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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如保山市的許多鄉鎮13年以來其跨境婚姻人數迅速增加(見表1)，配偶大多數來自緬甸。文山州都龍鎮共有跨境婚姻322對，配偶均來自越南，僅2010年至2012年，跨境婚姻人數就增加了67對。臨滄市2009年底累積有邊民跨境婚姻3888對，到2011年底增加至4696對，在2年時間內，跨境婚姻人口的增長幅度就達20.8%，年均增長10%左右。西雙版納州的勐滿鎮有107對，其中100對配偶來自老撾，7對來自緬甸，近2年的增長幅度超過15%。面對這樣迅速的增長趨勢，國家層面應該引起高度重視，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嚴格管理和控制。云南邊境地區跨境婚姻人群的增長，伴隨著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跨境人員的非法入境;跨境婚姻的非法問題，以及所引發的非婚子女、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問題;還附帶諸多其他問題，如艾滋病、傳染病防控問題;吸毒、販毒、買賣婚姻、販賣人口、騙婚犯罪行為等等，這些都成為近年邊境地區的管理新問題，給邊境地區的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帶來隱患。本研究在充分調查云南省跨境婚姻的基礎上，重點運用人口學理論和方法，從跨境婚姻形成的內在因素和跨境婚姻人數上升快速兩方面展開，分析多種因素之間的互動機制、因果聯系和協調路徑，并提出思考和建議。

二、云南省跨境婚姻人數上升的人口學分析

從人口學的角度，婚姻問題通常是從出生性別比、總人口性別比、適齡人群性別比、兩性間的死亡率差異、夫妻年齡差異、年齡結構以及人口遷移等人口學結構性因素來考量和分析研究。根據數據可獲得性和研究目標出發，選擇下面的幾點進行分析。

1.總人口性別比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嚴重失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高出正常值范圍并持續攀升，在2008年達到120.56的最高值。根據中國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是:1982年108.47，1990年111.27，2000年119.92，2010年118.08。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必然導致總人口性別比失衡。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性別比數據，中國為106.74，云南省為110.06，保山市為106.24。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性別比數據，中國為105.2，云南省為107.9，保山市為105.24。整體上，近十年的總人口性別比呈下降趨勢。近幾十年來，國家從法律保障、政策調整、傳統觀念、督查指導等方面進行大力調控的結果，使我國總人口性別比逐漸趨于合理化。表2所列出的州、市、縣為此研究入戶調查點，其中保山市是重點，其轄區內所有的縣都選擇了入戶調研點，涵蓋其全部邊境鄉鎮，所獲得的資料相對較齊全，以對保山市的人口數據進行詳細分析。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保山市總人口性別比各縣情況有升有降。總體上，總人口性別比較高的縣區，跨境婚姻人口數量較多，龍陵縣尤其突出。從人口學角度看，男性比例偏高，造成男性娶妻難問題突出，就會產生“婚姻擠壓”②現象。婚姻擠壓最終將壓力疊加到最低層的邊疆最貧困的未婚男性，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目前凸顯的問題就是跨境婚姻的陡增。

2.農村戶籍人口性別比跨境婚姻大多數發生在農村。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全國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云南省城市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04.77、103.78，城鎮人口性別比為107.53、105.72，農村人口性別比為111.58、108.79。數據顯示，云南省農村人口的性別比明顯高于城市和城鎮，而長期累積的人口問題要短期改善是很困難的。云南是個農業大省，這所指的是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很大，并不是農業發達或者耕地多。2010年，按戶籍分，云南省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63.2%;2012年，按戶籍分，云南省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60.1%;居住在城鎮的人口有所增加。但是農業人口依然占大多數，在各邊疆州、市，農業人口占比更大。保山市雖然總人口性別比不高，但是農業人口占比卻很大，超過90%，另外，農村戶籍的人口性別比也較總人口性別比高。很顯然云南省和保山市居住在農村的農業戶籍人口性別比高于總農業戶籍人口性別比，也高于在城鎮的農業戶籍人口性別比。保山各縣區的數據反映出的情況表明，在農村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人口，生活在農村的男性婚姻壓力較生活在城鎮的男性更大。根據“婚姻擠壓”的理論，男女性別比差距較大的一代人進入婚嫁期，同一年齡組的男女中將有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對象，于是這部分男青年就可能到下一年齡組的女青年中找對象，城市里面的人開始到農村去尋找配偶，農村男青年又過剩，他們又開始到山區找，山區的男青年再到更遠的貧困山區找。如此循環下去，將形成男性初婚年齡推遲、女性初婚年齡提前、夫妻年齡差異擴大等社會問題。農村貧困人群是處于最低層的弱勢群體，發達地區的“困難男性”可以選擇欠發達地區的適合女性，欠發達地區的城市“困難男性”可以選擇農村適合的女性，欠發達地區的邊疆農村“困難男性”只能尋求周邊外籍適合的女性了。從調研數據看，很明顯，性別比高的縣，跨境婚姻人數多，現實與理論相符，如龍陵縣和騰沖縣。因此，跨境婚姻問題從宏觀上分析，是個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個體因素，或者是個別案例，應該認真將其當作新時期一個社會現象來看待和分析。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及早重視和解決跨境婚姻問題，無論是政策層面和管理層面都不應忽視。

3.性別比失衡的影響據推算，按照如今的嬰幼兒性別比例，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到4000萬，這意味著平均5個男性中將有一個找不到配偶。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我國過剩男性人口將超過2000萬①。這些預測都表明，中國近年有數千萬男子面臨光棍困局。近30年來，云南省的總人口性別比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已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云南適婚男性，或者確切地說是云南農村貧困適婚男性困境最深。在性別失衡的婚姻市場、女性占優勢的城鄉婚姻遷移和“男高女低”的擇偶梯度的合力擠壓之下，在交通閉塞和經濟落后的農村貧困地區，個體與家庭收人、個體能力和社會網絡資源都處于劣勢的男性很難在理想的初婚年齡實現婚配，他們面臨的大齡未婚、晚婚和終身不婚的風險將不可避免地增大。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男性娶妻困難。目前的普遍情況是:擁有經濟、技能和受教育等優勢的男子擇偶容易;而缺乏這些優勢的男子擇偶難或結不了婚，他們在社會經濟的最底層。婚姻剩余男性沉積在低收入的貧困階層，城鄉均如此，鄉村情況更糟，邊境貧困山區最嚴重。云南是邊疆省份，經濟發展落后，貧困人口數量較多，再加上農村人口性別比高于城市，全國范圍內的性別比失衡還直接沖擊云南，使云南農村人口中的“剩男”大量產生，非法的買賣婚姻、拐賣婦女、騙婚、跨境事實婚姻的現象呈現上升趨勢。從婚姻適齡人口數據看，形勢更嚴峻。云南省的婚姻適齡人口性別比遠遠高于全國(見表6)，云南省的大齡男性遠多于適齡女性。再加上婚姻擠壓各因素:年齡擠壓、地區擠壓、城鄉擠壓、經濟水平擠壓、個人素質擠壓等，云南邊境一線的少數民族絕對是處于最底層的弱勢方。從全國1‰抽樣數據看，從2005年到2012年，15歲及以上未婚人口的性別比很高，都在135～140之間波動，總體是上升趨勢。未婚男性面臨的擇偶形勢相當嚴峻。在所調研的村寨中，臨滄市南傘鎮的大齡男青年特別多，最典型的有個自然村100多戶人家，居然有70多戶人家有30歲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其中一半情況是家里貧困，另外一半也不算很窮。按當地的風俗，一般情況下，20歲左右就結婚了。可見確實存在性別比失調和貧困問題交互作用。村里女子外出打工，就在外地嫁人，鎮上未婚男性很難找到當地媳婦。臨滄市有個很特別的跨境婚姻大村，叫麻栗樹村民小組，其居民大半是苗族小半為漢族，有80%以上的家庭是跨境婚姻家庭，有的人家，一戶幾兄弟全部都是娶的緬甸媳婦。造成男性比女性多的原因，一般而言有三種因素:第一，受農耕文化的影響。中國農業人口占比較高，以耕作為主的農業生產方式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在長期選擇和實踐中，男性的勞動力優勢突出，傳統上更強調男性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第二，中國大眾的婚育觀念和性別偏好，對男女在性別上存在偏見，重男輕女。癥結還是經濟發展滯后的一種表現。第三，生育選擇的可能性。計劃生育的實施②和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使人們利用科技手段在生育的選擇上有了人為的干預。這就是導致中國近幾十年性別比例高的原因。尤其是經濟落后地區，像云南省這樣的西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性別比更高。除改變人們傳統的觀念外，解決性別比的根本措施，就是加快經濟的穩健發展，解決之道也是使貧困人群盡快富裕起來，別無他法。否則，任其發展，就會成為人口安全隱患。在分析婚姻擠壓問題時，所使用人口數據將已婚人口剔除，更有助于觀察婚姻市場上的供需突出矛盾。未婚人口性別比的情況更令人堪憂。從以上數據看，云南省未婚大齡男性所承受的壓力非常明顯，特別是年齡為30歲以上的，在理想婚齡差條件下每4個未婚男性才有一個理想婚齡差內的未婚女性與之對應。再加上地域偏僻、經濟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以及外地人口的擠壓，婚姻擠壓更甚。婚姻擠壓還會引起“異質性”婚姻增多(如夫妻年齡差大等)，直接影響婚姻的質量和穩定性。跨境婚姻，也可以看作“異質性”婚姻的一種形態，由于很多跨境婚姻是不合法的，就存在風險性。婚姻擠壓的結果由社會最下層的弱勢群體來承受，會加重社會不公平，有可能會激發社會底層的不滿，激化社會矛盾，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性別比失衡，還會帶來男性勞動力過剩，就業性別擠壓加大。與其他發達省份相比，云南省人口綜合素質偏低，尤其是文化層次偏低，在就業市場處于競爭弱勢，這些農村貧困人口會變得更加貧困，給社會和政府帶來困擾。從長遠看，人口性別比長期偏高，勢必造成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對社會生活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從而挑戰社會的和諧。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的總體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是一個嚴峻的問題。調研數據分析發現云南跨境婚姻人群的初婚年齡有1/3的男性在21～25歲時結婚，說明這些邊疆青年是正常、自愿、樂意娶外籍媳婦的。有約2/3的男性是26歲以上結婚，又說明因大齡找媳婦難，是選擇娶外籍媳婦的重要因素。

4.人口流動人口流動的因素主要是生存需要、戰爭因素和政策因素。在人類社會早期，流動人口數量很小，只限于社會交往、采集食物、宗教活動等有限幾種類型。人類發展中期，隨著經濟活動和城市化的發展，流動人口迅速增長，流動類型大大豐富，流動人口結構開始出現分化。到了現達階段，由于交通條件的完善，流動將取代遷移的一部分功能，使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人口流動的成因將偏重于經濟和娛樂成分。現代人遷徙同樣選擇環境好、經濟狀況好于原住地的地方去發展。人口流動的方向，主要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生存發展需要是當代中國人口流動的最主要因素和直接動因。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以及城市化、現代化程度的提高，流動人口的規模在不斷上升。據統計，中國流動人口2000年為1.017億，占總人口的8.19%;到2010年，中國流動人口已達到2.61億，占總人口的16.53%，增幅達到81.03%。流動人口中78.7%為農業戶口，以青壯年為主，主要在制造、批發零售和社會服務業領域就業，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業。到2013年末，全國流動人口的總量為2.45億，超過總人口的六分之一。流動人口婚育年齡推遲。①云南省在我國是欠發達邊疆省，外出打工的人員較多，據國家人口普查統計，云南省流動人口2000年為116.4萬，占總人口的10.47%;到2010年，達到117.1萬，占總人口的13.17%。十多年一直保持較高的人口流動量。2000年，按照遷徙原因分類的云南省流出人口中，因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為41849人，男性為8621人，也就是外嫁的云南適齡女性占婚姻嫁娶流動人口的82.91%。2010年，因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為287669人，男性為105017人，也就是嫁出的云南適齡女性占婚姻嫁娶出去人口的73.26%。十年來，嫁出適齡女性在數量上的增加更是明顯，增長了近7倍。這項數據也從某種程度上證實了云南本鄉本土的男性，尤其是落后地區的男性找媳婦難。云南本省性別比高于全國水平，男性多于女性，再加上外嫁女性逐年增加，婚姻擠壓的人口學因素更加顯現。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推動著國際間的人口流動加速，2014年上半年，我國出入境人數保持高速增長，其中，入境外國人人數1255.09萬人次，同比增長22.97%;中國公民出境總人數2685.88萬人次，同比增長19.11%。②這就帶動了跨國職業的發展，在異國工作的人員有很大機會結識駐地國的異性，有很大幾率經過一定時間一定程度的交往進而發展為跨國婚姻。在云南省的邊境一線，跨境流動人口也明顯增加。例如，作為國家級口岸，瑞麗市2012年的流動人口約6萬多人，相當于其總人口的1/3，而流動人口中，大部分為緬甸籍人員，往來于兩國間。2013年底，云南天保口岸出入境旅客首次突破60萬人次，磨憨口岸首次突破70萬人次。③2014年上半年，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5萬人次，出入境人數同期比增長20%。④諸多數據都表明了云南跨境流動人口的增加。云南省與毗鄰國邊民之間交流頻繁，尤其近年在跨境打工這方面，互動較多，雙邊邊民都會跨境到對方砍甘蔗、割膠、種植、搞建筑、做生意或在服務行業工作等。此調研的很多跨境婚姻夫妻雙方都是因為打工認識的，到雙邊國家的情況都有，甚至有的中國男青年到緬甸、老撾、越南去打工，目的就是想找媳婦的。這也顯示隨著時代的進步，邊疆青年擇偶觀的變化和思想觀念的開放。云南邊境一線的貧困、大齡村民到緬甸、老撾或者越南去找媳婦，跨境婚姻人數的上升，是受世界一體化因素的影響，在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邊疆青年婚姻觀念從保守、封閉逐漸走向開放，從傳統向現代轉變，從一元向多元的轉變的一種直接體現。

三、思考與建議

跨境婚姻現象主要發生在地理位置比較偏僻的邊境山區一帶。造成跨境婚姻最主要的原因是山區遠離鄉鎮中心，經濟發展緩慢，資源環境條件差，缺乏發展契機，再加上跨境婚姻人群普遍是村里的低收入家庭(年均收入4000元以下的占56.96%)，經濟條件比較貧困，年齡普遍偏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專業技能，導致娶媳婦比較困難。所娶回的外籍女性，家庭情況更差，受教育水平更低。調研數據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中方配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29年，外籍配偶為3.27年。這樣組成的家庭是當地最弱勢的人群。他們缺乏謀生必要條件、人力資本和發展的手段，只能從事農業勞作，其后代同樣是低學歷、低素質，形成惡性循環。跨境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決云南省邊境地區婚姻適齡男女比例失調、貧困家庭娶不到媳婦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有利于邊境地區民族團結和邊疆和諧。跨境婚姻的快速增長，也潛伏著種種發展和穩定的問題，處理不當，會引發和帶來種種不和諧不穩定的問題和矛盾，甚至引發和帶來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問題和矛盾，應引起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通過調研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1.改變觀念，自我脫困宏觀層面，應該加快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整體經濟發展，縮小邊疆與內地的差距，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距。地方政府應該加強邊境落后山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民族地區群眾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切實改善人民群眾的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并努力解決特困少數民族的溫飽問題。作為大多居住在偏遠山區的貧困人群，也要自己努力改變，適應社會的發展，自己努力突破困境。首先是觀念的轉變。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觀念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例如，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商品經濟觀念淡薄，思維模式單一，很難尋找或開發各種營生方式，大多數滿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單一農耕生活。山區自然環境條件差，土地生產力較低，而且人均土地較少。僅靠耕種自家土地，只能維持基本溫飽生活。因此，改變生活現狀，首先是從思想觀念開始，有想法，才會有行動，才能改變。其次要走出去，接受新事物，長見識。由于交通閉塞，與外界交往有障礙，此調研的跨境婚姻人群多數最遠只到過縣城，有的甚至只到過鄉鎮。跨境婚姻家庭的外籍人員更是由于無合法身份，根本無法外出或打工。邊民必須要走出山寨，了解外面的世界，才會激發改變自身的欲望，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跟上社會發展步伐。

2.接受教育，提升能力首先是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76年，漢族為8.84年。云南省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6年，文盲率為6.03%。近30年，云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明顯提高①，由1990年的4.75年提高到2000年的6.32年再到2010年的7.6年。但云南省201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僅與全國200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持平，是全國教育落后的省份之一，且不平衡現象突出。云南省16個跨境少數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見表9)，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低很多，甚至低于30年前的云南省平均水平;大多數少數民族的文盲率更是遠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可見，云南邊疆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很艱巨和長期的任務，任重而道遠。國家層面應該有進一步的針對少數民族的教育傾斜政策。我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現象嚴重，城鎮和農村差距很大，應當建立適合我國國情和我省省情的面向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制度。首先，實現從臨時性救助到制度性補償的轉變。教育是百年大計，幫助邊疆貧困人群提升受教育水平，必須有長遠規劃，必須上升到制度層面。應制訂弱勢群體教育保障制度，成立專項資金，工作長抓不懈。其次，實現從基本受教育權救助向綜合救助轉型。當前教育救助的主要目的是不讓弱勢群體子女因貧困而失學、輟學或上不起學，即保障弱勢群體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權。但是必須認識到，這些孩子在升學和就業等方面仍然處于劣勢，應充分考慮其特殊情況，給予“份額制”對待，使教育救助的效益達到最大化。其次是提高個人勞動技能水平。要提高收入，改善生活，首先是要有能力去行動。最根本的還是要增強貧困弱勢群體的自身生存能力。對于大多數邊疆貧困人群，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生產技能低下，生產方式落后，科技和商品意識淡薄，安于現狀。如果他們自身能有意識地去學習一門勞動技能，改善生存現狀才有可能。社會及勞動部門要建立就業培訓引導機制，有針對性地培養和提高貧困人口的專業技術和文化水平，不斷提高他們的綜合能力、競爭能力和適應能力。對貧困人群進行科學文化教育和就業培訓，提高就業和勞動能力和素質，增長創收才干，創造就業機會，是促使其實現自養是脫貧解困的關鍵。還可以“小額貸款”等形式扶持有能力的貧困人口自主經營，并扶持一些小企業和個體戶，使他們增加收入，減輕社會的負擔。這也是貧困家庭未來擺脫貧困的關鍵一環

3.強化邊民國家意識、法律意識要在邊民中樹立起國家意識，增強法制觀念，使他們懂得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懂得與自己工作和生活有關的法律，依法辦事，依法律己，自覺維護社會秩序。要加大對邊境地區跨境婚姻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規的宣傳、貫徹和落實力度。政府相關部門要加大對《婚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貫徹和落實，使邊民樹立辦理《結婚證》和《生育證》的意識，認知積極辦證的必要性，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和遵守法律法規的自覺性。還要宣傳國家婚姻政策、邊民優惠政策、防艾知識、違法后果等，讓他們真正了解非法婚姻帶來的弊端，自覺維護合法婚姻。還要對邊民的“國界”、“國家”意識加以強化，從小孩抓起，以達到維持社會和諧穩定的目的。在宣傳方式上，要采取靈活多樣、簡單易懂的方法。由于云南邊境地區邊民的文化水平有限，法制教育宣傳不能照本宣科或書面板報了事，要采取容易讓當地邊民接受的方式來進行。如在跨境婚姻家庭相對集中的村寨召開會議，對全村群眾進行宣傳，同時針對跨境婚姻家庭進行有針對性的細致耐心的教育和法律法規解釋，并同時進行現場辦公等。在向當地邊民宣傳時，應當使用本地方言，或本民族語言、當地土話，把一些法律術語轉化成當地人語境下能夠被理解、容易被接受的話語;宣傳地點可以定在趕集日和邊境互市點;也可以采取邊民互相教育的方式等等。應該注重對跨境婚姻群體的人文關懷，致力于推動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法律調整和政府部門的主動介入，確實有效地解決實際問題，并通過中國與毗鄰國的共同合作，雙邊達成跨境婚姻管理協作和共識，使跨境婚姻管理真正走向有序化、規范化。

作者：戴波趙德光單位：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保山市政法委保山市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