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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步伐的加快，人口老齡化問題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價值觀念、精神信仰、社會控制和社會保障等都處于重建的過程之中，社會生產力還不是很發達，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步調與人口老齡化狀況不一致甚至嚴重脫節，保障老年人權益日漸成為一個需要引起全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且已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思想淵源和現實基礎

(一)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思想淵源

人道主義道德基礎。保護老年人權益，可以在源于17、18世紀的西方人道主義思想中找到詮釋，從而構成對包括老年人在內的一切弱勢群體進行傾斜保護的道德基礎。人道主義基于人性構建起一套完整的道德系統，認為人是平等、自主的，人人有權利得到社會平等的關心和尊重［1］。即每個人都享有最基本的人道平等，不論其社會地位、宗教信仰和生活環境如何，均享有與他人同樣的生存權利;均享有人的尊嚴，并且這種尊嚴應得到充分尊重;均有追求自由平等、自我發展、自我決定，以獲得幸福生活的權利。在現代社會中，則歸于兩類基本的權利:一是自我的權利，包括生存、健康、居住、休息、安樂等;二是相互的權利，主要是工作、教育、參政以及享有獲得社會福利與人道服務的權利［2］。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本質上也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個人與社會都有責任維護對方的生存和發展。在這種相互依賴、相互幫助的關系中，從道德要求出發，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反之，能力越小，責任越小。老年人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一部分，其能力的減弱和損耗遠非一般社會群體，因此在法律設計上，出于實體公平和正義的考慮，在以老年人為一方構建的社會關系中，必須為其提供更多的保護和傾斜。保護社會中的弱小群體，保障其生存條件和各項基本權利，是一個民主、進步、文明、和諧的社會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不斷發展的社會須積極開展的基本工作。這既是一種道德立場，也是一種道義選擇，對老年人權益予以特別保護，正是源于這種思想。社會契約理論基礎。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來看，老年人作為弱勢群體的一部分，其權益保護具有濃厚的社會契約基礎。社會契約論關乎在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里，應當如何分配個人基本權利、社會財富和自由，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對待社會弱者(包括老年人)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加強社會綜合治理、實施惠民財政、保護社會弱者的哲學基礎。包括對老年人在內的弱勢群體保護，可在“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的立足點上找到其理論支點。社會契約的目標理想是為利益沖突中的國家、社會和個人三者之間找到平衡的支點及合乎契約精神的社會治理模式，以解決平等和自由的安置及彈性空間，解決強者與弱者之間的沖突與排斥［3］，從而在自由、平等地位得到確認的社會主體之間，依據公平的合作條件達成協議的政治生活中，使那些由于自身條件或社會原因等因素還沒有獲得充分自由、平等地位的弱勢群體得到合理的救助。因此，社會契約論關于理想社會的構建，為我們完善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弱勢群體保護，全面、系統、深入地詮釋弱勢群體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現實基礎

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現實基礎可從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老齡化社會的現實需要;二是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內在要求。就前者來說，中國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行列，人口老齡化對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由此，老年人權益保障體系的構筑問題也就異常復雜。做好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不僅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社會問題的直接要求，更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科學發展、加強社會管理與創新、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工作。當前中國社會老齡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在敬老、養老、助老等問題上，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自己，老年人權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障，是衡量人口老齡化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特別是人口老齡化社會的職責，業已成為國家和全社會的一項重任。就后者而言，進入21世紀，社會學學者麥多斯等人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應該是一個世代延續的社會，一個避免做任何削弱其物質和社會支持系統之事的遠見、靈活及明智的社會［4］。這個社會不僅強調社會生產、消費和環境的關系，還強調社會福利及其爭取安全保障的全部社會結構，即重視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關注不同社會群體的共同發展，老年人群體自然也不例外。就社會發展而言，現代化所內含的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均不同程度地給老年人生活帶來一定沖擊和影響。城市化的趨向使作為地位資源的土地的重要性降低，年輕人口向城市和大城市遷移比例加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與老年人之間的傳統連接方式，作為老年人重要保障單位的家庭其作用被減弱，使老年人在物質、精神、社會等方面的需要越來越得不到滿足［5］(P65)。工業化的進程使得市場競爭成為必須和必要，而市場競爭又是以效率為準則來篩選市場主體，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優勝劣汰”效應，一部分人因為生理和社會等條件的限制被認為效率低而淪為社會弱勢群體［6］，老年人群因由此逐漸被淘汰于社會生產型勞動之外。信息化社會要求社會成員須具備不斷掌握更新知識和信息的能力，這對老年人群體來說同樣是一種挑戰，老年人對新事物的接受慢，且在一種以年輕人為中心的國民教育體制下也不可能獲得更多的再教育機會，老年人在傳統社會中所享有的信息優勢往往弱化乃至不復存在。總之，現代化的趨向不可避免地產生社會排擠，會對一些人群產生不利因素［7］(P44)。所以，老年人成為社會排擠對象，是不可避免的，也直接侵蝕著傳統社會道德、傳統習俗和在此基礎上的人們觀念形態的期望。老年人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繼續參與工作并作出貢獻的要求無疑會面臨著來自于市場自身的障礙，根本無法通過市場自身調節的方式來解決。那么，根據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不僅要有GDP的增長，而且最終應指向人實現的自由、全面發展，故應通過立法等途徑為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弱勢群體提供適當的生活保障，將其保障權益納入社會全面發展的有機組成，承擔起必要的社會責任。

二、加強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對策與路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總體上不斷進步，但因受諸多因素的影響，仍存在許多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現為立法保護不明確、執法保障不到位、社會保障不充分、社會文化未跟進。所有這些，都直接影響到老年人權益保護工作，致使侵害老年人權益的情形不斷發生，且呈上升趨勢。為此，我們應借鑒美、歐、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結合本國實際，從完善和落實與老年人權益相關的法律規范入手，同時加強社會機制和人文環境等各個方面的建設，以此加強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的全面落實。

(一)法律途徑

老年人權益保障的核心是應首先加強和完善老年人權益法律保護體系。

1．加強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學的理論研究。由于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都將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因此必須立足于中國國情，從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諸多領域和社會各個層面對其進行深入調查及研究，提出問題，追本溯源，提出應對人口老齡化、有效解決保障老年人權益的法律措施，用于指導立法和司法實踐，以減少盲目性。

2．完善老年人權益法律保護體系。老年人在社會群體中具有雙重身份，既公民+老年人，故對其權益的保護，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作為公民，其權益必須得到一般性的法律保護;另一方面，老年人作為公民中的弱勢群體，法律對其權益的保障必須有特殊的相應規定。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的界定應為特別法，以體現出其特殊性。就中國目前的立法狀況來看，可分四層進行:一是制定強制性條款，在老年人權益保護法中增加并完善法律責任、輿論監督等內容，對歧視、侮辱、虐待、遺棄老年人，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侵占老年人財產，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行為，給出明確的界定與懲戒措施，確保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的實施;二是制定保證性條款，通過出臺實施細則的方式，使某些條款更加具體和細化，明確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包括精神贍養、醫療保障、社會福利等，增強可操作性，便于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的實施;三是制定鼓勵性條款，制定相關老年事業促進法，促進老年社會保障事業的蓬勃發展，對興建老年服務設施的團體、公民可規定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四是修訂和完善中國程序法，對其中涉及老年人權利實現的相關條款加以補充，設置專門性的老年法庭，賦予公證撫養協議以強制執行效力，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酌情減免訴訟費用，使老年當事人的維權訴訟行為更加便捷。

3．構建“老年人權益保護組織+公益訴訟”模式。依托專門的為老服務組織，建立老年人公益訴訟制度。可考慮賦予為老服務社團組織涉老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賦予該類組織代表老年人利益提起訴訟的權利;政府可以每年劃撥一定數額的資金給為老服務組織，確保該組織的正常運行，并撥專款成立為老訴訟基金，為有需要而無能力的老年人提供訴訟幫助;規定為老服務組織在行使公益訴訟時，免收訴訟費和律師費用;國家應當鼓勵和授權為老服務組織進行涉老公益訴訟。

4．加強普法宣傳，讓法律走入老年人日常生活。將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保護老年人權益的相關法律法規納入持久性的普法計劃，通過法律服務專線、典型案例等方式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使有關組織和家庭了解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規定，提高全體公民特別是老年人關于老年人權益保障方面的法律知識水平，使老年人在學法、懂法的同時，增強自我依法維權意識。

(二)其他途徑

老年人權益保障還涉及社會保障、文化道德、自我保障等方面。

1．社會保障途徑。老年人權益保障的落腳點在于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主要包括加快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險等基本制度，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養老、醫療保健服務體系，保證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醫療需要;積極發展福利性公共養老設施，擴大服務對象范圍，提高服務質量，拓展服務內容，滿足老年人服務需求;大力開展為老服務人力資源開發工作，推行為老服務職業資格準入制度，開設為老服務課程專業，為涉老服務提供人才保障;設立老年人才市場，建立老齡勞動力供需網絡，發掘老年資源，滿足老年人對發展權實現的需要;發展敬老事業，做好社會優待服務工作，在確保老年人權益的同時使其感受到全社會的尊重;積極組織開展老年文體活動，建立老年活動室，辦好老年大學，豐富老年書報刊和影視戲作品，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2．文化道德建設途徑。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基礎是運用道德手段來進行，故應充分發揮道德的力量。一是大力弘揚尊老敬老的道德傳統，加強社會環境建設，在全社會提倡尊老的優良傳統，塑造敬老的和諧風尚;二是在文化層面營造愛老尊老的社會文化氛圍，開展敬老助老養老宣傳教育，增強社會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讓人們普遍盡義務，講孝道;三是加強文化道德制度建設，確保青少年的敬老美德教育制度化，老年事業成效顯著組織的表彰規范化，尊老敬老家庭和個人的褒獎常規化;四是強化文化道德途徑的輔助功能，配合法律的實施，對遺棄、虐待老人的相關人員予以道義譴責，努力使其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

3．自我保障途徑。老年人權益保障的關鍵是加強自我保護，國家和社會對老年人的保護作為外部條件，同時還要通過老年人自我保護這個內在根據才能得以實現。所以，老年人不應消極等待來自國家、社會的保護，應主動進行自我權益保護，提高自我維護意識。在中國，基于傳統習慣，自我保護可通過老年人自己或其子女完成。但在贍養權保障中，老年人又可能與子女發生直接沖突，為此可提倡簽訂贍養協議，或就贍養協議辦理公證，以減少贍養糾紛的發生。

三、老年人權益保障———維權模式

(一)自力救濟模式

自力救濟是指權利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依靠自身的實力，通過實施自衛行為或者自助行為來維護自身權利。它是一種最原始、最基本的權益保障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老年人維權“難”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許多老年人自我保護意識不夠強，獨立性缺失，把自己的權益保障全部寄托在家庭和社會方面。例如，有很多老人借款給子女時，很少會要求其出具借款條或其他書面證據，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對家庭成員的信任外，或多或少存有“養兒防老”的心理障礙，有些事實上卻是在自身的權益保障上打開了豁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定，在諸多子女直接侵害老年人財產的案件中，絕大多數老年人因缺乏證據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強化自力救濟，是老年人維權的基礎，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老年人要樹立自強、自立的意識，敢于依法行使自身權利。對子女不盡贍養義務的情形，敢于訴諸法律來保護;喪偶或離異后，敢于再婚;對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多做疏導工作，必要時可請求基層組織和單位進行調解，直至通過訴訟來解決。二是謹慎處理個人財產，確保經濟獨立，因為經濟獨立是維護自身權利的先決條件和基礎。三是要有證據意識，證據的留存是確保自身權利實現的前提，老年人可通過公證或見證的方式來實現。四是自我調適，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年人離退休后，需要及時進行自我調適，加強心理修養，經常讀書看報，參加社團，參觀訪問，積極培養、豐富自己的日常生活，擴大視野，強化對社會的感性認識，跟上社會發展的潮流;參加力所能及的社會活動，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和社會交往圈，陶冶個人情操，淡化和消除郁結心情，提高心理素質;適度參與，發揮余熱，把一生積累的知識、經驗、專長傳承下去，為社會繼續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家庭幫助模式

在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模式的選擇還必須考慮兩種實際情況:第一，傳統文化的影響。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澤，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種“萬事不求人，養老靠兒女”的傳統觀念。這種觀念把人們禁錮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在家養老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同時，儒家文化對孝道的強調成為社會的基本倫理，進而轉化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因而在家養老具有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第二，老年人心理方面的需求。傳統的家庭養老有其特殊的功能，它集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于一體。傳統社會的大家庭之所以為人所稱道和懷念，就是因為這種家庭中的老人除了能得到經濟供養和生活照料之外，還可以享受兒女繞膝的天倫之樂，免除老人的寂寞孤獨。上述兩種情況表明，家庭幫助模式在老年人維權中極為重要。一般來說，家庭幫助模式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贍養，有收入的子女為老年父母及祖父母提供經濟保障;二是生活照料，老年人在家庭里得到兒孫輩提供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服務;三是精神安慰，老年人在家庭里精神上有依靠，感情上有交流，可得到心理慰藉。目前，中國老年人對家庭的依賴程度在城鄉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城市中享受離、退休待遇的老年人，主要是機關、國有企事業和部分集體企事業單位的原工作人員，這部分人員在獨立生活的經濟方面一般無太大的問題，但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不便和心理上的孤獨感卻是不容忽視的，他們需要更多的是子女們的關心、常回家看看、陪著聊聊天等精神方面的安慰，追求更多的是精神安慰的滿足。對于農村為數眾多的老年人來說，經濟供養主要還是靠子女，家庭不僅是日常生活的場所，而且是保健、醫療、娛樂、接待親朋好友的場地，家庭幫助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家庭成員在養老問題上承擔更多的責任。當然，家庭幫助模式的作用相當廣泛，特別是對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撫慰和照料，其作用更是無可替代，也是幫助老年人以積極姿態安度晚年的最佳方式之一。家庭成員對老年人精神生活需要的了解及適時給予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幫助老年人實現幸福權的基本保障。

(三)社會救助模式

在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現代社會，面對中國家庭規模小型化、獨生子女家庭普遍化的趨勢，“主要依靠家庭幫助”來保障老年人權益已經不適應時展的要求。以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救助是大勢所趨的老年人權益保障主要模式。通過社會化，可克服單個家庭在承擔老年人維權時的困難，故社會救助必然會成為中國未來老年人權益保障的重要途徑。首先，政府在開展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時，應支持和鼓勵建立涉老社會團體，讓涉老社會團體組織等為老服務平臺得到更好的發展，從而更好地全面開展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其次，涉老社會團體應積極協助政府開展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包括開展敬老、養老、助老的宣傳教育，進行調查研究，了解老年人維權情況，積極向政府反映老年人的合理要求，接待老年人的來信、來訪，調解一般的涉及老年人的糾紛等。再者，發揮社會各界力量的不同優勢，共同做好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基層群眾組織可以社區為依托，采取建設老年活動站、開通老年人救助呼叫系統、建立家庭服務員制度等多種方式為老年人提供社會化、規范化的服務保障;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和法律服務所的服務可延伸到社區，開展“送法上門”活動;醫療機構可開辦社區門診、家庭病床、巡回醫療等服務事項，為老年人就醫提供便捷;企業可興辦老年福利設施、活動場所，開發、生產、經營老年人生活用品。最后，擴大志愿者服務隊伍，政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可與各種志愿者組織、大中專院校和中小學等社會組織合作，明確服務內容和服務規范，造就更多的專、兼結合的為老服務志愿者隊伍，更好地為老年人提供社會化幫助。

(四)政府作為模式

從現代法治意義上講，對老年人權益進行保障同樣體現著公民個人與公共當局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代表公共管理者的政府理所當然地成為對其權益進行保障義務的承擔者。事實上，老年人權益保障涉及勞動保障、醫療、民政等多個領域，更涉及一整套的制度設計。在這些制度安排中，政府應利用所掌握的有效資源，采取多種手段、多種方法和途徑對老年人權益進行保護，且往往是全方位的，具有全面性，并發揮著主導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組織保障。政府通過其主管部門各司其職，協調聯動，加強配合，形成合力，在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中發揮著組織保障作用。二是政策導向。政府通過對社會老齡化狀況的了解和把握，根據全局工作安排制定老年事業發展規劃，并將其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在養老服務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和支持，鼓勵社會各方面的資金投入和積極參與。三是監督檢查。政府通過強化有關部門職責，對侵害老年人權益的行為和案件依法予以嚴肅查處，監督檢查各有關主體，切實保障老年人權益的實現。四是財政投入。政府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逐步推行公建民營、民辦公助、購買服務等方式，為老年人權益保障提供必要乃至盡可能充足的財政支持和資金保障。

(五)綜合模式

老年人權益保障問題實質上也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單純依靠個人、家庭、社會或政府，都會有失偏頗。所謂綜合模式是將上述幾種模式組合或整合。自力救濟的前提是老年人生活能夠自理并且經濟上獨立，否則就必須依賴家庭、社會和政府的幫助。家庭幫助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況且隨著“四二一”家庭結構趨勢的擴大，兩個青年人幫助四個老年人甚至八個老年人，恐怕難以承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救助必將在老年人權利保障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仍無法替代家庭在情感關懷和精神贍養方面的作用。保障老年人權益是政府和全社會的共同職責，這種責任屬于宏觀層次上的，但中國目前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富裕程度，還不能給老年人提供充足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支出。因此，必須充分發揮自力救濟模式、家庭幫助模式、社會救助模式、政府作為模式的各自優勢，整合各種資源，依靠各種力量，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以社會為依托，以家庭、個人為主體的綜合維權模式。從長遠看，應努力實現從政府部門向社會第三部門的過渡。總之，綜合模式要求在發揮個人、家庭維權作用的基礎上，又能調動全社會力量，并且以政府的強制力和財政支持為堅強后盾，使老年人權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關心老年人就是關心自己的明天，站在研究者的立場，我們希望借此喚起各方面專家學者和全社會的關注，積極探究相關路徑和方法，為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提供積極有效的智力支持和資源支持。