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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是指作為人與生俱來的一切權利。當今許多國家普遍在其憲法中將人權的概念具體化和法律化。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對人權的保障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我國黨和政府一貫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目前我國已加入包括《經(jīng)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內(nèi)的25項國際人權公約，并積極為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創(chuàng)造條件。同時，在國內(nèi)制定或者修訂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為完善人權保障措施，加大人權保障力度從立法的層面上給予支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一次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的總則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之前我國刑事訴訟法在實踐中完全沒有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措施。我國法律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guī)定最早是在2004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此次修正案通過前，我國刑事訴訟法一直是以憲法第三十三條的規(guī)定為依據(jù)來尊重和保障人權。在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中明確尊重和保障人權是貫徹和落實我國憲法中人權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也是我國立法的進步。

一、刑事訴訟的價值學說

由于“價值”這一范疇本身含義的多樣性，刑事訴訟價值的含義也呈現(xiàn)出一種多樣性，這直接導致學者們對刑事訴訟價值概念的界定存在意見分歧。國外刑事訴訟價值理論主要包括：絕對工具主義程序理論，相對工具主義程序理論，程序本位主義理論，經(jīng)濟效益主義程序理論和綜合程序價值理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功利性質(zhì)的“工具主義”一直作為刑事訴訟價值的主導，即刑事訴訟程序的首要價值在于保障實體法的實施和獲得公正的實體結(jié)果。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對國外理論的引介及司法實踐的需要，理論與實踐中的差異使得我們對于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進行重新思考，我們認識到程序正義對于保障人權的重要意義，純粹的程序工具主義應當被拋棄，我國學者也已經(jīng)開始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刑事訴訟價值理論，其中主要有：工具性價值優(yōu)先說，價值層次論，并重論，內(nèi)在價值論。我國刑事訴訟價值理論的研究爭議較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價值多元化的現(xiàn)代社會，刑事訴訟價值不可能是單一的，而需要其在內(nèi)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之間平衡。從人權保障的角度，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立法模式從工具性價值優(yōu)先說逐步向并重說轉(zhuǎn)變，應當說我國立法機構現(xiàn)在更加重視程序正義，因為程序正義是實現(xiàn)人權保障的基礎，只有真正做到程序的公正，才能實現(xiàn)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

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的人權保障

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通過前，由于憲法對于規(guī)范刑事司法權力的配置尚缺乏制約機制，從而導致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嚴重侵犯人權的現(xiàn)象。甚至對一些嚴重侵害公民人權的秘密偵查行為，如秘密監(jiān)聽、警察圈套等，刑事訴訟法都不做任何明確的法律控制。隨著侵犯人權的案件越來越頻繁、百姓呼聲越來越強烈，刑事訴訟法修正終于得到全國人大的重視。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其中關于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之處值得鼓勵，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人權保障的最新規(guī)定有如下幾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律師的時間提前

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nèi)，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nèi)，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托辯護人。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guī)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zhuǎn)達其要求。這相比以往的只有在公安機關將案件材料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才能委托辯護人的規(guī)定是一種進步，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說，刑事訴訟法中保護的人權不是所有公民的權利，而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處于劣勢地位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一方所享有的權利。面對行使國家公權力的司法機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地位顯得尤其劣勢，如果不對其人權進行保障，則刑事審判會呈現(xiàn)一邊倒的局面。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權享有辯護權的權利就是為了使得在刑事審判中控辯雙方的地位不會出現(xiàn)明顯的差距，從而影響審判結(jié)果的公正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的時間提前對于保護其人權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受到侵害的情況就可以及早的提出申訴或控告，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刑訊逼供和強迫自證其罪等情形的出現(xiàn)。為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辯護人還可以盡早的申請變更強制措施。

（二）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犯難”

實踐中，因為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沒有相關的具體規(guī)定，律師在案件的過程中往往被偵查機關以“本案涉及國家機密，不能會見”等為理由而拒絕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jīng)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辯護律師持律師執(zhí)業(yè)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jīng)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jù)。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jiān)聽。這些規(guī)定都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合法的保障，使得會見不再“犯難”，但對于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的例外情形所作出的規(guī)定也和情于理。同時應當注意規(guī)定第三款中的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jiān)聽也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的訴訟權利所提供的有利保障。

（三）法律條文中明確任何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是現(xiàn)代刑事訴訟制度的一項基礎性原則。聯(lián)合國制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4條第3款中第g項規(guī)定“受刑事追訴的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有罪”。此項規(guī)定表明，在判定對其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都完全平等的享有最低限度的保證，即在刑事訴訟中被指控的人都應享有反對自證其罪的權利。確立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有利于加強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保障。美國聯(lián)邦憲法第五修正案規(guī)定：“任何人不得被迫在刑事案件中作為反對自己的證人”。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規(guī)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jié)輕重的各種證據(jù)。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jù)，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次明確的提出反對自證其罪原則。任何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是現(xiàn)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制度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夠真正享有辯護權的基礎之所在。是否確立該原則不僅體現(xiàn)出一個國家在特定的時期對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等沖突的訴訟價值的選擇態(tài)度，同樣也能反映出一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狀況和刑事訴訟文明與進步的程度。因為自我保護是人的本性使然，任何人對其權利享有處分權，不能強迫其放棄自己的權利并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上的進步，在未來修改刑事訴訟法中明確沉默權也指日可待。

（四）為犯罪嫌疑人提供飲食和必要休息，避免變相逼供

我國法律雖然明確規(guī)定禁止刑訊逼供或者以非法的手段獲取證據(jù)，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與刑訊逼供類似的方法數(shù)不勝數(shù)，雖然偵查機關沒有使用刑訊，但對犯罪嫌疑人所造成的傷害是不盡相同的。偵查機關往往是利用法律中未明確規(guī)定而產(chǎn)生的漏洞，不給犯罪嫌疑人提供飲食，不讓其上廁所，或者禁止其睡覺等，這些五花八門的做法雖然不會直接對犯罪嫌疑人的身體產(chǎn)生損害，但是能夠在精神上折磨犯罪嫌疑人，從而迫使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三款規(guī)定，不得以連續(xù)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和必要的休息時間。這樣具體的規(guī)定是對法律漏洞的彌補，可以起到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還有許多其他的非法手段沒有得到明確規(guī)定，有待進一步的完善。

（五）新增近親屬可以拒絕出庭作證的規(guī)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這樣的規(guī)定看似合理但是有時難免違背人之常情，例如近親屬之間作證就會出現(xiàn)很多問題。如果強迫近親屬在庭審中和被告面對面質(zhì)證或者作出對被告不利的證言，很可能會傷害到他們家庭的成員感情，不僅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很可能會導致反目成仇等更為嚴重的后果。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guī)定，經(jīng)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樣的規(guī)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xiàn)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人權的尊重，符合以人為本的立法精神。

三、結(jié)語

我國現(xiàn)行刑訴法是1979年制定的，1996年作了第一次修改，時隔16年，刑訴法迎來第二次“大修”。法律的完善是一個不斷發(fā)展和變化的過程，每個時期都有其特定的法律。因為法律具有滯后性，所以不可能存在完美無缺的法律，我們只能通過不斷的修改來彌補法律中的漏洞，解決新出現(xiàn)的問題。此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總體來說是值得肯定的，其中許多規(guī)定都與現(xiàn)代國際通行的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相符合，體現(xiàn)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立法上能夠吸收和借鑒外國的法律，同時又能結(jié)合本國實際情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