療衛生行業，增加醫療服務的有效供給，提高老年人的醫療保險覆蓋面，確保所有老年人群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基本醫療保健服務。

作者：陳秀梅韓克勇單位：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師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