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口轉變背景下風險家庭表現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工業化、城鎮化與現代化相互交織背景下的風險社會映像正在家庭的微觀情境中上演，風險潛伏于中國社會的底端，家庭價值急需重建。本文首先總結了當今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家庭功能弱化的表征，并超越以往單一的分析視角，從家庭成員的不可替代性、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性與居住方式的分離性三個角度把握家庭風險從隱性走向顯性的表現形式;在辨明風險家庭形成的深層次原因的基礎上，反思了風險家庭視角下中國家庭公共政策的薄弱點，對公共政策的再建構提出探索性設計。

［關鍵詞］

人口轉變;風險家庭;政策啟示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格外重視家庭和親情。家庭乃人生的第一所學校，是組成社會的基本細胞，對中國人而言，“家和則萬事興”有著非凡的意義。2016年初，《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專門提出“構建有利于計劃生育的家庭發展支持體系”，重點強調今后一段時間內要“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兒養育、青少年發展、老人贍養、病殘照料等在內的家庭發展政策”①。全面二孩政策的出臺，有利于促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對中國家庭建設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以及深遠的戰略意涵。但如何結合不同家庭的具體需求、強化總體性大政方針的針對性，進而增強家庭發展能力，仍有待深入謀劃。近一個世紀以來，“家庭”不再是有中國特色的儒家文化議題，它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爭議的焦點，這是因為家庭雖小卻與社會變遷密切相連，時代文明發展變化的特征往往更直接地投射在家庭變遷的方方面面。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的傳統家庭組織形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離婚率大幅上升，兩性關系的不穩定性增強，單親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戀家庭大量出現。1976年，美國總統競選人吉米•卡特在競選演說中反復強調“美國家庭出了毛病”，故其任總統后曾五次召開專門會議商討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在現代化與全球化浪潮中，當代中國社會短時間里實現了以生育轉變為主要特征，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變遷，此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人口再生產轉變深刻影響著一系列包括婚育行為、死亡模式、家庭結構與功能在內的多維微觀社會生活。聚焦家庭層面，在人口轉變背景之下，中國微觀家庭呈現小型化、核心化特征，家庭成員的不可替代性、家庭功能的不穩定性以及居住方式的分離性更使一部分家庭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生活環境下陷入不堪一擊的脆弱處境。

盡管尚缺乏官方權威的統計數據，但日漸提高的曝光率使得失獨家庭、空巢家庭、同居家庭等新型家庭以種種社會問題的形式走進大眾及政府決策者的視野。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婚姻家庭觀念受到社會變革沖擊甚至顛覆，家庭關系、家庭結構、家庭功能面臨重重考驗。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當前風險家庭問題的產生與之有共通之處，也有其特定的宏觀語境。楊菊華、何炤華認為，不僅是西學東漸、西方婚姻家庭觀念的傳入對中國家庭有變革性影響，新中國的成立、“”的動亂、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均將中國家庭置于風險之中［2］。此外，中國政府在家庭變遷的每一階段所采取的相應政策及措施對家庭后期發展都有一定的漸進性作用。風險家庭現象，不僅是人口、社會與經濟發展作用的產物，更反作用于人口社會經濟的發展。當一個社會作為細胞的家庭處于失穩狀態，風險必將潛伏于這個社會的底端。就此而言，國家面對頻發的家庭問題所采取的公共政策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清醒的風險認知和及時的策略調整直接關系到社會風險的控制與防范。目前，學術界多將研究視角集中于某一種家庭的失穩形式，例如失獨家庭、空巢老人，探究其根源、表現及應對策略，僅有少數研究關注中國家庭整體走向失穩的趨勢并探討中國家庭公共政策的完善方案。然而，規模漸長的風險家庭正將“家庭”這一宏觀議題重新置于學術討論的風口浪尖，它不再僅僅是社會變遷的微觀征兆，如果不加以審慎對待，風險家庭將會演變為棘手的社會問題，進而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因此，在獨特的社會背景下審視中國家庭的失穩問題，將不同的風險家庭形式放在同一框架中予以思考，從中反思當前家庭公共政策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此，本文以人口轉變作為分析家庭風險的切入點，以從隱性到顯性轉變的過程性視角更新了以往對風險家庭的分類形式。基于此，綜合人口學與社會學理論，辨明風險家庭形成的深層次原因，并簡要分析家庭失穩問題對中國相關家庭公共政策的啟示。

一、人口轉變背景下微觀家庭功能弱化的主要特征

人口轉變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動態社會變遷過程。當人口再生產類型進入低生育率的模式之后，人口轉變開始突破以往的狹義界定，后現代“第二次人口轉變”的超低生育率深刻介入婚姻、生育、健康等家庭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由新的婚姻模式、生育模式塑造的新家庭模式將家庭發展、制度功能、社會安全推向風險之下。

(一)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傳統中國社會崇尚多子多孫，三代同堂的聯合家庭占總家庭戶的大多數，這依賴于較高的育齡期已婚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觀。伴隨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加速，當代中國家庭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小型化、核心化趨勢。《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4》顯示，中國家庭平均戶規模3．02人，1—2人戶的微型家庭占全部家庭數量的近40%，而在1950年代之前，家庭戶平均人數基本保持在5．3人的水平，1980年代以來這一數據一路下滑，家庭戶規模小型化、核心化趨勢顯著［3］(P23—26)。這一變化源于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所導致的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1953年，中國總和生育率超過6，粗生育率為37‰;1982年，總和生育率迅速降至2．8，粗出生率降至22．3‰。至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總和生育率為1．22，已低于生育更替水平。根據趙中維、陳衛的估計，中國1996—2000年的平均總和生育率應不超過1．60，2001—2010年不超過1．45，這一結果遠低于官方所公布的生育水平，家庭生育功能不斷減弱［4］。另外，人們思想觀念的現代化轉變、城鎮化進程帶動的人口流動、人口壽命延長等原因均催生家庭向小型化發展。家庭規模變小，對不同年齡段人群的影響不同，家庭中的青少年一代因此缺少同輩群體，造成青年人群工作和家務負擔加重，而老年人對社會養老的需求更為迫切。工業社會中，核心家庭范圍內的社會生活變成了常規的和標準化的，家庭關系相比以前更為簡單，家庭內部交流方式由縱向轉為橫向，應對風險能力也隨之降低。

(二)老年型家庭增多1990年代以來，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從1990年的6299萬增加到2000年的8811萬，占總人口的比重由5．57%上升至6．96%。2010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比2000年人口普查時上升了1．91個百分點，而1990—2000年這一比重只上升了1．39個百分點。無論增長速度還是比重，中國老齡化發展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一方面，漸強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和漸長的撫養比使家庭贍養負擔不斷增重;另一方面，家庭戶規模變小及家庭成員生活自主性的增強對部分老年人口的負面影響正在凸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不與老人共同居住，由獨居老人構成的老年型家庭相應增加，家庭贍養功能減弱，無法滿足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和醫療保健方面的需求。而且，這一問題在經濟發展基礎較薄弱的不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尤為突出。

(三)家庭空巢化趨勢明顯與中國人口老齡化相伴相隨的是高齡化、少子化、失能化、空巢化等問題。家庭空巢化，具體指家庭中因子女外出工作或學習，老年人獨自生活的一種現象。2014年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在50歲及以上有子女的調查對象中，其子女或子女配偶均不在本戶居住的空巢家庭占40．3%，隨著年齡的增加，家庭空巢率呈下降趨勢［5］(P9)。空巢老人占老年人總數的一半，其中獨居老人占老年人總數的近10%，僅與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5］(P88)。伴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四十余載，第一代獨生子女長大、成家立業，四五十歲的父輩一代已進入空巢時期，空巢現象逐漸前移，中年空巢危機突出。在此基礎上，一旦配偶去世，空巢家庭的生命周期將進一步邁入鰥寡期。子女離開家庭，從空間上使得父輩依靠子女照料變得困難，他們與家庭成員以及社會之間的信息傳遞發生斷裂。如何使這一部分老年人平穩甚至積極地度過晚年，是一個亟待深入思考并加以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

(四)家庭式流動增強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到2．21億人。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流動人口總數為2．53億。與從前單槍匹馬闖天下的流動模式不同，現今流動人口家庭化特征十分明顯，流動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經成為家庭的常規模式，當前的流動家庭比例為17．2%［5］(P119)。其中，兩代戶、三代戶家庭戶分別約占所有流動人口家庭戶的38．52%、5．04%，一代戶中大部分流動人口也是同配偶或兄弟姐妹等一起流動，獨自一人流動的只占26．76%［6］。夫妻共同流動和夫妻帶著子女流動的趨勢越來越強，留守兒童數量卻在減少。人口流動雖然對提高家庭經濟水平起到了積極的正面作用，但它卻同時抑制了家庭功能的正常發揮。對由此產生的大批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來說，從其他家庭成員獲得的精神支持極其有限，面臨著子女養育、婦女幫扶、老人照料等問題。這意味著這些家庭功能只能更多地依靠社會機構承擔。對流動家庭來說，無法真正融入大城市生活的現實限制了家庭發展能力，幸福感得不到實質性的提升。

(五)失獨家庭矛盾凸顯自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在全國全面推行，至2010年全國獨生子女家庭已達1．45億以上［7］，因獨生子女死亡導致的失獨家庭繼而大量產生。地區差異上，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0－30歲獨生子女人數占同齡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區分別為上海(58%)、北京(53．5%)、天津(53%)、遼寧(51．8%)、黑龍江(48．6%)、吉林(47．4%)、江蘇(47．2%)等，這些地區的失獨家庭數量應該相對較多;城鄉差異上，目前農村的獨生子女總量低于城鎮，但每個年齡段的農村人口死亡概率都高于城鎮，導致農村失獨家庭規模大于城鎮［8］。由于在失獨家庭界定、全國獨生子女數量估計、獨生子女死亡概率估計方面存在差異，學術界對全國失獨家庭規模的推測有較大分歧，最大估算值是由學者楊支柱提出的1500萬。流傳較廣的媒體報道是“失獨家庭總數超過百萬，年增長7．6萬”。周偉、米紅則根據“六普”數據測算出，城鄉失獨家庭合計241．26萬戶［8］。作為計劃生育制度的副產品，失獨家庭在生活照料、大病治療、養老保障、精神慰藉等方面極易遭遇困難，盡管政府為失獨家庭發放的特別扶助金一定程度上能緩解其經濟困境，但他們心理上的創傷嚴重影響了家庭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父母一代老年生活的質量。

(六)其他家庭類型增幅顯著相關數據顯示，2000—2010年，1人戶翻倍，2人戶增68%，四成家庭是“單身貴族”或“二人世界”。2010年，30歲以上未婚者中獨居家庭比例達43．2%，單親家庭比例逐年上升，2010年達2396萬戶，成因以離異為主，70%為單親母親家庭，超8800萬戶有65歲以上老人［3］。可見，家庭小型化的同時，家庭類型也更為多樣化。目前，二人家庭、三人家庭占主體地位，由兩代人組成的核心家庭占六成以上，但其比重持續下降，單親家庭、丁克家庭、隔代家庭等快速增長，家庭的小型化和不穩定性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從隱性走向顯性風險家庭的表現形式分析

中國由人口轉變帶來的風險社會始于1996年，2016年后將演變為高風險社會［9］。以低生育水平為基礎的“人口—家庭—社會”連鎖風險效應，主要從家庭成員的不可替代性、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性、居住方式的分離性等維度向社會擴散。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推進，這種風險已從累積階段向爆發階段過渡。

(一)家庭成員的不可替代性失獨家庭，是近些年提及頻率較高的且與家庭相關的名詞，指的是獨生子女由于疾病或意外災禍亡故的家庭，尤其是父母無法再生育的家庭。生育率下降，直接導致家庭養育子女的功能削弱，但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卻在增大，子女就業社會化和對未來就業競爭增強的預期導致家庭將有限收入向子女教育投資傾斜［10］。與此同時，家庭小型化、少子化格局的出現，亦使得兩代間的情感聯系相比從前而言更為親密，物質與精神上的高成本增強了子代家庭成員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每一個獨生子女的夭折，都意味著一個家庭幸福的徹底毀滅，三角形家庭結構模式失去任何一邊都將是不穩定的。事實上，失獨是問題顯性化的結果，其根本癥結在于全國占絕大多數比例的計劃生育家庭，即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然而，在歸因問題上，失獨不是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必然結果。如果不幸失去一個孩子，父母如還有其他子女，其痛苦可能會弱一些，如果是獨生子女，痛苦會更強烈，沒有替補是政策導致的結果①。一旦遭遇非常事件，風險家庭就轉化為殘破家庭和困難家庭。除獨生子女傷病殘亡的風險外，穆光宗指出，獨生子女家庭還有成才風險、發展風險、婚姻風險、養老風險等，因此它是規模最為龐大的風險家庭［11］。隔代撫育現象的大量出現，從另一方面印證了家庭成員的不可替代性對風險家庭的間接影響。中國家庭發展追蹤調查發現，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鎮，0—5歲兒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人是母親，其次是祖父母，農村祖父母照顧的比例高于城鎮，父母共同照料的只占7．5%［5］(P67)。隨著城鎮青年一代生存壓力不斷增大、難以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農村青年遠離鄉土，離婚率持續上升、單親家庭增多，對兒童日常照料和教育的責任逐漸落在祖輩的肩上，兒童成長歷程中父母的參與被淡化，父輩(尤其是父親)的角色發揮不足。祖輩的輔助雖然有利于減輕年輕父母的負擔，但老年人的精力和能力相對有限，父母在孩子成長初期的引導、示范作用不可或缺，因父母角色失位導致的兒童心理問題、性格缺陷往往是在父母回歸家庭后也無法彌補的缺憾。

(二)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性國家衛計委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中正式將“同居”納入家庭類型，調查顯示，15歲以上家庭人口中處于同居狀態的比例為0．2%［5］(P10)。同居作為20世紀末興起的家庭形態與普通婚姻家庭不同，其存在并不依靠法律維系，而它的形成源于或直接導致事實婚姻。這種家庭類型雖尚未被法律認可，但其隱蔽性高、隨意性強等特征決定了它事實上已成為風險家庭的形態之一。同居家庭的雙方一般沒有明確的婚姻意向，只因生理或情感上的相互需要而共同生活。同居家庭中性關系的自由程度遠高于從前，由婚前性行為造成的未婚先孕，主要發生于姘居型的非法同居和未婚同居兩種情況，是非婚生子女生育的豐厚土壤。同居是一種低承諾、高自主的兩性關系，非常松散、脆弱和不穩定［12］。同居關系一旦破裂，經歷了感情創傷的個體對婚姻將可能形成畏懼心理，而孕育了非婚生子女的同居家庭由于子女的降臨，更易因生計或道德聲譽方面的考慮選擇退出同居關系，轉化為由男女一方帶孩子的單親家庭。在中國，同居正在成為正式組建家庭前的帶有一定普遍性的關系模式。同居家庭的風險主要在于它向單親家庭轉向的潛在可能性，單親家庭的大面積擴散必然會對社會的穩定與延續形成阻礙。同居家庭僅是中國目前婚姻不穩定性的一種表現，只有一人獨自生活的家庭，即單人家庭的比例已超過聯合家庭，占總家庭戶的6．5%［5］(P7)，其中主要是離婚、喪偶者，其次是未婚者個人，在30歲及以上未婚人口中，獨居的比例已達到41．4%。大齡獨居家庭的增多，一方面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職業規劃和人生發展使得一些人不得不推遲結婚年齡，抑或難以找到合適的婚戀對象;另一方面，由于婚姻家庭觀念變遷，一部分人自主選擇獨身。獨身乃至獨居，是個人擁有的、決定是否結婚甚至生育的權利問題，但在社會意識形態目前相對一元化的社會里，獨身者與其他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人群一樣，容易受到攻擊和排擠，因為這種獨特的家庭形態有違社會延續的準則。事實上，獨居家庭未必僅是個人的選擇，而是社會轉型中的產物，性別比失調、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婚戀觀革新均成為這一群體壯大的導火索。相對于其他家庭類型，獨居家庭略顯游離其外，費孝通曾指出，由夫妻、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穩定的家庭結構，而在單人家庭的預設下，未婚單身青年需要獨自承受社會壓力，一般難以享受高質量的家庭生活，離異單人家庭更難實現向夫妻或核心家庭的跨越，獨居老人則在社會支持、社會交往等方面發生風險的可能性更大。家庭成員直接支持的不可及性削弱了單人家庭抵抗外來沖擊的能力。

(三)居住方式的分離性在農村，隨著城鄉人口流動規模的持續加大，大批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留下老人和孩子在農村，由此形成了越來越多的老年空巢家庭及隔代家庭。在城市，年輕一代在家庭成員中所占比例的相對縮小及其崇尚自由、獨立的意識使他們更傾向于選擇與父母一代分開居住，而原有家庭的財富積累為這種選擇提供了一定物質基礎。空巢家庭是居住方式分離情況下風險家庭的典型形態之一。與失獨家庭相比，空巢家庭雖然從形式上保持著家庭成員的完整性，但卻無法擺脫感情聯絡與功能支持上的“貌合神離”。以往，公眾習慣于將“空巢家庭”等同于“老年型家庭”，這是因為當生育率較高時，所有子女離家單獨組建家庭后，父母一輩已基本進入老年階段，而如今獨生子女政策制造的新一代空巢家庭其父代的平均年齡顯著下降。由于家庭成員的不可替代性，從核心家庭到空巢家庭的突變在適應能力上對獨生子女父母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否則父母一輩的生活質量將可能受到影響。此外，城市中空巢家庭與子代核心家庭互動關系的工具理性特征更加明顯，其中父母為子女照顧孩子、料理家務，子女逢年過節“按時”盡孝，日常交流漸少。至于流動家庭與留守家庭，家庭核心成員不再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家庭因成員的物理距離形成網狀格局，血親成員間面對面的直接交往次數減少，居住方式的分離性阻礙了家庭代際互動。首先，父母一代難以得到子代在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心理慰藉方面的關懷。在農村，留守老人中一半以上患有慢性疾病，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無法滿足其需求，養老困境突出。另一方面，兒童一代因父母外出或父母工作繁忙而疏于照顧，社會化與教育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指出，不完整家庭青少年及城鄉留守青少年的性行為發生率均高于完整家庭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由于居住分離，這一部分青少年與父母的溝通機會較少［5］(P83—87)。然而，處于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人群，家庭功能的缺失提高了城鄉留守青少年成為社會問題制造者的風險。居住分離直接削弱了家庭中向上贍養、向下養育的代際支持，它所造成的顯性風險正轉嫁至社會與政府之上。

三、風險家庭形成的深層次歸因分析

家庭在中國傳統社會一直處于高度穩定的狀態，但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家庭的動態平衡被完全打破。從因果關系視角來看，風險家庭是風險社會在家庭情境下的上演，其中社會的個體化趨勢起到了主導性作用。“對于生活世界中的社會性來說，個體自身成為再生產單位，或者換言之，家庭作為‘倒數第二’種世代和性別之間的生活境況的綜合物崩潰了，而家庭內外的個體成為以市場為中介的生計以及生涯規劃和組織的行動者”［13］(P159)。當城市大批獨生子女一代進入青年階段，成為家庭的主要承擔者，當農村青年舉家進入城市，追尋夢想，當越來越多的家庭成員關系不再由婚姻、戶口維系，脫嵌的個體代替家庭直面社會風險，變遷的連續性演變為斷裂的“原因”。從過程視角來看，摩爾根早在《古代社會》一書中就指出，家庭是一個能動的要素;它從來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隨著社會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發展，本身也從低級的形態向高級的形態進展，最后脫離一種形態而進入另一種較高的形態［14］。當前中國與西方社會正經歷著家庭細胞向另一形態的蛻變，但變遷的過程往往伴隨著社會失范或者制度與價值的不契合。如果不加以關注并適時作出相應調整，變遷過程中很有可能演變成為矛盾的爆發點。因此，家庭失穩屬于家庭變遷的一個潛在結果或狀態。從結構視角來看，中國當前家庭變遷發生在工業社會的宏觀格局下，其概念建立在一種矛盾之上，這種矛盾存在于現代性的普遍原則和其制度的特殊結構之間，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工業社會通過其體制而使自身變得不穩定［13］。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體制及政策體系方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單純照搬西方家庭變遷的經驗。在中國的特殊社會結構下，一旦人們從工業時代的確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來，由此產生的震動可能構成家庭失穩的另一面。因此，家庭失穩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家庭變遷表象。在中國，家庭所隱含的風險最終被放大至何種程度，取決于社會應對的態度和策略。就已有相關研究而言，吳帆、李建民重點關注中國城鄉居民家庭的功能與需求對應結構和均衡條件的改變，包括家庭功能出現的弱化、轉化、外化和社會化趨勢，家庭資源結構的調整以及家庭成員需求超出家庭傳統功能所能提供的支持［15］;王躍生區分了城市與農村家庭結構演變的特點［16］;馬春華等發現中國城市家庭變遷發生在婚姻成本、婚姻的獨立性、婦女就業率與夫妻關系、核心家庭與親屬網絡的關系等方面［17］。學術界顯然已注意到當前中國家庭的巨大變化，也看到了這一背景對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但多數學者將之視為正常的家庭變遷，而非家庭失穩的預兆，或者僅將獨生子女家庭列為風險家庭［11］［18］。鄧偉志、徐新更認為，“長期以來，由于社會規范的強制作用，所謂西方的‘家庭危機’，如離婚、同居、婚外戀、同性戀等，在中國是以不同的形式隱秘地存在，無法對家庭構成威脅”［19］。顯然，這種說法同樣缺乏一定的風險防范意識。借用穆光宗的觀點，“我們需要的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風險家庭’，我們追求的是‘和諧社會’而不是‘風險社會’。風險家庭越少，社會沖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會和諧越多”［20］。所以，如果不對當前風險家庭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保持高度警惕，時刻反思配套措施并加以完善，家庭變遷所帶來的風險勢必將擴散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四、家庭公共政策的反思與再建構

家庭公共政策，無論是從內涵上還是外延上都是社會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客觀講，家庭公共政策作為制度設計的社會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塑造個體與家庭生涯，通過調整結構與制度的匹配性以規避社會風險，也可能因定位失誤或失敗而帶來意外結果。因此，我們不得不反思有關政策本身對風險家庭形成及應對的強大力量。家庭政策，主要是指政府用于穩定家庭和承擔家庭功能而針對家庭所推行的社會政策［21］。近30年以來，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宏觀層面的人口與家庭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直接參與到微觀的家庭建設活動之中，人口與家庭政策的內涵直接體現了政府對家庭本身及其需求的理解角度與程度。對照人口轉變背景下的家庭風險問題，現階段中國的家庭公共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家庭公共政策未與人口政策脫離，依附于人口政策發展。為應對1960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所引發的人口爆炸性增長，中國政府自1970年代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這一人口政策本質上是通過對家庭生育行為進行干預來實現控制人口規模的目的。雖然政府后期出臺并推行過一些家庭保健、育兒等相關政策與項目，但尚未形成一整套具有領域特異性、旨在發展家庭能力的家庭公共政策，政府目前的關注點仍流連在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和完善上。其次，政府決策者過于強調家庭責任，但明顯脫離現實。在人口與社會共同轉型的過程中，政府出于自身需要對家庭模式實施了強制性干預，這種干預最終以減輕國家負擔、增加家庭和個人責任為宗旨，對家庭關系和功能進行的功利化操作使中國家庭在制度層面被高度工具化［21］。40多年后，政府政策干預給變遷中的中國家庭帶來的卻是風險性后果。現階段家庭部分功能的缺失，使其已無力承擔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協調角色，政策層面缺乏有效的措施支持家庭自身的發展，政府在協助家庭化解風險方面的勇氣和誠意與家庭失穩的現實趨勢脫節。再者，政策對象無明顯針對性，普適色彩濃厚。

有學者提出，家庭公共政策應與社會福利一樣采取“適度普惠”策略［15］［21］。但從目前中國風險家庭的形式來看，這種“適度普惠”缺乏明顯針對性，國家財力難以達到普惠要求，如果家庭公共政策僅停留在小恩小惠層面(如計劃生育家庭輔助保障等)，對于遭遇風險的家庭來說如同隔靴搔癢。不同類型的風險家庭有其特殊需求，家庭公共政策在覆蓋面上應當是普惠，包括所有中國家庭的，但在具體措施上應當有所區別，獨生子女家庭、同居家庭、流動家庭等風險家庭應接受不同內容和程度差異的關懷。最后，政策出臺形式或亡羊補牢，或推卸責任，缺少風險防范意識。中國的家庭公共政策主要表現為應對已發危機的補償性措施，如城市的“三無對象”和農村的“五保戶”，獨生子女家庭、同居家庭等家庭模式，因沒有針對性強的特殊政策，遭遇風險時必須依靠自身解決問題、保障生存和發展需求。張秀蘭和徐月賓認為，這種政策取向其實是對家庭承擔社會責任的懲罰，即擁有家庭的人反而得不到政策的直接支持［22］。不僅是學術界和理論界，而且政府迄今仍未對風險家庭從隱性轉為顯性后可能產生的巨大破壞力有一定的清醒認識，或者說政府不愿承擔自身在防范風險中的職責。反思中國現行家庭公共政策，政府急需給予風險家庭較多的重視。在強調家庭責任的同時，以家庭為基本政策對象，反對“去家庭化”，有針對性地進行相關政策支持。在基本立場方面，家庭公共政策應建立在尊重家庭與政府合理邊界的基礎上，干預與放任并重，承認家庭的自建能力與多樣性，而政策的制定和介入不等于隨意放大政府對家庭事務的干預程度、剝奪家庭決策空間，特別是要避免類似以往計劃生育政策的相關強制性措施，而是以科學、合理地保護家庭的完整性和恢復家庭的正常功能為前提，給予家庭更多、更好的可替代性選擇。

在階段性目標方面，家庭公共政策的改進應當能有效回應家庭失穩問題，集中資源重點支持獨生子女家庭等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犧牲的群體以及有撫幼或養老責任的中低收入家庭、同居家庭等脆弱家庭形式，謹防風險帶來的社會動蕩。同時，結合當下的“全面二孩”政策，及時出臺相關的家庭配套措施，制定并落實家庭發展的“十三五”規劃，協調好計劃生育家庭和非計劃生育家庭的關系，借助人口政策調整契機，以相應的家庭公共政策從宏觀上引導家庭功能的再強化，促進家庭價值的重歸。具體而言，首先，要提高對家庭風險態勢的重視程度，加強對面向家庭發展的理論研判和數據更新工作的支持，為政策實踐提供可靠的支撐。其次，由于近些年失獨家庭形成的輿論效應漸強，獨生子女家庭這一風險家庭形式已被納入政策議程，但其他風險家庭因所占比例較小，仍未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家庭公共政策工作的推進需要拓寬視野，加強對潛在失穩家庭的監測與關注，適時并有針對性地增加政策條目。再者，增強“家庭發展能力”是家庭公共政策的核心所在，在稅收和其他相關福利制度中應當體現出政府對家庭責任承擔的支持和協助［15］，促進家庭成員能力和風險應對能力的發展，如增強代際間小家庭間的凝聚力，協助獨生子女完成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主要任務和目標，集思廣益以間接增強同居家庭內部的情感紐帶。最后，家庭公共政策設計應與有關部門的社會政策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充分整合資源，避免交叉領域上的沖突，協力強化相應的家庭保障措施，提高風險家庭成員的社會保障水平，尤其是對風險家庭養老與撫幼責任的分擔，建立健全特殊困難家庭救助制度，輔助家庭社會支持系統的建設，盡全力預防甚至降低家庭風險激變的可能性。

作者：陸杰華 湯澄 單位：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